上坟
我只是用一束鲜花。和我的心意。我也只是站在那儿。只是鞠躬。当我弯下身去，我觉得仿佛有谁，正在定睛看我。
（一）
山风吹过，密枝和蒿草齐人高，找不到来时的路了。我心里忽然像起风一样起了悸怕，这是在给我父亲上坟时。弟弟比我镇静得多。其实我们小时候一样没有得到过父爱，但他没有我敏感，而我没有他忠厚。
我知道关于父亲的一些事情。比如他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比如他在建成兰州的刘家峡水库前还是个挺“大”的官，后来因为出了事故被贬。我知道他比我母亲大十几岁。我知道我们家几乎一直是两地分居。我知道我在1974年六岁时有了一辆崭新的儿童自行车，在1975年我家有了一个“双喜”牌高压锅和一台上海“凯歌”牌电视。我知道1976年我八岁时有了第一双红皮鞋，十岁时大舅带我去上海看当时最高的二十四层的上海国际饭店。我记得1977年的夏天，我家人不知为什么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院子里放上一排排的凳子椅子，好些人都来了，像看露天电影，那天播的是“大风歌”----是关于刘帮吕后的一个话剧。
我在完全不知物质为何物的年纪，其实是享受了物质的不欠缺，这一切应该是得益于我父亲----我们家常年少一个人，多了很多东西。但我也在明白了情感是什么的时候，全然的感到我一无所靠。情感这东西说它玄也玄，说它简单也简单。付出的时间精力心情，有时宛若水倒在了海绵里，毫无反应，叫做父母的甚至沮丧。但哪一天海绵拿来派用场时，水就挤出来了。可惜的是，我是一块干海绵，该我往外挤的时候，勉为其难。
我父亲去世的那天，刚好恰巧我一个人在场，医生说完就走开了，我下意识的跟着她走到门口，恨不能尾随而去---我害怕。但是，也许真就是上天定下的规则，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留下来，想了一想，该做什么？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我想起生孩子前因为害怕，到处去问。可是真正的“害怕”是----其实是发生了以后才知道的。我给他洗了脸和手，他的神情安静平和。那是1995年五月的一个下午，北京郊外的一个地方，据说离十三陵尤其是定陵很近。那个地方我只去过一次，也许这辈子只是那一次。但是那家医院那间房那个窗口晒进来的太阳，我很想忘记，但，不一定能。
我在料理父亲后事过程中，曾给我在上海的大舅打过电话。我大舅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他几乎和我父亲同龄。对我母亲，他这个婚姻不幸福的妹妹特别的忍让。对我们---一大堆外甥中的两个，也特别的关心。我两次回国必定要在上海停留，其实也觉得挺麻烦他的。已经七十几岁的人了，跟着我们到东到西。今年这次，在南京路上，我不知怎么问起了国际饭店，高楼阙起的上海，哪里还看得到？午饭的时候，毛毛说要吃水饺，我们一行人便去了“大娘水饺”。坐定后我说我儿子就是一个北方侉子，整天的喜欢面食，要追根究底，还是因为爷爷是河南的，虽然几辈前跑到了浙江，根上还是没变、、、、我忽然说不下去了。大舅眼圈红了。这些年，随着大舅越来越老，我们也越来越不能提起爷爷。
其实，我回国，必定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给爷爷上坟。
（二）
所谓爷爷其实是外公，我们从小都这么叫，所有的孙子和外孙。
我记事起，他就退休了，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不知道他有多大，直到他去世的那年，1996年6月，他九十岁。爷爷的坟在二舅家附近，在一片山坡的腹地，往上走可以看到不远处一片湖水泛着银光。爷爷有八个子女，四男四女。二舅是他最偏爱的一个，我问过我妈为什么？答案每每不同，这次我妈说是可怜他，因为他境遇最不好。我个人比较可以接受这个答案，因为我也是妈妈了。爷爷和奶奶的名字一个是“德熙”一个是“德华”，都姓田。也是很多年后，我才知道爷爷是入赘的。他原先叫什么，无从可知。田家早年间还是有一些产业的，就一个女儿，也让她读书识字，招了一个从浙江丽水跑到南京的小伙子，生了这么多孩子，送走了两位老人。我妈说其实老人去后，爷爷有心改变局面，不敢动儿子，只问女儿们谁愿意跟他姓蔡？结果没人愿意，后来就再也不提了。
丽水在浙南的大山里，漫山遍野的竹林。爷爷的坟边四周也都是竹林。我从小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我家屋后也是一片竹林。竹子越来越多，四月间有新笋冒出，挖出来炒鸡蛋。后来我妈说竹子难活，爷爷种几趟死几趟，再种再死，直到七十年代初才真正成活。我在坟地四周走了一圈，脚下有半尺高的笋尖细细撑着，来年一定又是挺拔秀雅的身量。竹子难活，而一旦落地生根，便又是一片天地，子子孙孙，繁衍生息。爷爷在南京生活了一辈子，只回去过有限的几次，垂暮之年更想，但已力不从心了。二舅肯在坟地旁栽种竹子，合了爷爷的心意。我在这片竹林里看我爷爷的坟，好像在爷爷的另一个家里，并无隔世之感，也不悲伤。
爷爷是个爱花草之人，我家院子里有花台，80年爷爷种成了墨菊，开花时居委会主任都跑来看，因为成分不好，他这样的人物是从不登我家门的。月季玫瑰娇贵些呆在花台上，芍药贱长贱活，院子里每个角落都有。爷爷一辈子让人侍候，唯一例外的是他侍候花花草草。爷爷爱书，也看重爱书之人。他和医院刘医生是忘年之交，两个人一谈好几个钟头，把好些旧书旧报纸搬进搬出。我八九岁时被要求看姚雪垠的三卷本《李自成》，大冬天要立起笔杆写毛笔子。爷爷是我们家的权威，他错了，也没人敢说。我们即使饿扁了肚子，他不上桌，没人敢动筷子。我们家的孩子不能出门和街上的孩子们一起疯，我们是圈养的，想不孤僻都不行。
爷爷是重男轻女的。我们家第三代的孙辈们，男孩都叫“大”什么，女孩都叫“小”什么。据说生我时打电报给我爸是四个字“大小平安”，我弟弟时也是四个字“母子平安”。我大舅五十年代初考上大学，是爷爷引以为荣的骄傲。二舅聪明过人成绩优异，在高中的最后一年被当做“5，16”分子抓起来，三舅没逃脱“上山下乡”的命运，老舅勉强进了工厂。爷爷的失意，是看到儿子们像他一样，不可主宰自己的命运。他好歹可以逃出大山，难免虎落平阳被犬欺，最终也竹节一样挽住生根。儿子们，却只有浪潮一样起伏在人海里----时也，命也。
爷爷又是个极其讲究的人。抽了一辈子的烟，晚年说戒就戒了---立时三刻的，从未反复。也喝一点酒，每天定量。他喜欢在初夏，新鲜玉米上市时，一粒粒剥下来，放上油盐炒了下酒。爷爷喝酒时不会问“茴香豆”有那四种写法，他是爱讲笑的，书里的故事，有趣的传说，他喜欢掐头去尾的“显摆”---让我们猜。我们家最著名的传说是“一个鸡蛋分九份”，八个孩子个个都有。这是爷爷卸下威严，唯一表露他儿女心肠的“典故”。爷爷如果有一天，穿戴整齐，皮鞋擦得锃亮，出门去，那就是他要去理发了。他穿过整条街，身杆立的笔直。街边上有老街坊老人蹲在路边看人下棋，见了他打招呼，他会稍稍顿足回礼。但是说停下来，或者干脆一起蹲下拉呱，那也没什么不好，但那不是我爷爷。
我结婚晚，爷爷也看到了。他老年时一直在院子里种花种菜，弄土培竹，每日忙碌，身体很好。到我怀孕时，他就不好了且情形急转而下。六月初回去看他时，我刚刚知道孩子的性别，便告诉了他。他真的好高兴。我妈妈为爷爷如此的看中儿子，一辈子都是“怨气冲天”。我也不明白，其实和爷爷最亲密无论远近都挂念的人是我这个“外孙女”，但他出殡的那天我被远远地排在几乎最后面。爷爷这一生从私塾开始，他难免给这个家庭带来很多古旧又不合事宜的东西。但我仍然感谢他也同时让我知道什么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即便不幸只成为一个市井的小人物，依然可以活得清静不世俗。我爷爷去世后，他的书是大舅拿去了，照片是我带到了加拿大。其他的儿女，他偏爱的二儿子，都把他的过世仅仅当做“老喜丧”。怀恋，是极其的寡而又淡的。
我妈妈和大舅在爷爷去世几年后，结伴去了一趟爷爷在浙南的老家。他们看到爷爷的弟弟，和爷爷一模一样，禁不住眼泪长流。他们还看到另外一个令他们吃惊的人---一个老妇人，比我爷爷还老，还活着，这才明白了当年我爷爷为啥逃离老家，那是为了逃婚，逃避和这个家里定下来的女人结婚。爷爷的难处，从逃婚开始引发的种种困境，他们有些明白了，爷爷的短处，也就不再被挂足齿间了。一世为人，到了，才被儿女们懂得在心，八个中有俩，也不枉了我爷爷。
大舅老了，每年清明从上海回南京上坟，是雷打不动的事儿。我这次回去也劝他不用这么亲历亲为了，他说父母的坟，但凡走得动，怎么能不上呢？
我有时也很恍惚，不知爷爷是真的去了，还是在南京那么呆着。好像都没有太大的差别。我感受中的爷爷是从记忆里来的。记忆是生动的。就像在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