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初记(9)

(九)
以学院街为界，路北是多伦多大学校园，路南则是居民住宅区。住房一幢幢挨的很紧，大多是三层小楼，其中顶层就象上海人说的“亭子间”，两面斜坡，人在里面直不起腰来。我沿着休伦街，毕华利街，亨利街等，北起学院街，南至邓达士街，来来回回走了许多趟。但没有找到一处合适的住房，徒劳而归。怪不得几位先来的同学都叫我赶紧找房，原来这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回到联谊会时，房间里又是没有人。过了大约半个小时，有人回来，我才得以进屋。正巧，这人是联谊会的房屋管理员，姓乔。我对他说：“我刚从国内来，到多大读书，想先在联谊会住几天”。他指着紧靠厨房的一个小房间，淡淡地说：“你就住这间”。因为一天内已有两次被关在门外，我想向他要一把房门钥匙，但他断然回答“不行！”没有一点商量余地。

这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也就是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来钟。由于时差反应，大脑昏昏欲睡，我想先休息一会儿。但是床垫很脏，又没铺盖，大白天的还能看到蟑螂在房间里爬来爬去，实难睡下。我就铺开纸，提起笔，开始给元元写信，向她讲述我的出国经历。这就回到了本篇开头的情景，也是这篇《出国初记》的由来。

写了三页纸，我感觉很饿，就去厨房烧些开水，泡了包方便面，聊以充饥。这是我从国内带来的最后一包方便面。临行前，元元在手提箱里塞了三包方便面。我当时觉得没有必要，现在看来是带得太少了。吃过东西，我感到有劲多了。看看时间已快五点，我就出门去休伦街17号那户华侨人家取我的两个箱子。

挺凑巧，那家人已经回来了。他家的小伙子穿着单衣出来给我帮忙，并关心地问我怎么办。我觉得素昧平生，实在不好意思再麻烦人家。想着箱子上都有轮子，可以推拉着走，我就谢别了那家人。他们是我在异国他乡最早给我极大帮助的人。我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和身世，但我会永远记得他们，感激他们。

拉着两个大箱子，在路上一点一点地挪动，步履非常艰难。我就改为先拉一个箱子往前走十多米，再回头拉另一个箱子。这样一来，路程就是原来的三倍。要从17号搬到172号，路途显得那样遥远，也不知需要多长时间。这时，有一位年轻人从屋里出来，他主动与我打招呼，并好心地说他正要骑车出去，可以为我叫一辆出租车。我谢了他，就在那里边走边等。

过了将近十分钟，出租车来了。这时我才猛然意识到，出来时走得匆忙，我身上忘了带钱！出租车已停在我边上，我问司机去休伦街172号要多少钱。他说要四块。我心里想着“到了联谊会里边要是没人怎么办？”嘴里说了句“挺贵的”。谁知司机说了声“拜拜”，开着车一溜烟跑了。我只得继续慢慢地一步一步来回向前移动。

天黑下来了，华灯初上。三三两两的行人从我旁边经过，有时给我惊奇的一瞥。街上是各色各样的小汽车，来去匆匆。车内，年轻的姑娘依偎在情人的身旁，不知将去何处消磨这初冬的晚上 ---- 也许去哪家酒楼，也许去哪个舞会，也许哪儿也不去，就回自己温暖的小家。

是啊，天黑了。倦鸟归林。劳碌了一天的人也该回家了。两天前的这个时候，我还在自己的家里，身边是温柔可爱的元元和呀呀学语蹒跚学步的小难难，还有慈祥善良的父母。可现在，我已离家很远，很远，回不去了。

这时我已到了邓达士街。这是多伦多的唐人街，各种商店鳞次栉比，金字招牌闪烁耀眼，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我拉着两个沉重的箱子走了有一个小时，加上这两天既没睡好，又没吃好，我已是精疲力尽，再要往前走，将会更加艰难。

我守着两个箱子，惶茫不知所措。正在这时，一位年轻华人走上前来，问我是否遇到了困难。我跟他讲了我的情况，对他说：“我真是困难极了”。这位先生十分热情好心，他让我稍等一会儿，他马上开车过来送我过去。在极度的困境中，听到他能够帮助我，内心万分感激，鼻子有些发酸，差点掉下泪来。

这位先生姓杨，生于台湾，长在香港，十七岁来多伦多。他说，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是很苦的，特别需要有人帮助。杨先生的话让我心中十分感动，就象他乡遇故知，倍感亲切。我们很快到了联谊会。我取下箱子，再一次向杨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象这样的帮助，真好比雪里送炭，我将永远铭记在心，一辈子也不会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