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站小遇

自大学转制，从国有转为私有，我们这些‘国家干部’‘铁饭碗公务员’都要在2010年重签合同。我家住得远，要转三个车才能到单位，腿又不好，没能力赶路赶车，路上耗费时间比任何人都长。 原来上班，没人计算时间，多花点在路上无所谓。现在进单位出单位都要机器计时，时间卡得很死，就觉得累了。开始计时的一段时间，搞得很紧张，大有坚持不到退休之势。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因为早起，发现有一班长途车在我家那个站要停，可以用市内票直达市中心，比原来花在路上时间省去半小时。早上本来就睡不好，干脆赶早班长途车，天天象坐旅游车，位子特舒服， 一人能占二个位，冬暖夏凉，一路只有下车的没有上的。

夏天大多数人在休假，因为我要把假期放在秋天回国，只能在盛夏上班。一个清晨，在市中心车站等车时，看到一位高大的芬兰妇女，面熟陌生，她也打量了我一下。车来了，我们同时上车，她坐在前面。我盯着她的背影打量，突然，她转过脸，我马上把眼光移开。她在我前一站下车。

是她吗? 那个在我恶梦中出现过的前同事? 那个被我视作‘芬兰人不友好’的典型? 距第一次见到她有22年啦，最后一次照面也有15年了，我们都变老了。

22年前，在赫尔辛基的外国人，真是凤毛鳞角。走在路上，别人看我的眼光，使我觉得象一头动物园逃出来的野兽。科室里所有的seminar 都用芬兰文（现在几乎都用英文）。我所在的是一个大科室，分成二组：分子遗传和细胞遗传。那时二组挤在一条走廊里，人员天天照面。细胞遗传组有一位高大的技术员，比我高出近二个半头，阔出一倍多，短颈厚背，头大颚方，长了一副男人的脸相。五、六年中，擦肩而过时，我和她打招呼，她从来没有搭理过。有一次，二人正好乘一辆电梯，我客客气气问早安，她脸上肌肉丝纹不动，二个没有色彩的瞳人，冷冷地下垂鄙视着我，仿佛我是个蚂蚁，她一个手指便可把我碾碎，只是现在放我一码。我和她没有任何业务上的关系，不同老板，不同工资来源，这种态度只能用仇外来解释。

来芬兰打天下的最初三年，日子是不好过的。她成了我心目中芬兰人缺乏教养，排外仇外的典型，一个有血有肉的卡通形象。五、六年后，就不再见到她了，就是到细胞遗传组联系工作，也没见到过她。但是她那鄙视的眼光，因着我站在她面前显得渺小的事实，在我脑海中放大，久久不能忘记。从此以后，我常唠叨，人的码子还是要长得大一点，我太小啦。

第二天，在同样的车站，又遇上了她。二人对看一会儿，互相认出来了。她走近我，首先伸出粗大滚圆的双臂，我们拥抱在一起。一起上了车，她问我是否还在原单位工作，我儿子现在怎样。我问她，你退休了吗，你在细胞遗传组做夏天替工吗。很快她到站了，因为她不懂英语，我说不成芬兰话，终究没把事情问清楚。但事情有何重要？重要的是一笑泯千仇。是的，社会在进步，赫尔辛基的开放速度在九十年代以后突飞猛进。很明显，她开放了，钻出封闭社会的茧缚，流露出曾被偏见遮蔽的良善。而我，在刚来的国人眼中，又何尝不变得芬兰化了呢。

第三天以后，就再也没遇上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