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文学城里到处都在说日本地震。
我们云南也地震了，但是大家都不怎么提起。也难怪，盈江那个小小的傣族地方，大概是没有核反应堆、不会有核污染流出的。
有一些关心，究竟是出于唇齿相依的悲悯，还是出于唇亡齿寒的恐惧？
我家乡也是常有地震的。我小时候，很多时候住在临时搭起的“防震棚”里面。少不更事，竟然很喜欢防震棚的气氛：邻居们都挤在一个大棚底下，一起吃饭，打地铺睡觉。小孩子们不用上学，一起在大棚底下的泥地上玩。
我到现在还记得，晚上，我从竹篾编的棚顶缝隙里，看到高原上空的满天星斗，听着挤在身边的妈妈的呼吸，心里丝毫没有恐惧的感觉，反而异常平静欢喜。
台湾的张晓风，写过一篇《那夜的烛光》，大意是她的小女儿竟然直言“最喜欢的就是台风”，原因是“有一次台风的时候停电，停电的时候我就去找蜡烛，我拿着蜡烛在屋里走来走去，你说我看起来像天使”。
小孩子的心，可以这样的清澈无碍，连灾难和疾苦进到那心里，都能变得柔软温存起来。
我小时候，地震是如此之频繁，以至于如果地面随便晃晃，大家都不当回事儿。地震得多了，人们都有了一套自救和预防的土办法。我家的每一张大桌子底下，都长期放着一个小凳，以便地震时钻到桌子下面去躲藏。我今天想起这个细节，觉得有趣的是，人们对灾难进行预防时，竟然还考虑到了舒适度，就算是躲在桌子下，也要舒服地坐着。
我的小姨比我只大十来岁，我小时候她曾在我家寄读过一阵子。有一天下午，她在桌边做作业，做着做着就趴在了桌上打盹。我靠在旁边的床上看书。突然，我看到她头顶上悬着的电灯大晃起来，我叫：“姨，地震了！”本来趴着打盹的小姨嗖地跳起来，一把抱起床上的我，飞快地钻到了桌下。我到今天都很佩服她反应的敏捷：睡得迷迷糊糊的，竟然没有失去本能，能够准确地判断方位，也还没有忘记照顾幼弱。
我小姨也是脾气倔强古怪的，我小时候我们老打架怄气。可是现在我除了记得我们打架怄气之外，还总记得那年地震，她抱起我钻桌子时的矫健利落。
我妈妈小时候经历过一次很大的地震，虽然家乡的屋子大多是土木结构，但那次还是死伤不少。妈妈回忆，她当时站在一堵土墙之前，突然感觉身后一股大力把她往前推，她站立不住，踉跄往前扑出去，再回过头来，发现身后的墙已经轰然倒塌了。
“差点就压死了”，妈妈一边说，一边舀一勺菜，放到我碗里。
我外婆有个幼妹，这次大地震时她还只是十七八岁的年轻姑娘，地震时正坐在灶前烧火，屋顶上的一根横梁砸下来，砸在灶上，形成一个三角空间，她正好在这三角空间里，毫发无伤，却大大地受了惊吓，之后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
“人们都说，她得病是因为胆给吓破了”，我外婆平静地说。我从她温和的眼光里，看不出遗憾，也看不出悲伤。
我家乡的老城，街上全是木质结构的房子，屋檐相接相扣，据说这样的结构是最防震的。的确，很多屋子已经歪得门框与地面成了60度角，但因与周边房屋相连，于是巍然不倒，人们照样在里面进出、生活。我每每走进这样一条倾斜六十度的狭长弄堂，就感觉自己走进了时空隧道，重力法则荡然无存，我就像一个飞檐走壁的女侠，漂浮在半空中，如果我身手够好，我甚至可以在墙壁上行走。
现在很多人在老城北面的新区里用钢筋水泥大理石盖起气势恢宏的新房。老一辈人看着那些新房，常常摇头说：“这样的屋子，不防震。”于是在老城的小巷里，我仍然可以看到一个佝偻着背的老人，默默走进倾斜六十度的狭长弄堂，像一个神秘的武林高手，消失在时空隧道的那头。
如果我能随时化为一只小鸟，我就可以在地球震动的那一刻，展翅飞到高空中。可是看到留在地面上的亲人，我的翅膀怎么能不颤抖无力？
有一天跟老鼐闲话，说起最多不超过150年，此刻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将不复存在。这真是可怕的景象。可是就算明知如此，我们又怎能不在这些人之中，亲昵我们所想亲昵的、关心我们所想关心的、敌视我们所想敌视的、痛恨我们所想痛恨的？
每年夏天看到洪灾的消息，心痛之余，我总是说：那些地区的人们年年遭灾，为什么不挪个地方呢？
可是我当然也知道这是无意义的废话：日本地震频发，难道就此让日本人离开日本么？我家乡也有地震，难道就此让我的乡亲们抛弃家乡么？
远古的以色列人，因饥荒而离开故乡，几百年仍然要历尽艰险出埃及，回故乡去。今天的地球，人们住得越来越挤，若是集体抛弃了家乡，又能到哪里去呢？ 就连切尔诺贝利当年迁出的灾民里，今天都有一部分选择回到隔离区居住。因为这些人宁愿把根重新扎在脚下受了核污染的土壤里，也不愿意过漂浮没有根的生活。
因为没有办法抛弃，所以人们只能听天由命，劫后余生，重建家园。
我们都是被命运和自己所共同宣判的西绪福斯，周而复始地做着一件永不到头的工作。面对生命的无常和脆弱，我们因为无力展翅高飞，所以只能做鸵鸟，把笨重的脑袋埋在沙土里，表面上是试图从土里吸吮一些清凉湿润，实际只是为了忘记身边世界的满目疮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