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增减录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增减录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名单为：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决定陶铸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同日，中央补发通知，通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共14人：组长：陈伯达；顾问：陶铸、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以后又补充4 名组员：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
此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不断减少。
1966年8月底尹达因“反动学术权威”而消失。
1966年9月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而消失。
1966年10月穆欣因“黑手”而消失。
1966年12月王任重因“离职养病”而消失。
1967年1月刘志坚因“叛徒”而消失。
1967年初陶铸成为党内第三号走资派而消失。
1967年初谢镗忠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而消失。
1967年秋王力、关锋、戚本禹因“反党乱军”而消失。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新的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最后五位成员，也全部进入了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恢复了正常活动，因此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自中共九大之后已名存实亡。
转自 中国军政要网
http://www.jjzy.cn/bbs/read.php?tid=33604
中央文革小组的19名正式成员
1966年3月29日，毛泽东在上海对康生、江青、张春桥说：五人小组要解散。4月9日北京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彭真、康生等人参加。12日会议结束，决定撤销“五人小组”。
2月12日邓小平签发的那份中央文件“汇报提纲”（也称“二月提纲”）成为批判对象，所以4月中旬的书记处会议决定，起草撤销“汇报提纲”的通知，参与起草人有康生、陈伯达、吴冷西、王力、姚臻等人，陈伯达为主。这些人在北京，是否可以说这几位起草人有点中央文革小组的雏形？
王力写了个简单的通知，毛泽东不满意，陈伯达同康生、吴冷西、姚臻等人商议，重新起草。周恩来4月12日报送到杭州。
拿到草稿，毛泽东14日首先致信江青：“送上北京来件二份，请你们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请康生、伯达诸同志于今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你们共同讨论一次，然后由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来此地作报告，最后定案。”
同日领袖再致信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请康生、伯达同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组同志于今天（十四日）或明天去上海”等等。
按照毛泽东指示，4月16日为常委扩大会议准备文件的起草小组正式在上海成立，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吴冷西、张春桥、王力、关锋、穆欣、戚本禹、尹达、陈亚丁。14日领袖致周恩来等人的信中，已经有了“起草小组”的名称，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
16日同一天，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杭州召开，毛泽东主持。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叶帅、聂帅，陈伯达、还有几位中央局负责人参加。4月20日，刘少奇、陈毅结束在国外的访问，匆忙赶到杭州出席会议。
毛泽东对陈伯达起草的文件共修改了8次，这就是“516通知”。会议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改组北京市委，成立中央文革小组。
4月24日，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文件，决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隶属政治局常委，这时该小组只定了一个光杆司令陈伯达。4月杭州会议具有决定性。
刘少奇5月4日在北京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杭州没有参加，周恩来、邓小平陪谢胡参观大庆、上海，也不在北京。周恩来7日返京，16日参加会议。
5月13日，通过成立中央文革小组的决定和成员名单，这只是走程序而已，4月杭州会议已经基本定盘。28日中央正式发出中发[66]281号文件，公布小组成员名单。
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中央文革小组中，王任重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张春桥是上海市委书记，算华东局的人。中央决定，另外4个中央局也要有人参加文革小组。
6月9-12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陶铸等人出席。估计就在这个会议上确定增加5人为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成员。
6月13日，通知北京市委书记兼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秋代表华北局参加文革小组。随后，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代表西北局，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吉林省委书记郑季翘代表东北局也进入小组。
中央6月13日通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任中宣部副部长，代表中宣部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这应该是陶铸的意见。他14日从长沙赶往上海。
6月13日任命的5名小组正式成员，没查到中央相关文件。
因为江青一直在上海、杭州等地，6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已知出席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张平化、谢镗忠、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姚文元共13人。王力没参加会议，郭影秋等4人是否出席不清楚。
8月2日中央发出中发[66]392号文件，陶铸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至此，中央文革小组先后共有19名正式成员。
还有一位不是正式成员的特殊负责人，那就是周恩来。
8月30日，中央发出439号文件：陈伯达生病或外出，江青代理文革小组长。
中央文革小组还有一些列席成员。1966年8月26日，江青在会上宣布：唐平铸、胡痴、谢富治、汪东兴、周荣鑫、曹轶欧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对这几位列席人员，在此不研究。
中央文革小组的19名正式成员，在整个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共同特点。
第一个共同点：都曾经是比较左的人。不同在于以后确定19人中有好人犯错误，还有阴谋家。
第二个共同点：19人先后都被拿下，都进过监狱或被关押。这一共同点，淋漓尽致体现出参与政治的黑色幽默。所不同的文革结束后，这19名正式成员，有的判刑批判，有的彻底平反。康生已去世，他开除党籍，等同被关押审查。
文革初期最先下台的是郭影秋。1966年7月27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话，指责彭真搞“二月兵变”，并说郭影秋知道。第二天（28日），学生们抓住他批斗了4个小时。29日李雪锋宣布撤销郭的北京市委书记职务，他回到人民大学。
第二位尹达，7月他搬进钓鱼台与陈伯达等人住15号楼。7月30日中央文革戚本禹要求中科院召开大会，会上的发言人批判尹达包庇坏人，8月底他被历史所揪了回去。9月16日陈伯达在中科院讲话点名批尹达。
这两位，不是江青的人。
张平化在北京的时间不长，8月30日中央决定他重回湖南，也就慢慢脱离中央文革小组。陶铸倒台他也被揪了出来。
按照领袖“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的指示，年底的12月27日，江青等人开会批判王任重，他从中央文革小组中消失。
1967年1月4日，陶铸被点名批判出局，同一天出局的还有刘志坚。
5月，谢镗忠因为“反对文化大革命”被打倒。
8月30日，王力、关锋这对难兄难弟一起“请假检讨”去了。
9月6日穆欣出了问题，被戴上“特务”帽子抓了起来。他与王力、关锋的“待遇”不同：王、关审查初期关在钓鱼台，可穆欣9月被北京的大中学校轮番批斗。
1968年1月13日，戚本禹隔离审查。同一天穆欣进了秦城监狱，代号6813。
1969年4月召开“九大”，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文革小组使命完成，不存在了。但是，没听说有撤销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式文件。4月份“九大”期间，中央没有印发统一编号的文件。“九大”前最后一份是3月22日的中发[69]19号文，关于军队复员干部安置的通知。直到5月8日，中央才批示20号文件，转发北京北郊木材厂的一份材料。
组织不存在了，原中央文革小组在台上的还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5个人。
1970年9月6日，周恩来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1976年10月6日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块进去了。
1980年10月16日，中央批转中纪委报告，开除康生党籍，他最后一个倒台。至此，19名正式成员前赴后继，均一个个的都曾经从台上摔了下来。
只不过在康生名誉完蛋的同时，前期下台的文革小组成员中，多人已经重新工作又上了台。
这里重点谈谈3个人。
这3人的出局时间一直不太清楚，只能作些分析。
刘文珍在北京的时间很少，基本在西南局。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被穆欣突然点名而“请假检查”，西南局把重庆作为试点单位，李井泉派他赴那里蹲点。1966年8月25日，他在重庆大专院校筹委会上讲话，号召炮轰重庆市委。9月1日重庆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成立，他前去祝贺。14日出席重庆红卫兵的誓师大会。10月份后，造反一步步加剧，他处境艰难，12月还在重庆。重庆12月4日大武斗前夕，刘文珍前去做两派“工人战斗军”和“八一五”的工作，但已经没人听他的。“12.4”万人武斗发生，造反派假造舆论被打死5人，引起全国关注。陈伯达讲话，重庆市委瘫痪。刘文珍受牵连，这应该是他出局的时间。1967年1月29日，重庆造反组织在市体育场批斗刘文珍、任白戈、鲁大东等人。
杨植霖不仅是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还是西北局书记，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西北局文革组长，刘澜涛要他负责处理西北局日常工作，他基本不在西宁，青海由王昭主管。1966年8月15日西安学生与工人发生大规模冲突，杨植霖前去处理，因为讲话不注意，造反学生到北京告了他一状，要求改组西北局。11月6日，他代表西北局到西安交大作检查。就此他接受教训，在西宁支持造反的“八一八”。他什么时候出局？1967年3月24日因为调查处理“青海223事件”，周恩来等人接见青海代表，杨植霖参加。周恩来让他发言，他谈到“回去以后搞了一个万人斗争大会，挂铁牌子，说我是大叛徒”等。说明他最晚在1967年初已经出局。
1966年4月5日出版的第5期《红旗》杂志发表郑季翘的文章《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话说，《红旗》杂志自创刊以来，干的好事不多。他曾在这个杂志社工作过，可在一只脚已经踏入文革大门的4月份，《红旗》刊登他的文章，能说明点问题。1979年郑季翘在《文艺研究》创刊号上发表《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解释文艺创作》，文章中说“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我那篇文章给予了鼓励和肯定”等等。这里有个时间上的矛盾，毛泽东3月20日讲话，《红旗》4月5日才出版，领袖在何处看的，在此先不研究这个问题。郑季翘早年还有一篇，发表在1958年10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题目《谈谈消除资产阶级法权》，也引起毛泽东重视。看了这些资料，方才明白宋任穷为什么推荐他进入中央文革。有资料介绍，郑季翘只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的两次会议。但1966年7月26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率领文革小组的一帮人到北京大学，郑季翘也是其中之一。不清楚他什么时候回吉林的。1966年11月10日，吉林师范大学造反组织“革命造反大军”成立专案组，矛头对着赵林、郑季翘等人。1967年1月4日，长春“二总部”等组织批斗郑季翘。
现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式成员健在的还有两人：戚本禹、穆欣。
戚本禹目前在商海中的效益不错。去年（2008年）7月他到青岛，住在“锦江之星”旅馆。他早已改名戚文，改这个名有一段故事。来青岛两个目的：一是旅游，二是为了他的那本回忆录。回忆录已经写了1年半了，还没完稿。
穆欣多年卧床不起。他有一些回忆文章，如《十年自述》。但1966年4月至1967年9月他在文革小组发挥作用的那段历史，有些避重就轻。
王任重有回忆文章，可本人不敢恭维。
刘志坚回忆录《风雨征程》，写的不多。
王力的回忆录已经出版，戚本禹对这本书微词颇多。相比之下，王力的书写的详细多了。但书中确实有些问题，例如他认为1966年6月才明确其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6月20日通知他。可5月28日中发[66]281号文件如何解释？
关锋、姚文元的回忆录写完，分别在他们后代手里。什么时候出版呢？
陶铸、康生、江青、张春桥没写回忆录。他们永远带走了其中的一些秘密。
陈伯达有回忆文章，他同叶永烈谈了很多。可对叶永烈的文章，总有些疑问。
尹达4月16日就到上海加入文件起草小组，6月16日又到上海参加文革小组第一次会议。时间不长，被赶出来，从4月到8月共呆了3个半月，他的回忆文章很少。
郭影秋回忆录《往事漫忆》，由王俊义等人整理出版。他在病中口述回忆录时，谈到中央文革小组。有文章，内容简单了。
张平化有回忆录。
郑季翘有回忆文章，有些简单。吉林人民出版社出了本《郑季翘传》，没有看过。
杨植霖有回忆录《青山足迹》，也没有看过，不知道其中是否写了文革那段历史。
不清楚谢镗忠、刘文珍是否有回忆录。（完）
因为所看资料有限，不准确的地方，请指正。
【飞扬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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