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点的管理员很像有一大堆孩子人家的穷主妇。主妇可以凭着感觉给孩子们吃饱就行了，青年点毕竟是一群自己挣工分、挣粮钱的大孩子，记好帐，保持公平比什么都重要。
青年点的收入除了从各小队分来的粮食以外什么都没有。但是青年点每月买煤要用30多元，灯油10元(每个房间每周一瓶，不够部分自己去供销社买)，有的季节要买5～6元的蔬菜，酱油·盐7～8元，加在一起每月至少要支出50多元的现金。
公社的储蓄所有青年点的存款户头，国家分给每个知青的安家费直接落在那个户头上。没想过个人是否可以过问帐户上的余款，但从来没有人要求问过。安置费究竟是多少，因地区、下乡的年份有所不同，平均250元左右。国家按每人盖一间房拨发安置费，我去的青年点最初按两人一间盖的房，后来发展到每间屋住2.7人，剩下的钱都用在青年点的日常开支上了。
一般来说知青在农村呆满两年就有抽调回城的资格，但并不意味着有资格就肯定能回去，也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能及时回去，青年点要维持多久，谁也说不清。用有限的钱尽可能长地维持日常开支是大家不约而同的愿望，把支出压到了最低，生活水平降到了最低，也都没有怨言。这样安排支出已成传统，我接管理员，同时也接过这样精打细算的传统，体验了一次多孩家庭穷主妇的滋味。
那时的孩子独立意识很强，不愿伸手向家里要钱。南寺庄青年点成员的95%是纯工人家庭，差不多都有3～4个孩子，多数家庭不富裕，以致于很多人下乡前在工厂当过临时工。(石家庄地区达到高中毕业年龄的人下乡，初中毕业后不升高中的人利用那段时间去工厂作临时工。)可以说生活上的独立意识和对父母的体贴让大家耐住了艰苦的生活。
青年点没有仓库，五十多人的粮食存在各个小队，需要时去小队取，在小队会计那里签字，回来后在青年点的帐上记帐。做饭卖饭以外的时间，管理员拉着小车，去小队领粮食，再拉着粮食去米面加工房。村里有几个小队有米面加工房，都设在村外。灌溉农业地区，村里没有生活用电，田头的机井房有电。春夏浇地繁忙的季节能保证24小时供电，到了秋冬，那电就有一搭无一搭了，来来停停。狭窄的粮食加工房里排队的粮食口袋绕成几圈。
电要是断断续续来还好，最怕一停就是两三天不来电的时候。青年点一天要吃50多斤粮食，厨房面积小，老鼠横行，不能也不敢多积蓄粮食，不来电就会断顿。农家可以到亲戚或邻居家去借米借面。到哪儿也借不来五十多人大家庭的米面。遇到过好几次“今晚要不来电明早就没的吃”的情况。夜间来电的可能性大，索性跟着粮食口袋一起排队，一旦来电，求情也得让他们先给青年点加工。排了半夜队，身上落满了面粉的粉尘，帮厨来接我的时候说：不细看的话，还以为你是粮食口袋呢。
蔬菜，夏天小队分菜的时候，那个队的知青拿回来后扔在厨房就走了，多是韭菜、南瓜之类的，3～4个人的不够大锅菜用，韭菜就烂掉了，南瓜放到粥里。茄子是最持久的菜，从夏吃到秋，青年点菜园里种了很多。记忆中夏天总是吃盐水煮茄子，冬天永远是盐水煮白菜。
厨房里的调味品也极其简单：小队分来的棉籽油、酱油、盐，还有大量花椒。做什么菜都是一个方法：把油烧热，放进花椒，花椒冒烟变黑了，“啪”地一下子把切好的菜全倒进去，放进适量的盐和酱油，菜少的时候放点水充数。与其说是炒菜，不如说是用花椒熏菜。什么菜都是同一个作法，不管你做多长时间饭，也别指望厨艺上有什么长进。当然也不用担心“顾客”说：“今天好吃”或“今天难吃”。
即便是这么简单的调味品还有买来不能直接用，需要加工的东西。供销社买来的盐都是浅灰色的大粒盐，有的简直像石头子，买来后一定要放到石头碾子上压碎。重体力活儿干多了，不知不觉中推碾子压盐都成了轻松活计，一个人就可以干了。用腹部推着杠杆部分，一只手翻着碾子上的盐，压成细盐以后再用铲子把盐从石碾子上刮下来，扫成一堆收起来。如果在大家吃午饭的时候碾盐，准会有几个人凑过来帮着推几圈，说笑中灰色的大盐粒就变成灰色的盐面了。
买煤是件美差。农民家的煤限量供应，记得每人几十斤，当时觉得奇怪，煤至少要论百斤地卖。因为买煤不能赊帐，很多人家因为掏不出现金，仅有的供应也不买。县里对青年点的生活用煤保障供应，随时都可以买，但要大队出证明信，证明是某某村青年点所需。
管理员每月到县城去买一次煤，买煤之前先到大队部开证明信，拿着证明信和现金去县城的煤站开票，然后再到牛叔家找牛叔， 牛叔再去找小队派马车拉回来。去牛叔家送煤票的时候，牛叔会站到椅子上从两米多高的柜顶上捏出点白糖给我吃。每次都用五个手指捏，我先掬住白糖，然后边伸着脖子舔手里的白糖边跟牛叔商量拉煤的日期等事情。临走时牛叔总夸我句“好孩子”。
后来的人生中到过很多高雅的地方作客，坐在沙发上，喝着红茶或咖啡，吃着精美的瓷盘里的高级巧克力、点心。每每都会想起牛叔捏给我的白糖，那时白糖是农民家里的贵重物品，所以才藏在柜顶上。牛叔捏给我那么多，老觉得他是对我真好，老觉得对不起他家的孩子。
说买煤是“美差”是因为可以进城。城里的公共浴池有淋浴，发现了以后，每次进城时都把内衣、毛巾卷成小卷放进挎包里早早出发(因为要赶回来做午饭)，热水把每个汗毛孔都冲干净的那种舒服，让只能用蒸锅的黄绿色温水擦身的人形容时肯定会显得夸张，去华取实，真切的感受就是身心一起轻松了好几斤。有好几次兴冲冲地赶到浴池却碰到了“因故障停业”的通知，那时的沮丧就像本该今天释放却又重新被监禁了一样。这是我作管理员期间做过的唯一一件假公济私的事情，始终没好意思对人讲过。
有能力的穷主妇可以用现有的钱过尽可能好的日子，也是多孩家庭穷主妇的奋斗目标。赵县南部出雪花梨、鸭梨，也许他们知道县东北部的村庄太穷，所以从来不到我们这边来卖。听说城里的水果批发公司残次品的梨几分钱一斤，在老知青的鼓励下我骑着自行车去找处理梨，真的买到了。自行车后架子上一边一筐，加起来100多斤，摇摇晃晃地骑着往前走。穿过赵州桥的辅桥要在洨河的河堤上行走6～7里路，下河堤时筐一歪自行车倒了就再也扶不起来了。一直等到有人路过帮了一把才又重新上路。那天每人分了2斤梨，跟大家一起分享探险的成果很开心，却不好意思说自己在路上的狼狈相。
改善生活的标志是吃肉。供销社很少杀猪，偶尔杀一头猪，公社食堂、供销社食堂、周围村子都来订购，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后来掌握了规律，猪在赴刑场之前拼命地叫，一听到猪叫就往供销社跑，要么找宗师傅说情，要么自己直接找供销社的负责人求情，总能拎回20多斤肉来。但是这种令人兴奋的事情一年只有几次。
厨房第一次3人搭档，点长是看我干活不行才做出这么大方的决定。但是，不愿占别人便宜，更不愿当占男生便宜的女生，进厨房的第一天下午就一个人去练习打水。用辘轳往井下送水桶很简单，往上绞水桶的时候，常常要一只手绞着辘轳，另一只手矫正井绳。总算能打上来多半桶水了，驼着背一溜小跑似地担回了第一担水。不会挑水的人走得都很快，好像是两只水桶晃来晃去推人快走一样。坚持一个星期走得就自然了。
挑水最怕雨天、雪天，泥泞路滑再负重很容易摔倒。一个瓢泼大雨的下午我和名生去打水，偏偏在那个时候挂水桶的铁圈脱扣，水桶掉在井里了。偶尔会发生这种情况，村里有共用的捞水桶铁钩。铁钩子一般放在上次脱扣的人家，用的时候先打听上次谁家用了。问了附近的两家都说不知道，想到秋芳面子广，便去找她出主意，她却说费那个事干嘛，找到钩子也不一定马上能钩到水桶，还不如把名生送到井下捞呢。
绕着名生的腰系上井绳，名生两手攥紧井绳摆直身子，我和秋芳慢慢地绞着辘轳把名生送下去。往井下送一百多斤的活人比往上绞水费力得多。头顶上的雨越下越大，平时的话一定能听到名生很多俏皮话，那天雨大得让人张不开嘴。
名生在井底的动作看不清楚，写不出来。总之是先弄上来水桶后，又谨慎地把名生绞了上来。然后三个人回去换衣服，从衣服上拧出好多水。秋芳不光出了主意，还陪着我们挨了一场雨淋。
如果只在生产队劳动的话，雨天、冬闲季节就整天在宿舍里闲玩儿。管理员、帮厨没有那个福气。特别是冬季大家都钻在热被窝里睡懒觉时候，做饭的还要像往常一样早早起来去冰冷的厨房热干粮、熬粥，都准备好了，再敲钟把大家叫起来。难怪有那么多人撂挑子。好在名生、宝成都有做大锅饭的经验，我跟着他俩学，三人互相配合互相照顾，一直很默契。
在那个艰苦陌生的环境里，一群不满20岁的孩子摸索着生活，遇到过很多城里人想像不到的事情，在处理每件事情上没有成功与失败，只有混过去了，对付过去了，然后听到的是“你傻不傻”的评论，再就是一片笑声。也只有那个年龄的人能够那样处理和对待。
回想那段生活时常想：若是没有对未来的渺茫和不安，若不是那样长期地耽误青春，像现在搞军训那样短期到艰苦的地方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对认识中国社会，认识事物，认识人生都有帮助。
没有电之前村民推这样的碾子碾米磨面，有了电磨以后，碾子的用处少了。
我们那时用它压盐。(照片来自网络)
(12)第一次开支·一个人的除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