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
在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诸多分歧中，有关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占有突出的地位，在1931年11月l至5日于瑞金召开的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不指名的批评了毛的有关土地政策方面的主张，从而结束了中央代表团与毛长达半年的密切合作。
毛泽东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与实践在1927—1931年几经周折，发生过多次变化，其间毛曾一度制定过比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还要激进的土地分配方案，又在1930年后适时作出调整，转而采取较为务实的现实主义方针。但是，毛有关土地政策的思想演变过程十分复杂，即便在毛的思想发生转变之后，他在对待富农问题上的态度仍然十分激进，极左的色彩与共产国际不相上下（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只强调毛泽东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的冲突和抵制的一面。完全不提毛在土地与富农问题上曾持有的极左立场）。
标志毛泽东土地政策从较左的立场，转向较具现实主义立场的文件，是1930年2月7日由毛亲自制定的《二七土地法》。
〈二七土地法〉是一部具有求实风格的革命土地法。毛修改了在此前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1928年12月）、〈兴国土地法〉（1929年4月）中的过左内容，明确宣布所有农民皆可分得土地，地主及其家属也可得到土地。后一条规定，是对共产国际有关主张的重大突破。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毛泽东在修正了共产国际某些极左方针的同时，又坚持了共产国际另一部分极左的方针，而与当时相对务实的中共中央的有关方针发生了冲突。
毛泽东制定的〈二七土地法〉提出「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包括没收农民土地；而中共六大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决定，则提出只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并不主张没收农民土地予以重新分配。导致毛严厉镇压赣西南党的原因之一，即在于赣西南方面坚持中共六大有关「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立场。
毛泽东的上述主张恰又与共产国际的精神相符合。1930年8月，共产国际东方部提出〈关于中国苏区土地农民问题决议案草案〉，明确宣布平分一切土地，包括平分农民的私有土地。毛泽东在土地与农民问题上的某些相对务实的主张，往往与更激进的极左主张相依相存。毛泽东对富农问题的看法，就具有这种特征。
1929年，共产国际开始推行「反富农」的新方针，随即迅速传至中国。毛泽东在苏区积极贯彻并发展了共产国际这项〈反富农〉方针。
1930年6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富农问题决议案〉，虽然批评了违背农民意愿兴办「模范农场」的错误，强调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原则，但是在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毛的态度与共产国际的有关方针并无任何差别，甚至言辞更为激烈。
毛泽东猛烈抨击富农，宣称「富农的剥削比较地主更加残酷」「这个阶级自始至终是反革命的」。毛甚至还将打击的矛头指向那些未出租土地、也不雇工、自己耕种土地的富裕中农，指称他们是「第三种J富农，号召要像对「第一种」（「半地主性的」）、「第二种」（「资本主义性的」）富农一样，「坚决赞助群众没收他们的土地，废除他们的债务」。对于债务问题，仅仅四个月前制定的《二七土地法》还规定，工农贫民之间的债务仍然有效，到了此时，毛竟修改了原先的主张，提出「废除一切债务」的口号。毛并认为「废除高利贷」的口号是错误的。更有甚者，毛居然发明了「富农共产党员」的概念，把赞成中共六大「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同志，一律视为「党内的富农成份」，要求将他们从党的队伍中「洗刷出来」，「无条件地开除富农及一切富农路线的人出党」。
对于毛泽东在富农问题上的极左主张，六届四中全会前的中共中央并不完全赞成，但是到了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向极左的方向急剧转变。此时的中共中央已全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新路线，改变了中共六大原先在土地方面的政策。1931年8月21日，根据共产国际新制定的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决议，和王明于1931年3月起草的〈土地法令草案〉的精神，由任弼时主持。苏区中央局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读案〉，开始贯彻比毛更激进的土地政策。该决议案抽象肯定了毛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但随即又将其贴上「非阶级的」标签。同时严厉批评给地主分田的方针「离开了土地革命的观点」，宣布今后一律不再分配土地给地主，富农只能分坏田。 同年8月30日，周恩来起草的给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信，批评中央苏区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和没有没收富农的剩馀农具）。
接着，在瑞金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再次按照周恩来起草的中央指示信精神，对毛泽东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批评毛制定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随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根据王明起草的土地法草案，正式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开始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
从1932年3月开始，在中央苏区又展开了「土地检查运动」，1933年，转人查田运动。毛泽东虽被中央局责成领导这场运动，但毛因参与指挥战争，继而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随后长时间告假休养，直到1933年春毛才着手领导查田运动。
毛泽东领导查田运动的得力助手是王观澜。1931年王观澜自苏联返国进人中央苏区，不久，被任命为《红色中华》主编，但在1932年秋，王观澜被苏区中央局指控有「重大托派嫌疑」，而被免去《红色中华》主编职务，调到中央临时政府，协助毛泽东领导查田运动。毛派王观澜深人到叶坪乡（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进行调查研究，为毛提供了许多生动具体的统计资料，把运动「搞的有声有色」。
在已被削弱了部分权力的新形势下，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有关「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采取了灵活的态度，他没有公开反对这项政策，因而，毛的若干主张也随之被中央所接受。1933年6月2日，苏区中央局发表了毛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在以划分阶级成分为重点的查田运动全面推开后的七、八、九三个月，中央苏区一共补查出一万三千多名「地主」、「富农」，其中有相当多的中农，甚至是贫农、雇农被错划为地富分子。
然而毛泽东毕竟长期在农村战斗，对农村状况远比博古、周恩来等人熟悉。在查田运动中，毛较多注意防止「过火」的倾向。由于运动遭到群众的「冷淡」，中央局在不违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原则下，接受了毛的意见，对查田运动作局部调整。1933年10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颁布毛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由毛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开始纠正查田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例如，胜利县在毛的两份文件下达后，就改正了错划地富共94户。
但是毛泽东对查田运动所作的调整很快就被中央局加以扭转，中央局怀疑毛的调整已危及中央的路线。1934年3月15日，新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发布了「训令中字第一号」──〈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其基本精神是「坚决打击以纠正过去『左』的倾向为借口，而停止查田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训令规定，「不论地主、富农提出任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无效」，「地主、富农利用决定上的任何条文作为翻案的武器，必须防止。他们的一切反革命活动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苏维埃法律的制裁」。随着这个训令的贯彻，苏区各地阶级成分已经改正的农民纷纷又被戴上「地主」、「富农」的帽子。胜利县在二十多天内，就把已经改变阶级成份的1512户中的890户，重新划为「翻案的地主、富农」，而且又「新查出了地主、富农八十三家」。
1934年2月以后的查田运动，随着中央苏区军事形势日益恶化。更趋极端。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遭到极为严厉的处置，地主一律被编人「永久劳役队」，富农则编人「暂时劳役队」，地、富家属「一律驱逐出境」。许多农民惧于「红色恐怖」，「成群结队整村整乡」地逃往国民党统治区域。到了1934年7月，情况甚至发展到「造成一种削弱苏维埃政权的无政府状态」，以至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撰文号召「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但一切已为时晚矣。此时，中共中央忙于部署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查田运动终告结束。然而，在土地政策方面，毛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并没有得到任何解决。
五 在军事战略方针方面的分歧
1931年11月后，毛泽东迫于中共中央的压力，被迫表示服从中央的路线，但是这种「服从」只是表面的，在他最熟悉、最具优势的军事作战领域，毛曾多次公开表示自己不同于中央的意见。
毛泽东不是军人，但是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有关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事实证明，在红军处于劣势的条件下，毛的这些主张对保存、发展红军实力极为有用。但由于毛个性专断「丌处事独裁」，在用人方面有较强的宗派色彩，以至在一段时期内，毛在红军中的口碑远低于作风民主的朱德。
中共中央不满于毛的军事作战方针始于赣南会议期间，在这次会议上，曾经提出过红军中存在着有待纠正的「狭隘经验论」及「忽视阵地战、白刃战」的「游击主义的传统」的问题。但是赣南会议的主题是批评毛的土地政策，而未及全面检讨苏区的军事战略问题。中央代表团对毛的军事方针的批评只是隐约其辞，任弼时、王稼祥等当时还是标准的文职党干部，让他们去讨论自己未曾经历过的军事作战问题，显然没有像研讨具有理论色彩的土地政策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在中共中央首席军事专家周恩来，及一批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干部陆续进入中央苏区后，中共中央与毛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分歧就逐渐显现了出来，由攻打赣州而引发的有关军事战略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使毛与上海中央的冲突几近白热化。
攻打赣州的决策是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的。11932年1月9日，临时政治局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号召「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争斗」，同日，电令苏区中央局「急攻赣州」。
周恩来对于是否执行攻打赣州的计划，曾经有过数次变化。在未到苏区之前，周是主攻派；在抵达赣南与毛交换意见后，周接受了毛的看法。周并向上海发电表示，在目前形势下，攻打中心城市存在困难。临时政治局覆电坚持原有意见，周就又接受了上海的指示，于1月10日发出训令，决定攻打赣州。
攻打赣州之役最后遭到失败。1932年3月中旬，周恩来主持召开总结攻赣经验教训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集中兵力向北发展，打通赣东北的主张，但遭到否定。 会议采纳了周恩来等多数人的意见，以赣江附近为中心，由彭德怀率红三军团组成西路军向赣江西岸出击，争取打通湘赣苏区；由毛泽东率一、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向闽西发展。4月20日，毛率军攻占了闽南重镇漳洲，其役是1932年中央苏区在军事上的最大胜利。
漳洲战役的胜利，暂时减缓了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的不满，但是随着1932年6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和上海中央强令贯彻「进攻路线」，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围绕军事方针上的分歧重新尖锐起来，最终导致毛泽东的军权被剥夺。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改变了以往的战略：先打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以扫清中央苏区的外围；继而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为应付这种新的变化，1932年6月上旬，中央临时政治局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赣南会议上撤消的红一方面军建制，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紧接着又仿苏联内战体制，在人民委员会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席的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作为战争动员和指挥作战名义上的最高机关。7月中旬，周以中央局代表的身分赶赴前方与毛泽东会合，后方则由任弼时代理中央局书记。
此时的毛泽东正集中全力指挥战事，但权责并不明确，毛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中革军委委员的身分随军行动。为此，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于1932年7月25日致电中央局，建议以毛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其职权范围为指挥作战，行动方针的决定权则由周恩来掌握。对于周等的建议，中央局拒绝予以批准，坚持应由周担任总政委一职。7月29日，周恩来致信中央局，再次坚持原有意见。周在信中说，如由他本人兼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使他改正错误」。在周恩来的一再恳求下，中央局才照准周的提议，8月8日，任命毛为总政委。
毛泽东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军事战略方针，这就是一切以保存、壮大实力为前提，绝不与敌打消耗战；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敌之薄弱环节，「与其伤敌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在实际运用中，毛的这套作战原则，经常表现为在敌进攻前，军队进行大幅度后退，这些又恰恰被临时中央政治局视为是毛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等待主义」的集中体现。
1932年4月4日，张闻天（洛甫）发表著名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用「中央苏区的同志」的代名，不点名地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战略「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仅「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4月11日，项英从江西秘密抵达上海，向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苏区工作，几个常委在发言中都对苏区工作提出严厉批评。有的常委认为，中央苏区领导在革命基本问题的看法是「民粹派的观点」，「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有的常委在发言中认为「狭隘经验论」的实质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4月14日，上海中央致信苏区，批评苏区中央局「不了解红军的积极行动的必要而陷入庸俗的保守主义」，命令对右倾「做最坚决无情的争斗」。
毛泽东对于临时中央政治局4月14日来信极不以为然，他在5月3日覆电苏区中央局，明确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周恩来对于上海中央一向尊重并言听计从，在收到中央来信后，于1932年5月11日主持中央局会议，表示接受中央的批评，随即宣称，「立即实行彻底的转变」，「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上海中央一不做，二不休，于5月20日再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信，直接点名批评毛泽东，将其军事主张定为「游击主义」和「纯粹防御路线」。宣称「泽东及其它纯粹防御路线的指挥者」的「消极态度」，是当前「极大的危险」，要求苏区中央局：
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
两个月后，上海中央又给苏区中央局及闽赣两省委发出指示信。继续批评中央局「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再次敦促苏区中央局「进行彻底的转变」。
面对上海方面的再三催促，周恩来不得不兴兵作战。1932年8月初，周恩来在兴国召开中央局会议，决定发动乐安、宜黄战役，以威胁南昌，吸引围剿鄂豫皖的国民党军队。红一方面军攻占乐安、宜黄后，于8月24日进抵南城近郊，周、毛发现守敌强大，当即放弃攻城。从8月下旬至9月下旬，周、毛、朱率军分兵在赣江、抚河之间转战月馀，这样又受到中央局的严厉指责。
中央局坚持红一方面军应打永平，周、毛、朱、王稼祥则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红军应以「促起敌情变化」为方针，避免「急于求战而遭不利」。 双方电报往来十馀次，互不相让。9月29日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批评彼等的意见「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决定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会议。这次会议即是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的由周恩来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对毛泽东的指责十分激烈。会议对毛进行了面对面的批评，尤其指责毛「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上的错误」。虽然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评估攻打赣州以来的几次重大战役，但是问题最后都集中到批评毛对党机关的态度上，毛的比较正确的军事主张被会议否定，与此有密切关系。在1931年赣南会议后，毛的自傲一直是中央局与毛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苏区中央局利用军事战略问题的争论，一举剥夺了毛的军事指挥权。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调毛泽东「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1O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等与会绝大多数苏区中央局成员的批评与指责，唯有周恩来的态度较为温和，在一些问题上为毛泽东作了辩护和开脱。
对毛泽东批评最尖锐的是在后方瑞金主持苏区中央局的代书记任弼时和中央局成员项英。任、项根据临时中央2月以来有关加速反「右倾」的历次决议，尤其依据5月20日和7月21日中央政治局两次对苏区中央局批评信的精神，尖锐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人」军事方针和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是「专等待敌人进攻」的保守的「等待观念」。
朱德、王稼祥由于一直随周恩来、毛泽东在前方指挥作战，同属四人最高军事会议，客观上也必须分担苏区中央局对毛的批评，因此在宁都会议上并不积极，只是一般地同意、附和了任弼时、项英等的看法。
周恩来作为前方四人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和前方负最后决定权的苏区中央局代表，他的看法和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反映了他一贯的作风和风格：即一方面接受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另一方面又从维护党、红军的愿望出发，对毛泽东表示充分尊重。
周恩来在发言中承认在前方的最高军事会议，「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认为后方中央局任弼时、项英等所强调的「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同时也批评后方同志对敌人大举进攻认识不足，指出他们对毛泽东的批评过份。周强调「泽东往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毛泽东应留在前方。为此，周恩来提出两种办法供中央局选择：「一种是由我负指挥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但与会「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上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也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后一种办法。会议于是通过周恩来提出的第一种办法，并「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已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但周恩来却因其在宁都会议上的折衷态度受到苏区中央局成员项英、顾作霖等的批评。1932年11月12日，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联名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经过和争论情况，其中涉及到对周恩来的看法：「恩来同志在会议前与前方其它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电」，「对泽东的批评，当时项英发言中有过份的地方，但他（指周恩来──引者注）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
同一日，周恩来致电上海临时中央，为自己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进行辩解：「我承认在会议上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份批评」，但「会后顾、项等同志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
根据现存资料，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并没有接受苏区中央局对他的指责，11月26日，苏区中央局在给上海中央的电报中也称，毛「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 然而根据临时中央11月给苏区中央局的覆电却又看出，毛在压力下，在会议上曾被迫作出承认「错误」的表态：
泽东同志在会议上已承认自己的错误，必须帮助泽东同志迅速彻底的改正自己的观点与吸引他参加积极的工作。
毛泽东既然已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己犯下「错误」并离开了军事指挥岗位，周恩来也是在肯定毛有错误的前提下，主张对毛采取较为宽和的态度，那么继续维护以周恩来为核心的苏区中央局的团结就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了。1932年11月，临时中央覆电苏区中央局，指出：「恩来同志在（宁都）会议上的立场是正确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为击破敌之『围剿』，领导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
继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土地政策，1931年底至1932年初，周恩来集中纠正毛的肃反偏差，现在又在宁都会议上集中批评了毛的军事作战方针，毛在中央苏区的权势被一步步削夺。宁都会议结束后，苏区中央局书记仍由周恩来担任，当周在前方指挥作战时，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则继续由在后方的任弼时代理。1933年1月27日，博古抵达瑞金后，虽然局部调整了中央苏区的领导机构，但是宁都会议后形成的权力格局基本没有变动。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因在政治上蒙受打击和患严重疟疾，在长汀医院休养达半年之久，周恩来曾数次请张闻天、博古劝毛回瑞金工作。 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瑞金，指示「要运用诱敌深人，各个击破，瓦解敌军和消耗敌人的战术」，同时要求「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 共产国际对毛的关照，对毛处境的改善有所作用，1933年春夏间毛返回瑞金，开始主管查田运动。在6月上旬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毛对一年前的宁都会议提出批评，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是，博古把毛的批评挡了回去，重申宁都会议是正确的，并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从此，毛未再予闻中央苏区的军事指挥事宜。只是到了1933年10月，陈铭枢、蒋光鼐、蔡廷楷派代表前来苏区联络商谈双方停战之事时，毛才被允许参与某些重要军事决策的讨论。
根据1935年后的毛泽东的解释，在关于是否援助第十九路军的讨论中，毛提议红军应向以江浙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出击，以调动围赣之敌，打破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同时支持福建人民政府。博古等人却拒绝了毛的正确意见，导致中央苏区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陷于孤立，成为被迫长征的主要原因。
然而，毛泽东在福建事变期间的态度远比上述解释复杂的多。毛的有关红军出击苏浙皖赣的意见被否定，确实使打破「围剿」失去了一个重要机会，但是拒绝与十九路军合作则肯定加剧了中央苏区军事形势的危机。
福建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在公开场合是坚决主张对陈铭枢等采取孤立政策的。1934年1月24至25日，毛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报告中说：
至于福建所谓人民革命政府，一位同志说他有一点革命的性质，不完全是反动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人民革命政府只不过是部分统治阶级以及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政治之间用「第三条道路」的虚伪口号来欺骗人民的鬼把戏而已。
如果说毛泽东的上述言论是在公众场合依照中央路线而发表的，不足以表明他的真实想法，那么在内部讨论时，毛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据与毛关系一度十分密切、曾担任赣南军区参谋长的龚楚回忆，在领导层讨论陈铭枢、蔡廷楷等人提出的要求与红军联合行动的会议上，毛主张采取谨慎的方法，提出「派不重要的代表到福建去与李济深等先进行试探的会商」，反对周恩来等提出的「立即派大员到福州去举行正式谈判」的意见。
龚楚的口述回忆只是提供了一种说法，是否完全确实，还有待新资料的发现和证实。 由于毛泽东当时不处于核心决策层，即使毛反对援助陈铭枢、蔡廷楷，这个决定仍需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作出。
根据现有资料分析，导致与福建人民政府的合作不能实现，红军丧失最后机会，是由于共产国际及在沪的代表的错误指导，以及博古、周恩来的犹疑不决。
博古原是主张联合蔡廷楷的，并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博、周认为，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去实现1933年1月7日中共提出的建立广泛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1933年11月24日，周恩来致电瑞金的中革军委，催促早为决定红三、五军团是否参加侧击向福建前进的蒋介石入闽部队。周并经中央同意，派出潘汉年作为红军代表，与十九路军谈判并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博古、周恩来的意见，并没有获得中共核心层的一致支持，而在否定周、博意见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及驻华代表、中共上海局则起到决定性作用。
1933年10月25日，共产国际给瑞金来电，提出：「为着战斗的行动的目的，应该争取下层统一战略的策略，国民党的广东派，以反日的武断空话（护）符，隐蔽地为英帝国主义的奴仆，这种假象是应该揭穿的。」这份电报对中共中央转变对福建事变的态度有重要影响。在沪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阿瑟·尤尔特、军事总顾问弗雷德和中共上海局忠实执行莫斯科的指示，他们一致认为，蔡廷楷与蒋介石之间不过是军阀间的一般斗争，中央应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斗争来加强自己在内战中的地位，不给蔡廷惜以实际的军事援助。
周恩来、博古等对于来自上海的意见并非从一开始就全盘接受，双方曾互相争论，电报往来不绝。10月30日，中共中央曾给福州中心市委与福建全体同志发了一封指示信，要求反对关门主义的左倾思想，但是中共中央在收到共产国际10月25日来电后，马上转变立场，在11月18日再次给福州党的书记发了一封与前信内容完全相反的信，该信大骂十九路军，声称他们与中共的停战合作只是「一个大的武断宣传的阴谋」。 显然，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周恩来、博古作了让步，接受了上海方面的意见。 至于李德，据他称，虽对他的顶头上司弗雷德的计划有不同看法，但李德自己也承认，他还是贯彻了弗雷德的指示。
在中共决策层围绕福建事变而发生的争论中，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共对莫斯科的严重依赖和中共组织结构的不健全。1933年1月，博古抵达瑞金，与周恩来等会合，成立了中共中央局，而在上海的留守干部盛忠亮、李竹声等也组成了中共上海中央局。从法理上讲，在瑞金的中央局即应是中共中央，但在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上海中央局也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活动，而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从上海向瑞金发指示电。周恩来在前线收到弗雷德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发来的有关军事作战计划的第一份电报，是在1933年4月14日。在1933年9月李德抵达瑞金之前，弗雷德就曾向瑞金发出四份干预苏区军事行动计划的电报。
弗雷德是李德的直接上司，1933年春才抵达上海，以后在西班牙内战中以「克勒贝尔将军」之名而着称。李德以后报怨他是替弗雷德受过，似乎弗雷德更应为苏区军事失败而负责，而回避了他自己所应负的重大责任。
至于毛泽东，有关福建事变的争论却改善了他的处境。在这一时期，毛所扮演的角色是微妙的：一方面，毛不处于有权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苏区军事形势日紧。毛的有关意见又逐渐被重视，毛的作用比1932—1933年明显增强，这为他一年多后的复出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