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太子党中冒出来的各种思潮。他们掌握了社会中的大部分资源，包括所谓“思想领域”的“精英”们，但其痕迹，脱不出刘少奇主政时代的思路，不外乎一些经济自由、国进民退和老子英雄儿好汉式的集权垄断。比起赵紫阳的“新权威主义”还差远了。毛泽东对其的指责其实是一针见血的，这是一种官僚集团对社会的披着合法外衣的掠夺。这些“思潮”继续占有市场可以说是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阴魂不死。
中国从思想领域说问题盘根错节，混乱不堪。比较得势的是（1）阿Q思想：中国特殊论、中国模式论、文化论等等，因为10亿贫民和全球化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和伪凯恩斯主义暂时的“成功”让他们飘飘然，自以为找到了出路，这是刘周一派的，跟历史上的“儒家士族”体系其实一脉相承；（2）新左派思想，所谓的“重庆模式”、对毛泽东的追捧、以人治、集权和群众运动式的平均主义攫取合法性，而其本质不过是“明君”思想，继承朱元璋、毛泽东的思路。而（3）正道：宪政民主、自由市场、法治反而是边缘思想，其合法性因为“资本家”在改革开放之中发了”横财“而受到了挑战。其实“蜗居”之类的作品早已清楚地揭示了，中国的所谓“资本家”都是宋思民等市府“秘书”的跟班，是官僚资本主义的产物。从来没有现代社会盖茨、巴菲特类型真正的“资本家”，即使暂时有，他们也早已被纳入政协和私营企业党组化的集权体制之中了。而“普世价值”这类中看不中用的口号给正道的科普带来了巨大的阻碍。这些思想领域的混乱和关于“共产党”出路的伪问题搅和在一起，给中国和平转型造成巨大的困难。这种困难，被无知的人概括为“文化”差异，或“素质”差异。这是一种把奴隶制怪罪到奴隶头上的逻辑。一方面制造似是而非的“思潮”，一方面反过来责怪民众不适合民主宪政。言下之意，因为他们“素质”不够或“文化”不合适，所以是自己需要薄熙来式的“强人”来为他们做主的啊！
其实这些都是披着“正义”、“公平”或“深刻”外衣的愚民政策。不需要谈“普世价值”。只需要谈老百姓真的需要什么。民主宪政法制不是需要大众“高尚”、“勇敢”、“奉献”、“利他”之类的东西。反而是理性对自身利益维护出发，得出的目前人类社会所知道的相对和平、相对代价较小的“最不坏”的措施。乌坎的案例就是证明。对“统治者”来说，王宝山、陈良宇、王立军等等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明（包括以前彭德怀、刘少奇案例），只有制度转型而不是权力才是他们的救命铁券。主动动手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即使在官僚集团里能够通过集体意志打压薄熙来这类“野心家”而获得暂时的平衡，2000年朝代轮回的历史一再证明这种体制不能自制从而避免最终把贫民逼上绝路的后果。而自由市场不需要证明自己，反而是各种形式的政府主导模式需要证明自己，（包括日本式“工业政策”）。
在经济危机之后，“save capitalism from itself”变成了时髦的口号。这给了中国执政者更多的时间。他们如果识时务的话、必须立刻开始走改良的道路。但如果以为这种实质上的加时赛是其怪胎体制的“胜利”，那么他们不需要通读“二十四史”也应该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