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若有天堂，大马士革必在其中；天堂若在天空，大马士革与它齐名。”阿拉伯古书中的记载，让有着4000多年历史的大马士革有“天国里的城市”之美誉，成为叙利亚人永远的骄傲。
不幸的是，战乱正在使叙利亚从天堂滑向地狱！
2012年4月，在国际社会艰难斡旋下，叙利亚冲突各方实现了形式上的停火。4月2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043号决议，决定成立联合国叙利亚监督团，向叙利亚派出300名军事观察员及一定数量的民事人员，负责监督叙利亚各方停火情况。
此后，9名来自中国的军事观察员分别从黎巴嫩、利比里亚和国内，飞抵战火纷飞的叙利亚，开始了120多天的军事观察员工作。作为联合国叙利亚监督团的骨干力量，他们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参与维护着叙利亚短暂而脆弱的和平，监督着事实上并没有实现的停火，赢得了联合国和各国同行的赞誉。
军事观察员邱风和叙利亚当地孩子在一起
军事观察员张明查看联合国巡逻车辆遇袭情况
临危受命显示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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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基本“无和可维”，但他们坚决执行命令，奔赴中东
“你到叙利亚了？”电话那端，张甫患心脏病的父亲语气颇为严厉，“怎么不和我说？！”
张甫嗫嚅着回答：“怕您心脏不好，受不了。”
“你知道吗，其实老爸特为你自豪！”父亲的话，让张甫眼圈发红。
张甫是中国派往联合国叙利亚监督团的军事观察员。4月24日晚，张甫和同事赵鹏作为监督团先遣队成员，从黎巴嫩陆路抵达大马士革。5月11日，在利比里亚特派团工作的中国军事观察员刘辉也抵达了战火纷飞的叙利亚。
虽然在很多政治家和外交家看来，联合国派遣叙利亚监督团也许是实现叙利亚和平的最后一次机会，但在经验丰富的军事观察员看来，当时的叙利亚基本上已“无和可维”。
中国国防部维和办的一名负责人表示，一般的联合国维和任务区，基本上都有冲突各方认可的“非军事区”，有明确的停火协议与和平计划。但联叙监督团成立的时候，连一纸停火协议都没有。
然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责无旁贷。按照“军政素质好、外语水平高、驾驶技术精、曾担任过军事观察员”的标准，来自总部的刘勇、谢辉、张跃，沈阳军区的邱风，兰州军区的车立杰、张明，从军事观察员人才库里被挑选出来。
“在值班时经常看地图，知道赵鹏和张甫到达叙利亚了，但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后来会和他们一起战斗。”刘勇曾在联合国维和部当过参谋军官，并在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观察团当过军事观察员，一名将军点了刘勇的名，让他当了中国观察员的领队。当时，他的孩子只有10个多月，岳父还瘫痪在床。
“家庭的困难自己克服！”在组织征求意见时，刘勇和所有其他队员一样，没有丝毫的犹豫和退缩。
46岁的邱风是9名中国军事观察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他出发时，和家人一起瞒着80多岁的老母亲。当老人家从电视上得知儿子去了叙利亚以后，一改每天看电视连续剧的习惯，一天到晚守着电视新闻频道，了解当地的局势，寻找儿子的身影。
“11岁的女儿抱着我的大腿不让去，哭得一塌糊涂。”39岁的车立杰少校曾接替牺牲的中国军事观察员杜照宇在黎巴嫩工作过，家人因此至今对维和心有余悸，“但我是军人，我必须去”。
由于在安理会表决中对有关草案投了否决票，中国军事观察员经常要面临一些叙利亚人的误解以及由此带来的危险。张甫说，他的外国同事中有人把自己臂章上的国旗摘下来以避免危险，但“作为中国军人，要把国旗摘下来，是很难的一件事，内心里根本不可能接受”。
5月14日凌晨，经过一周强化培训的6名中国军事观察员踏上了征程。
冒着炮火履行使命
变换行车路线上下班，最近的爆炸发生在30多米外
危险从到达的那一刻就开始了，爆炸、枪击、劫持、围攻、挑衅……在叙利亚，针对平民和联合国人员的各种恐怖活动接二连三。联合国叙利亚监督团的部队司令、副司令、参谋长全都遭遇过袭击。作为先遣组成员，赵鹏在任务初期几乎跑遍了所有发生冲突的城市，以确定观察哨的位置和军事观察员的巡逻路线。他和同事遇险的经历，也成为联叙监督团为陆续抵达的观察员们进行安全培训的“经典案例”。
那次，当赵鹏和其他国家的军事观察员乘坐的巡逻车队出现在街头时，当地一群情绪激动的民众包围了车队。一名被冲散的外国军事观察员奋力向坐在后车的赵鹏求援，当他打开车门将那位观察员接应上车时，几名当地民众冲上来，抓住赵鹏的防弹衣就往车下拽。幸亏车上其他同伴拼力帮忙，才把车门重新关上。“那天要是被拉下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赵鹏心有余悸地说。
从国内出发的6名军事观察员，刚到达大马士革，就遇到了“下马威”。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当地司机指着窗外一幢高层建筑说，“这就是前两天发生爆炸的那栋大楼。”大家望过去，只见大楼已被摧毁了一半。那场汽车连环爆炸事件造成了近百人死亡，三百多人受伤。
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每次出门，首先都要观察高楼上是否有狙击手，再看街道两边窗户里有没有准备打冷枪的，还要看路上行人表情和手里所拿物品有没有异常。上下班时，他们还会经常变换行车路线，尽量不让他人摸清规律。
“按照联叙监督团的要求，我们听到枪声、爆炸声都要向值班人员报告，但后来这些声音太频繁了，从早到晚都能听到，便不再当回事。”刘勇说，大家都习惯听着枪声吃饭，听着炮声醒来。
形势紧张时，大家只能在较少有枪声的中午出来购买所需要的物品，有时难免饿肚子。除了巡逻和上班，观察员们尽量减少外出活动，以至于返回国内时，连办公楼一两公里之外、古迹随处可见的大马士革老城区都没去看过一次。
尽管如此，危险还是不期而至。
6月17日，刘勇、张甫、张跃3人像往常一样驾车到司令部上班，快到大门口检查哨时，被站岗的叙利亚国防部士兵拦了下来，“前面有汽车炸弹！”3人迅速把车停到路边，绕道地下停车场进入了司令部办公室。事后得知，有极端分子在一名军队上校的车底下安装了近50公斤的高能炸药，那辆车距3人只有十几米远。
“离我最近的爆炸，只有三四十米。”刘勇回忆说，8月15日一早，一辆油罐车被安装在车底的炸药引爆。刘勇当时正和一些即将回国的观察员在酒店大堂内话别，准备将他们送到赶往机场的车上。
那天，联系好的车队晚了15分钟，“如果正点到达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当时在场的张跃至今都觉得有点幸运。
勤奋专业赢得尊重
大马士革观察员队队长由衷地说：“我这里中国人越多越好！”
连续工作100天！张跃在联合国叙利亚监督团创造的这项纪录，或许也是联合国维和史上的纪录。
在联合国叙利亚监督团，中国军人的勤奋与敬业有口皆碑。很多长期守候在观察员工作的酒店外的媒体记者都在报道中说，“中国队”是大楼里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人。
联合国维和任务区一般分为军事部门和由文职人员负责的任务支援部门。在联叙监督团各项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刘勇和他负责的人事后勤处主动承担了许多原本应该由文职人员负责的具体事务，为来自48个国家的军事观察员们解决了大量具体困难。晚上十点多钟下班成了常事。
张甫的职务是联叙监督团联合报告和情报分析中心副主任。走上正轨以后，中心有14名工作人员。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并向联合国总部报告监督团在叙利亚的工作情况。当有观察员抱怨工作太累时，张甫一句话就给他们堵了回去：“你们没到的时候，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在做。”联合国主管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苏和访问任务区时，联叙监督团团长穆德少将介绍说：“在过去的三周半时间里，张甫一个人就是我们这个任务区的联合作战中心。”
时间一长，勤奋便成了中国军事观察员的标签。“其实，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效率的。”在大马士革观察员队担任助理人事官的邱风，设计了简单的人事工作软件，大大提高了观察员队的工作效率。作为助理作战官，车立杰主要负责观察员队的巡逻计划、地图制作、与当地政府军协调安排护卫等事宜，工作极为繁琐，但他处理得游刃有余。联叙监督团在90天任务期后，规模缩减一半，原来在司令部工作的赵鹏需要调整到大马士革观察员队工作，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队长基什夫得知消息后，主动询问：“就他一个人吗？我这里中国人越多越好！”
中国军事观察员表现出的组织协调能力以及雷厉风行、谦虚谨慎、连续作战的精神，赢得了各方的尊重。前联合国－阿盟叙利亚问题联合特使安南在访问叙利亚时，专门抽出时间会见中国的军事观察员，与大家合影留念。结束任务之际，联叙监督团司令为张甫、张跃和赵鹏3人签发了嘉奖信，并对刘勇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为了和平，刘勇上校在工作中展示了最高水平的专业精神和奉献精神，是中国和中国军队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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