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佩瑶说，她的眼泪哭干了（姜维平）
右，姜维平，左，彭佩瑶。2013年5月摄影。（照片由姜维平提供）
Photo: RFA
已是古稀之年的彭佩瑶看上去像60多岁，虽眼角布满鱼尾纹，但一双秀目透出精明而善良的神采，她把一个黑色的小皮包搭在胸前，那里面是上访的材料和生活用品，前年她打算去美国联合国门前抗议，但今年改变了主意，因为薄王倒台使她看到了重庆冤假错案平反的希望，她来到海外旅游，一路欣赏异国它乡的风土人情和美丽风光，并把它与探监时见到的人和事加以比较，深感人生的坎坷与命运的不测，她说，重庆的老百姓都是良民，如果不是遭受了迫害和委屈，谁会选择上访而不是旅游？如果司法公正，法制健全，谁会上访申诉以至抗议？她说，我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曾智强，被王立军领导的“091专案组”，包装和虚构成了黑老大，关进了监狱，还判了无期徒刑呢，他犯了什么罪啊，他是一个多么好的孩子，多么好的一个民企老板，他办广告公司，养了上千名员工，竟能办出“黑社会”，这是多么荒唐而黑白颠倒的判决啊，这三年，我的眼泪都流干了......这是重庆“黑打”受难家庭中的一个典型的缩影，作为年迈的母亲，彭老太的控诉应当成为中南海领导层下决心平反冤假错案的依据和动力，时不我待，必须立即启动冤案申诉重审程序。
但是，虽然18大之后，中共高层循序渐进地对重庆地区党政领导人做了调整，把薄熙来安插的亲信和死党逐步清除，去薄化已似完成，但并不独立的司法体制依旧，不仅在“唱红打黑”中丑态百出的黄奇帆还是市长，而且公检法等领域还是薄粉掌权，薄2007年以来用毛左意识毒化人们心灵的思维方式还在，是非标准还没改变，故顶着海内外舆论的沉重压力，重庆还笼罩在一片云雾之中，黄奇帆和张轩还在狡猾地为“唱红打黑”辩护，“跳楼哥”的闹剧还在上演，李俊还在流亡海外，彭佩瑶依然做着儿子平反的美梦，黎强的女儿还在哭诉，我不知道许光春领导的中央第三巡视组这次下重庆，会不会抓几只真正的大老虎，会不会开启冤案的平反程序，进而让海内外关注重庆事件的读者恢复一点信心，故只能静观其变。
重庆地方领导人有时讲的话未必全错，比如，在今年“两会”上黄奇帆和张轩都说“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纠正”，但时间过去了几个月，重庆法院至今纠正了什么？“唱红打黑”中数以千计的人被黑打冤枉而坐牢，有的甚至掉了脑袋，难道都是正确的吗？樊奇航的案子，律师朱明勇有录像佐证；王紫绮临死前，有受到野蛮迫害的文字指控；常亮在飞机场举牌子自首做秀；乌小青死得不明不白；文强的儿子曾被押为人质，等等，这些天下皆疑的丑闻，厘清和交代了吗？显然，有的案子是无罪判有罪，有的是有错判有罪，有的是轻罪判重罪，有的纯粹是长官意志下的徇私枉法，指鹿为马，如果再翻一遍《重庆日报》就会汗颜和惊骇，堂堂的综合性大报竟整天刊发“黑打”的文字和图片，其内容除了杀人就是抓人，山城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渣滓洞相形见绌，江姐和许云峰都惊醒了，人们无法理解，在一个政治骗子和一个打手的忽悠下，重庆大张旗鼓地进行了“二次文革”，连美国的前政要基辛格都去站台助威，加拿大总理哈珀都去献殷勤，无数个被抽了筋骨的文人去挥小旗，仿佛“薄泽东”照亮了“西红柿”，薄是人民新救星，所幸最终，狗咬狗式的内斗葬送了薄王的政治前程，但体制依旧，王立军事件并未唤醒一些官员，中国的前进的方向还是没有找到。
无疑地，重庆公安系统也曾有数以千计的人遭受王立军的黑打，这与其他冤案有些类似，但较之一些典型的案例，其受罪的程度不可同日而语，但张德江与何挺去了重庆，高效率地在几个月内拨乱反正了，没有平反的成了极少数，官方显示了很高的办案效率和果断的决心，但对涉及草民的案子呢，却是雷声大，雨点小，至今在海内外影响很大的彭治民案，李俊案，黎强案等，一件也没重审和翻案，一边在指控薄王和“四大金刚”有罪，一边在“拖”和“躲”，以至“骗”和“赖”，厚着脸皮，硬着头皮，磨着嘴皮，眨巴着狡猾的眼皮，不仅为自身“黑打”辩护，而且还做着薄王胜利归来的黄粱美梦，仿佛还会有那么一天，薄熙来像邓小平那样几上几下，回到重庆，再调动公检法公开地抢夺民企财产中饱私囊，再利用红宝书【《读点经典》】，红色短信，红歌忽悠老百姓，再出卖国家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去喂饱资本家，无疑的，薄王应合了重庆各级官员自私贪婪的本性，分吃了原本应当属于私企的“蛋糕”，或法定没收后进入国库的数以千亿的财富，而激活了他们土匪抢钱式的积极性，上演了革命党杀人的闹剧，所以从整体上看，公安局曾作了打手和帮凶，既使有冤案也应当迟后平反。
但顺序恰恰颠倒了过来，“黑打”的急先锋成了平反的首选，难道平反也要体现官员的特权思想吗？这奇怪而冷酷的现实原因何在？原来根子在政治体制，中共统治人民的主要手段还是高压维稳，而镇压老百姓的利器和工具就是公检法，张德江面对风起云涌的民众不满，无力或不想变革社会制度，就必得先哄住公安局，于是数以千计的受到委屈的公安人员恢复了公职和名誉，还补发了工资，所以何挺手腕上挂了名表不足为奇。他们把问题归罪于王立军等几个人，自称广大干警是好的，坏的则是少数人，但无法否认，2009年的“黑打”高潮中，有几百个铁山坪式的“打黑基地”，这与国家有关看守所的法律规定明显冲突，但两三万的公安民警，难道都没经过普法教育吗，为什么没有人对薄王提出批评呢？文强确是贪官，但临处死前，为什么王立军可以奉命一个人去看他并密谈呢，这也和有关法律条款相抵触，办案人员至少要两个人面见罪犯或嫌犯，这是最起码的常识，但重庆的媒体公开报道此事，什么人提出质疑了呢？再说，他们一比一地究竟谈了什么交易条件，文强讲了什么，他死前手里拿的文稿是何内容，最终是否在卷里，等等，都死无对证，现在，王飙子讲了真相也成了孤证，如何判断呢？至今这些都成了“国家机密”，这些细节的查证，是比给公安人员平反更紧迫的问题，却被忽视和隐藏了起来。可见犯事的和声称纠偏的是同一客体，左手调查和处理右手，如何给力，看来这些怪事的产生都来自政治上的专政统治。
假如中共把暗斗变成明争，假如党内的派别可以公开化，假如法官是职业化和终身制的，假如党员不得担任法官，假如法官不用看地方党委领导的脸色判案，那么，就不会出现重庆公检法整体沉沦，成为薄熙来手中的王牌的悲剧，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当彭治民和曾智强等一列“黑社会”成员被押上法庭时，谁也不必委屈地流眼泪，只需真实地陈述事件的过程，律师可以无所顾忌地辩护，公诉人可以起诉，陪审员可以发表意见，法官可以凭良心和条文而自行断案，他们宣告“黑老大”无罪或者某些指控无罪，跟下来海内外媒体再如实报道，接受社会的與论监督，那么，既便薄熙来有金口玉牙，有三头六臂，他能成那么大的气候吗？他能下令抓捕和追讨数以万计的良民吗？他能把数以千亿的民脂民膏“唱”没了吗？他能把熊峰，幺玲，魏鑫之类的“打手”和恶棍包装成打黑英雄吗？他能把家犬王立军逼进美国人的怀抱吗？这一切的根源还在于眼下，与经济奇迹日益不配和明显矛盾的体制，是选人用人领域里的上级任命下级的僵化体制和缺乏监督和制约的社会环境。
毫无疑问，中南海高层希望第三巡视组能在重庆打开局面，为了安抚江派的躁动不安，习李委派江泽民的红人许光春带队领衔，按照原则去清理薄王的党羽，平息老百姓的怨愤和忧虑以及疑惑，正如张德江的派系倾向一样，中共正在人事布局上小心谨慎地左右平衡而力显党内的团结，但依笔者之见，救国的妙棋在于走出中国多党制的第一步：党内派别公开化和合法化，考虑中国的国情和现实，把中共分成两派，把报纸分成两派旗下公开论战之阵地，把公检法彻底独立，把军队中立而国家化，这才是比较好的选择，既可跟上世界潮流，又可满足海内外华人热望国家民主和平转型的愿望，这样一来，就可以解救一切党派和所有的人，甚至包括体制内的官员，进而化解尖锐的社会矛盾，也免除了国家的动乱和分裂，这一步高棋下起来很难，不知道习李等中国舵手们如何思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再审视“六四”等疑难问题，会有一览众山小的淡定和超群之感，但现在还没有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伟人，所以，面对重庆的冤假错案，许光春等人还会一筹莫展，可能的结果是，像孙政才那样，抓几个“床上运动”的阳痿早泄者雷振富，玩玩大众的眼球；再免几个淫官和贪官，用群蝇掩饰“大老虎”，迫使更多的贪官重新划线归队，该贪的还得贪，该干的还得干，然后再抹几把“红霞”，把肖烨等人关进大牢，恐吓更多的人不敢私录黄碟，安抚更多的因过度运动而早泄，多泄，滥泄者，官场依旧，社会半死不活地维持着，继续“击鼓传花”，混一天算一天，如此而已，应对那些蒙冤的“倒霉蛋”则是能拖就拖，能赖就赖，能骗就骗，拖黄，赖黄，骗黄。
因此，年逾古稀的彭老太，只能泪眼望穿，她说，自从薄熙来倒台后，原先逼其滚出家门，要没收其合法自住屋的“091专案组”成员马某不再出现，偶尔通个电话也是闪烁其词，言不由衷，虽然儿子的公司已恢复了营业，四散的员工大都已返回，但重庆华宇广告公司的老板曾智强还在坐牢，她代子递交的申诉状还在一些部门长途旅行，彭佩瑶说，他们抓人时雷厉风行，大张旗鼓；平反纠偏时却遮遮掩掩，久拖不决，要不是我给专案组免费做了几个月的饭，或许感动了091的“石头”，说不定儿子就判死了，现在不论如何，我知道儿子还活着，还能自辩，还能听他讲述遭受刑讯逼供的那些不堪回首的日日夜夜，我残留着梦想，希望有生之年迎接儿子出狱，我是生意人，我还拥护政府......
我觉得彭老太很善良，很善于以德报怨，很善于化解矛盾，我无法想象，她就是官媒描述和指控的养着娼妓的重庆钻石王朝俱乐部的大老板，儿子是代她而受过，问题是她有什么“过”，法庭为什么不审问她这一“法人代表”，他儿子与彭治民是“黑社会”组织的上下级关系，还是租赁性质的商务上的友谊，他和彭治民究竟是“黑老大”，还是官方强行拼凑的一般性的生意合作伙伴？把他们所做的一切，与《刑法》中有关黑社会的“四条标准”对照一下，就知道了一个铁的事实，目前中国的法庭是胜利者的法庭，过去薄熙来胜了，他就一言九鼎，如今他败了，有些信息也不透明，范承秀老太太别抱怨，谁叫你得势时欺压别人，教子无方呢。
我向她描述了上个世纪我铁窗生涯的故事，彭说，我儿子不如你，我们不能在一起促膝交谈，只能隔着大玻璃，用话机互倾心曲，她一共去看儿子三四次，每次曾智强都问一个事：何时能平反或改判？狱警把他当成朋友善待，但那里毕竟是监狱。儿子度日如年。我告诉她，我太太去监狱看我时，薄熙来派专人每次都坐在一边监听和记录，事后薄熙来还要看笔录和听汇报呢，我还向她陈述了我的观点，她却未置可否，念及更多我所见到的与重庆有关或无关的国人，他们的认识水平和思维定势，使我预感到中国司法独立要求的强烈和遥远，前者是指遭受迫害者的切肤之痛，后者是指无直接关系者的冷漠和麻木，几乎所有的人都自称远离政治和敏感问题，疯狂地追逐金钱和物质享受，他们不知道抓捕薄熙来，只是中止了中国的暂时倒退，如不变革社会，一旦翻船，每个人都脱不了干系，正如黑打前你告诉曾智强和彭佩瑶，中国的民企老板离不开政治，他们会嘲笑你一样，记住我的话吧，大变革的时代已经逼近，如果不从薄熙来事件中找到教训并根除产生他的制度土壤，下一场换了名目的政治运动，会使更多的人遭殃。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但是，虽然18大之后，中共高层循序渐进地对重庆地区党政领导人做了调整，把薄熙来安插的亲信和死党逐步清除，去薄化已似完成，但并不独立的司法体制依旧，不仅在“唱红打黑”中丑态百出的黄奇帆还是市长，而且公检法等领域还是薄粉掌权，薄2007年以来用毛左意识毒化人们心灵的思维方式还在，是非标准还没改变，故顶着海内外舆论的沉重压力，重庆还笼罩在一片云雾之中，黄奇帆和张轩还在狡猾地为“唱红打黑”辩护，“跳楼哥”的闹剧还在上演，李俊还在流亡海外，彭佩瑶依然做着儿子平反的美梦，黎强的女儿还在哭诉，我不知道许光春领导的中央第三巡视组这次下重庆，会不会抓几只真正的大老虎，会不会开启冤案的平反程序，进而让海内外关注重庆事件的读者恢复一点信心，故只能静观其变。
重庆地方领导人有时讲的话未必全错，比如，在今年“两会”上黄奇帆和张轩都说“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纠正”，但时间过去了几个月，重庆法院至今纠正了什么？“唱红打黑”中数以千计的人被黑打冤枉而坐牢，有的甚至掉了脑袋，难道都是正确的吗？樊奇航的案子，律师朱明勇有录像佐证；王紫绮临死前，有受到野蛮迫害的文字指控；常亮在飞机场举牌子自首做秀；乌小青死得不明不白；文强的儿子曾被押为人质，等等，这些天下皆疑的丑闻，厘清和交代了吗？显然，有的案子是无罪判有罪，有的是有错判有罪，有的是轻罪判重罪，有的纯粹是长官意志下的徇私枉法，指鹿为马，如果再翻一遍《重庆日报》就会汗颜和惊骇，堂堂的综合性大报竟整天刊发“黑打”的文字和图片，其内容除了杀人就是抓人，山城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渣滓洞相形见绌，江姐和许云峰都惊醒了，人们无法理解，在一个政治骗子和一个打手的忽悠下，重庆大张旗鼓地进行了“二次文革”，连美国的前政要基辛格都去站台助威，加拿大总理哈珀都去献殷勤，无数个被抽了筋骨的文人去挥小旗，仿佛“薄泽东”照亮了“西红柿”，薄是人民新救星，所幸最终，狗咬狗式的内斗葬送了薄王的政治前程，但体制依旧，王立军事件并未唤醒一些官员，中国的前进的方向还是没有找到。
无疑地，重庆公安系统也曾有数以千计的人遭受王立军的黑打，这与其他冤案有些类似，但较之一些典型的案例，其受罪的程度不可同日而语，但张德江与何挺去了重庆，高效率地在几个月内拨乱反正了，没有平反的成了极少数，官方显示了很高的办案效率和果断的决心，但对涉及草民的案子呢，却是雷声大，雨点小，至今在海内外影响很大的彭治民案，李俊案，黎强案等，一件也没重审和翻案，一边在指控薄王和“四大金刚”有罪，一边在“拖”和“躲”，以至“骗”和“赖”，厚着脸皮，硬着头皮，磨着嘴皮，眨巴着狡猾的眼皮，不仅为自身“黑打”辩护，而且还做着薄王胜利归来的黄粱美梦，仿佛还会有那么一天，薄熙来像邓小平那样几上几下，回到重庆，再调动公检法公开地抢夺民企财产中饱私囊，再利用红宝书【《读点经典》】，红色短信，红歌忽悠老百姓，再出卖国家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去喂饱资本家，无疑的，薄王应合了重庆各级官员自私贪婪的本性，分吃了原本应当属于私企的“蛋糕”，或法定没收后进入国库的数以千亿的财富，而激活了他们土匪抢钱式的积极性，上演了革命党杀人的闹剧，所以从整体上看，公安局曾作了打手和帮凶，既使有冤案也应当迟后平反。
但顺序恰恰颠倒了过来，“黑打”的急先锋成了平反的首选，难道平反也要体现官员的特权思想吗？这奇怪而冷酷的现实原因何在？原来根子在政治体制，中共统治人民的主要手段还是高压维稳，而镇压老百姓的利器和工具就是公检法，张德江面对风起云涌的民众不满，无力或不想变革社会制度，就必得先哄住公安局，于是数以千计的受到委屈的公安人员恢复了公职和名誉，还补发了工资，所以何挺手腕上挂了名表不足为奇。他们把问题归罪于王立军等几个人，自称广大干警是好的，坏的则是少数人，但无法否认，2009年的“黑打”高潮中，有几百个铁山坪式的“打黑基地”，这与国家有关看守所的法律规定明显冲突，但两三万的公安民警，难道都没经过普法教育吗，为什么没有人对薄王提出批评呢？文强确是贪官，但临处死前，为什么王立军可以奉命一个人去看他并密谈呢，这也和有关法律条款相抵触，办案人员至少要两个人面见罪犯或嫌犯，这是最起码的常识，但重庆的媒体公开报道此事，什么人提出质疑了呢？再说，他们一比一地究竟谈了什么交易条件，文强讲了什么，他死前手里拿的文稿是何内容，最终是否在卷里，等等，都死无对证，现在，王飙子讲了真相也成了孤证，如何判断呢？至今这些都成了“国家机密”，这些细节的查证，是比给公安人员平反更紧迫的问题，却被忽视和隐藏了起来。可见犯事的和声称纠偏的是同一客体，左手调查和处理右手，如何给力，看来这些怪事的产生都来自政治上的专政统治。
假如中共把暗斗变成明争，假如党内的派别可以公开化，假如法官是职业化和终身制的，假如党员不得担任法官，假如法官不用看地方党委领导的脸色判案，那么，就不会出现重庆公检法整体沉沦，成为薄熙来手中的王牌的悲剧，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当彭治民和曾智强等一列“黑社会”成员被押上法庭时，谁也不必委屈地流眼泪，只需真实地陈述事件的过程，律师可以无所顾忌地辩护，公诉人可以起诉，陪审员可以发表意见，法官可以凭良心和条文而自行断案，他们宣告“黑老大”无罪或者某些指控无罪，跟下来海内外媒体再如实报道，接受社会的與论监督，那么，既便薄熙来有金口玉牙，有三头六臂，他能成那么大的气候吗？他能下令抓捕和追讨数以万计的良民吗？他能把数以千亿的民脂民膏“唱”没了吗？他能把熊峰，幺玲，魏鑫之类的“打手”和恶棍包装成打黑英雄吗？他能把家犬王立军逼进美国人的怀抱吗？这一切的根源还在于眼下，与经济奇迹日益不配和明显矛盾的体制，是选人用人领域里的上级任命下级的僵化体制和缺乏监督和制约的社会环境。
毫无疑问，中南海高层希望第三巡视组能在重庆打开局面，为了安抚江派的躁动不安，习李委派江泽民的红人许光春带队领衔，按照原则去清理薄王的党羽，平息老百姓的怨愤和忧虑以及疑惑，正如张德江的派系倾向一样，中共正在人事布局上小心谨慎地左右平衡而力显党内的团结，但依笔者之见，救国的妙棋在于走出中国多党制的第一步：党内派别公开化和合法化，考虑中国的国情和现实，把中共分成两派，把报纸分成两派旗下公开论战之阵地，把公检法彻底独立，把军队中立而国家化，这才是比较好的选择，既可跟上世界潮流，又可满足海内外华人热望国家民主和平转型的愿望，这样一来，就可以解救一切党派和所有的人，甚至包括体制内的官员，进而化解尖锐的社会矛盾，也免除了国家的动乱和分裂，这一步高棋下起来很难，不知道习李等中国舵手们如何思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再审视“六四”等疑难问题，会有一览众山小的淡定和超群之感，但现在还没有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伟人，所以，面对重庆的冤假错案，许光春等人还会一筹莫展，可能的结果是，像孙政才那样，抓几个“床上运动”的阳痿早泄者雷振富，玩玩大众的眼球；再免几个淫官和贪官，用群蝇掩饰“大老虎”，迫使更多的贪官重新划线归队，该贪的还得贪，该干的还得干，然后再抹几把“红霞”，把肖烨等人关进大牢，恐吓更多的人不敢私录黄碟，安抚更多的因过度运动而早泄，多泄，滥泄者，官场依旧，社会半死不活地维持着，继续“击鼓传花”，混一天算一天，如此而已，应对那些蒙冤的“倒霉蛋”则是能拖就拖，能赖就赖，能骗就骗，拖黄，赖黄，骗黄。
因此，年逾古稀的彭老太，只能泪眼望穿，她说，自从薄熙来倒台后，原先逼其滚出家门，要没收其合法自住屋的“091专案组”成员马某不再出现，偶尔通个电话也是闪烁其词，言不由衷，虽然儿子的公司已恢复了营业，四散的员工大都已返回，但重庆华宇广告公司的老板曾智强还在坐牢，她代子递交的申诉状还在一些部门长途旅行，彭佩瑶说，他们抓人时雷厉风行，大张旗鼓；平反纠偏时却遮遮掩掩，久拖不决，要不是我给专案组免费做了几个月的饭，或许感动了091的“石头”，说不定儿子就判死了，现在不论如何，我知道儿子还活着，还能自辩，还能听他讲述遭受刑讯逼供的那些不堪回首的日日夜夜，我残留着梦想，希望有生之年迎接儿子出狱，我是生意人，我还拥护政府......
我觉得彭老太很善良，很善于以德报怨，很善于化解矛盾，我无法想象，她就是官媒描述和指控的养着娼妓的重庆钻石王朝俱乐部的大老板，儿子是代她而受过，问题是她有什么“过”，法庭为什么不审问她这一“法人代表”，他儿子与彭治民是“黑社会”组织的上下级关系，还是租赁性质的商务上的友谊，他和彭治民究竟是“黑老大”，还是官方强行拼凑的一般性的生意合作伙伴？把他们所做的一切，与《刑法》中有关黑社会的“四条标准”对照一下，就知道了一个铁的事实，目前中国的法庭是胜利者的法庭，过去薄熙来胜了，他就一言九鼎，如今他败了，有些信息也不透明，范承秀老太太别抱怨，谁叫你得势时欺压别人，教子无方呢。
我向她描述了上个世纪我铁窗生涯的故事，彭说，我儿子不如你，我们不能在一起促膝交谈，只能隔着大玻璃，用话机互倾心曲，她一共去看儿子三四次，每次曾智强都问一个事：何时能平反或改判？狱警把他当成朋友善待，但那里毕竟是监狱。儿子度日如年。我告诉她，我太太去监狱看我时，薄熙来派专人每次都坐在一边监听和记录，事后薄熙来还要看笔录和听汇报呢，我还向她陈述了我的观点，她却未置可否，念及更多我所见到的与重庆有关或无关的国人，他们的认识水平和思维定势，使我预感到中国司法独立要求的强烈和遥远，前者是指遭受迫害者的切肤之痛，后者是指无直接关系者的冷漠和麻木，几乎所有的人都自称远离政治和敏感问题，疯狂地追逐金钱和物质享受，他们不知道抓捕薄熙来，只是中止了中国的暂时倒退，如不变革社会，一旦翻船，每个人都脱不了干系，正如黑打前你告诉曾智强和彭佩瑶，中国的民企老板离不开政治，他们会嘲笑你一样，记住我的话吧，大变革的时代已经逼近，如果不从薄熙来事件中找到教训并根除产生他的制度土壤，下一场换了名目的政治运动，会使更多的人遭殃。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自由亚洲电台6月3日首发，更多文章请点击www.jiangweiping.com
作者电邮jwpjiang@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