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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十） [复制链接]



电梯直达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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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成功地实行赎买政策”
第一部分原文摘录
原文第十二章主要是论述毛泽东领导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章可以分为四节来读。
第一节 探索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
建国之初，毛泽东在讲到将来在全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只是从总的方向上指出“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根据对三年来实际生活的仔细观察，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正通过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等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变成新式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新认识的萌芽。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武汉同中南局的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六月十五日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利用、限制和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调查报告。
当时，毛泽东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同对资本主义商业的改组是区别开来的：对工业，采用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加以改造；对商业，则是“逐年把它挤掉，使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家”。
九月七日，毛泽东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说： “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
至此，利用、限制和改造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总方针，最后完善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飞跃。这里的关键是对国家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认识。
毛泽东抓住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环节，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指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 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第二节 毛泽东亲自向工商界代表宣传对资改造
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请了十位党外人士谈话，他们是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章伯钧、程潜、傅作义、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周恩来、陈云、陈毅、李维汉等参加。
毛泽东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他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和步骤，毛泽东说：“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这就是说，分两步走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用三五年的时间，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第二步，再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有化。而且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
毛泽东还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 (《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关于利润分配问题，这是工商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事先毛泽东曾向在工会工作的和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志作过调查，了解了一些情况。他说：“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他在讲话要点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列了一个表：
所得税 34．5％
福利费 15％
公积金 30％
资方红利 20．5％
总计 100．O％
毛泽东在同党外人士的谈话中，专门讲了一下“一视同仁、有所不同”的方针。不过他这里所说的私营工商业，是指已经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私营工商业。他说：“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又说：“现在多数公私合营厂的缺点(主要是资方无权和不发红利)必须改正，否则将阻塞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学民生公司的榜样。”民生公司是一家最早实行公私合营的航运大型企业。
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培养先进的资本家。他说：“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就在怀仁堂又约请盛丕华、荣毅仁、包达三、郭棣活、胡厥文谈话。
毛泽东：三年来，政府在对于私营工商企业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也有缺点。主要是财经部门与私营工商业发生关系的很多，但财经委员会无负责人专管此事。现拟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任财委副主任，组织办公厅管私营工商业的事。李维汉和民主党派、工商界都合得来，可以办好。
三年的恢复和发展如果没有工商界是不行的。
必要与可能。有必要，也要有可能才行。还要用鼓励的办法，不是非走这条道路不可，强迫人在这条马路上排队，不同意就关禁闭。
是要发展。现在只是说，还要做起来看。工商界看一看政府。这回摸了底，到底‘底’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只口里说，到底做起来怎么样?政府也要看一看工商界。彼此都看一看。三五年的时间，看明白了，事情也做出个样子来了，就好了。永利、久大合营得就不算好，有‘有职有权’问题，有‘红利’问题。先不忙讲社会主义。一看人心归向，不只看工农同意，工商界也要同意，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赞同；二看工作安排。慢慢讲，讲几个月，讲一年，讲几年，讲清楚，彼此有益的事。
四分之一左右，如果提到工商界里面去，究竟会不会同意?如五百亿办纱厂资本家能获利多少?
我讲一讲广阔的前途。前途是非常广阔的，首先决定于市场。今年四百万件纱，还不致减价，一减价就脱销。各个企业应好好经营，搞好劳资关系，发动劳动积极性，搞好劳动纪律，减低成本，提高产量，提高质量，每年扩大设备，这样就有了前途。如不用此种办法，也可以发展，但小得多，而劳资纠纷无穷。将来要安排人员。安排即是有饭吃，其次是地位，即是选举。明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每年将国家的事向大会报告。这样，国家建设、重工业建设，大家都能参加了。政协机构也还存在。这个名字原是蒋介石的，蒋介石不要，我们要。在座的有三位是全国委员。将来开第二届全国政协会，选举还可以扩大一些。胡先生记得我在重庆说过一句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具有同一的命运。’它们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过去在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中立过、参加过，从历史上看，现在从企业情况看，我们没有理由排斥。”
一九五三年十月至十一月召开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李维汉向毛泽东讲了开会的情况。毛泽东肯定会议是成功的，并说要使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有意识地懂得，半年之内是大喊大叫的半年。
一九五四年一月六日至十六日召开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要求在今后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对雇佣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基本上纳入公私合营轨道。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将公私合营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
毛泽东基本赞成这个计划。他说：“十年搞掉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这没有什么急躁冒进。已过了四年，天下小变；再过四年，天下大变。改造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可能不要十年，也许只要七年。明年一定要比较稳，后年大进一步，突飞猛进还在后两年。‘撑着石头打泡泅(指游水)，淹不死人’。”
一九五四年三月四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
一九五三年底，国营批发的比重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中共中央于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三日发出《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
一九五四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总的说是稳中求进，但公私合营的步子却迈得很大，大大超过了年初预定的发展指标。这一年，采取所谓吃“苹果”即逐个企业合营的方式，吃“苹果”的方式，产生了新的矛盾。大的“苹果”吃掉了，剩下大量分散落后的中小私营工业企业，生产遇到严重困难。加上国营部门在加工订货的分配上，往往只照顾国营和合营企业，没有照顾那些中小私人企业，更使这些企业生产难以为继。部分私营企业停工、停薪、停伙，甚至关门，工人失业。
一九五五年一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了统筹兼顾的方针。毛泽东说，这才对，不看僧面看佛面嘛。此前不久，毛泽东就曾指出：在工业中，原料和订单分配不公，给私营太少，是不对的。私营有困难，要照顾他们，要统筹兼顾，要调整公私关系。
十月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座谈会，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黄长水、胡子昂、荣毅仁等应约出席。
毛泽东先讲话。他说：“中国的统一战线有很久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我看统一战线有好处，又反帝反封建，又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把人家赶走呢?是人多好些，还是把许多积极因素赶走好些呢?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至于选举，不选民主人士不好，要说服选民，使他们了解这样做对劳动人民没有害处而有益处，是可以说服他们的。当然也还有‘左’派，门关得紧点，对他们也可以说服。”“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他国家的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有人说，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在这里仍然强调，社会主义改造要逐步地做，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的改变要逐步地进行。
最后，他提出怎样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来鼓励大家。他说：“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作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地主只给饭碗，暂时不给选票，这对地主来说是突然转变，没有思想准备的。对资产阶级则不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毛泽东讲完了，接着请大家提意见。毛泽东在对话中的主要内容如下：
不一定见得，国民党并没有搞掉他们的剥削制度。
你是主张红色资本家的，我们大有合作之势。
总有人要被挤下台的。我们民主党派上了台不会下台，除非做了坏事。多数人是能改变的，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像对官僚资产阶级、地主一样打击。究竟是先挤垮后收容好呢，还是不挤垮好呢?现在不先挤垮，抵触、破坏可以少一些。这样做看起来似乎慢一点，但整个生产力是向前发展的。农业也是一样。必须增加生产，使一些人的忧虑慢慢减少，说服家属朋友，波浪式地扩大。不要误认为今天谈了。明天回去就要共产。少数人开了会回去做宣传，有想得通的，有想得比较通的，有想不通的，会参差不齐。
有意见，要讲清楚、明确。
不是天生要违法的，是政府工作没有做好。
宣传要具体，只有批评没有鼓励不好，要估计，要分析，要肯定主要的方面。
把鬼讲开了就不怕了。
“中心的目的是要经过一批先知先觉作思想准备，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旧社会连蒋委员长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现在要大家逐渐减少吊桶，改用抽水机，不要吊桶。我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要走向共产主义，就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真正富强的国家。”
十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召开第二次关于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座谈会。
毛泽东讲话，开门见山，主题是如何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他针对私营工商业者“七上八下”的普遍心态，提出要安下心来，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共同努力。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
毛泽东还着重地讲到，要在整个工商界加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宣传教育工作。他说：“对共产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要经常说，朋友们几个人在一起扯一扯，就不怕了。我看，共产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会知道的，会看到的。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说开。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说开就晚上睡不着觉，就神经衰弱，说是明天早上就要共产了。不是的。我们讲几年准备，要经过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加工订货；第二个步骤，公私合营；第三个步骤，那个时候我们再议嘛。究竟哪一年国有化，我们总是要跟你们商量嘛。国有化不会是像扔原子弹那样扑通下地，全国一个早上就全部实现，而是逐步实现的。现在来说，还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通过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地做工作，慢慢地使我们的新制度往大家的脑筋里面钻进去一点，把不安的心理逐步减少，增加核心分子，扩大核心集团，让大家认识到新制度确实可行，确实有益。”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详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实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提出的赎买政策。
他说：“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十五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大概是一年几个亿吧，十年就是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二十五亿元，商业方面有八亿元，合计是三十三亿元。我想，如果十五年再加恢复时期三年共十八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
他接着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一九四九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十五年、十八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
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还提出赶超美国的目标。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们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同志作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
最后，毛泽东讲了讲领导方法问题。他要求领导者努力适合客观发展规律，使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进步更快一些，缺点和错误更少一些。
接着，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和几位副主任委员先后发言。
毛泽东仔细地听完工商联各位负责人的发言，再一次讲话。他说：听了好几位的讲话，觉得很好。“关于回去传达的问题，我感觉有些地方需要请诸位注意。就是讲，不要搞一阵风，说是要共产了，不是这么个意思。今天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人员不齐，进步程度也不一致。搞一阵风，一点破坏都没有不可能。总而言之，不要说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样不好。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少越好。”“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成绩的，将来还可以看见有很大成绩。我们商店的柜台上、货架上货品很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没有断过。经过这样大的革命，我们货品没有断过，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很多外国人看见我们货品充足，很羡慕。”“现在不是讲社会主义高潮吗?我就怕没有准备好，一个高潮来了一阵风。请诸位注意这一点。”“你们都是先进分子，说要来一个高潮。但是，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那些小商小贩有几千万人，会有各种动摇、各种犹豫的，最后达到不动摇、不犹豫，是要经过好多次反复的。”“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看起来慢，实际上反而快。早两天我跟朋友们说过，就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的话是好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然’的那个‘自然’，而是讲，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改造要减少损失，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准备，准备工作越充分，这个事情就越能办好。”
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复信中，充分肯定工商界取得的进步。信中说：“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
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
十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到会讲话。
他首先提出，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总是思想落后于实际情况。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在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上，都有这种情况。他认为这种落后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右，是我们很突出的一个东西。反右，我想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
他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全面规划，二是接近群众。所谓全面规划，就是将许多侧面结合起来研究，这样就可以发现许多问题。但是不能只坐在房子里搞规划。办公室是要坐的，但总坐在办公室里，是危险的，在一年里要有几个星期到外面跑，跟群众接触，这样才可以发现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在跟群众的接触中发现的。
毛泽东批评了一封署名为“上海工人”的来信。他说，这封信的基本观点是把资产阶级跟地主阶级等同起来，否认它还有积极的一面，不承认资本家能够改造好。马克思主义历来承认资产阶级比地主阶级要进步。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落后，但比封建主义进步，比小生产也进步，因为它是用机器生产，而小生产是用手工生产。这封信是以“左”的面貌反对党的路线，不能代表工人阶级。毛泽东说，不能认为，“五反”以前资产阶级有积极性的一面，现在实行公私合营了，资产阶级反倒没有积极性的一面了，资产阶级越搞越反动了。恰好相反，“五反”以前，它的反动性多一些，它的坏的方面多一些，“五反”以后逐步减少。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人家快要变工人阶级了，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我们的社论上也写了，一只脚进了门，那一只脚也要进了，到了门槛上了。头一只脚占二分之一，第二只脚进了一半，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了。那末它积极的一面 还有没有呢?现在来一个结论，说是没有了，它坏的方面不是越搞越少，而是越搞越多。这是一种机械的看法，否定了我们党的教育工作。这样看是不对的。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决议作了个别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
《决议》回顾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历史，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在私营企业中所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从原来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在一切重要的私营行业中实行全部或大部的公私合营，使私营工商业分别地、同时是充分地集中在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控制之下，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在这样的情况下的公私合营企业，那就不仅是半社会主义的，用列宁的话来说，‘那就已经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了’。”
这个决议的主要内容，是对毛泽东两次座谈会讲话的进一步概括和阐发。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的一段十分重要的论述，就是根据毛泽东多次讲话精神概括出来，并经毛泽东修改而成的。这就是：“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
《决议》特别强调，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过程中，必须采取教育的方法。这充分体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转变性质。毛泽东在这里加写和改写了一段话：“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强调用教育的方法改造资本家，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决议》又指出，改造私营工商业是一个复杂的阶级斗争，必然会遇到资本家的动摇或反抗。但是，只要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就能够减少他们的动摇或反抗，并能防止党内右倾的发生。
《决议》最后提出要同时防“左”和防右。对这部分，毛泽东增写了许多重要内容，重点是批评当时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偏向。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全解决的。但是在‘三反’‘五反’以后，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右的偏向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偏向，被腐蚀的事件是存在着，但不是很多的。在党内发生最多的是一种用‘左’的形式出现的偏向。”
在毛泽东主持下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总结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鲜经验，及时地对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提出方针和政策指导，对于统一全党的认识，保证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比较健康地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节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
一九五六年一月，北京工商业者首先发起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很快波及全国，到一九五六年一月底，全国五十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相继宣布实现全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这年年底，全国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基本完成。
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制度实行以后，原先的私营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是企业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发生了变化。资本家除了领取定息，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原先由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全部转归国家使用和管理。二是生产地位的变化。资本家不再是企业的统治者，而是以公职人员身份参与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开始处于从剥削者到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三是通过定息制度，逐步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原资本家的定息收入，只取决于股金多少，同企业的盈利情况完全脱钩。总之，这种公私合营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
一场以改造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标的、如此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和平和稳定中实现了。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九五六年，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一九五六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点一，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水平。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把对私营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同对民族资产阶级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结合起来。既让他们明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消灭剥削，又让他们在逐步过渡中能够比较自然地接受改造。在经济上给以出路，在政治上给以地位，在思想上给以教育，始终保持了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并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的改造，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创举。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过赎买政策，严格地讲，还只是一种设想。列宁曾想在俄国把它付诸实践，但是没有获得实现的条件。这一政策在中国以其特有的方式成功地顺利地实现了。
同其他许多重大决策一样，中国共产党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是从实践中来的，是集体智慧的成果，毛泽东在这一决策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并且在理论上作出新的概括和新的贡献。
中国终究成功地走出一条独特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进一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国成功而又顺利地用和平的方法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这是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得到，这是由中国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相对说来比较弱小，未曾得到过充分的、长足的发展；从新中国成立起，就逐步被纳入国家经济管理的轨道，在原料供应、市场销售等方面依赖于国营经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性的一面，在中国革命中总的说来处于中立者或者参加者的地位，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中国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功，还决定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以上两个方面，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能成功的。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国际和国内的其他因素。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去年李烛老①（①指李烛尘。）在怀仁堂讲高潮，我那个时候还泼了一点冷水。我说，你那样太厉害，你要求太急了。又对他讲，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地来，不要搞乱了。”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时说：“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
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产生了如下一些问题。一是，由于急于求成，在高潮到来的时候，既缺乏思想上的准备，又缺乏工作上的准备，搞得过于粗糙。二是，在实行合营中，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只有轻微剥削的小业主一起带进合营企业，对他们同对资本家一样地改造，混淆了剥削者和劳动者的区别。三是，对小企业和商业网点实行大并大裁，造成人民生活的不便。四是，实行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后，有些产品质量下降了，花色品种减少了。五是，合营以后，对一部分工商业者使用和处理不当，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第四节 毛泽东推动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建国初到一九五三年底，全国共组织起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四千八百零六个，社员二十九万八千余人。
在手工业改造过程中，出现了多种合作形式。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中央讨论，认为还是应当按照我们改造手工业的三种形式，即由手工业生产小组到供销生产合作社，再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逐步发展。
一九五五年底，参加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二十五点四。
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着重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提出要更迅速地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会后，迅速掀起手工业改造高潮。
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说：“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
到一九五六年六月，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已占手工业者总数的百分之九十。
手工业改造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盲目集中，一律合作，造成许多新的不便。一些传统手工艺品质量下降，有的甚至面临失传的危险。
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两翼的三大改造，高潮迭起，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毛泽东的心情格外舒畅。当时，他向一位外国人说：“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前我是睡不着觉的。一切都还不上轨道，穷得很。人总是不高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高兴了。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参加会议的，除了最高国务会议成员以外，还有各方面的负责人，部分政协委员，一些科学家和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人士。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基本的结论。
第二部分对原文的评论
原文说：“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它的后期，也受到“左”的思想影响(这中间虽然也提出过要纠正“左”的偏向，但从总体上并没有解决“左”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如下一些问题。”
原文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这样一种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以为只有这样，才是社会主义。在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因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长时期内，中国的经济构成过于单一。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不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不适合于经济落后的中国的实际情况。”
实际工作中产生的若干问题与指导思想的错误，两者不能混同。指导思想上有错误，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产生问题；指导思想正确而由于经验不足，在实际工作中也会产生一些问题。百分之百的成绩而没有任何缺点，这样的工作谁能做到？一说工作有缺点，就要扯到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在作怪。
关于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原文的作者又提出毛泽东说的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问题。并且说“这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难道说作者真的连目标与过程都分不清吗？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这个目标并不等于进行一次革命活动就可以达到的。
正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时候，明确提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样定息也有出路。重庆的低质产品，旺季不合规格，淡季合规格了，是因为旺季社会需要太大，供应不足。供应不足是长期的，是好现象，是因为购买力增长。要想办法。定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公私合营有优越性，比不合营好，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方的态度也改变了。”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还指出：“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还说：“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正是在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指导下，八大的报告和发言中才在经济方面提出了“几个为主几个补充“的思想。怎么能说“这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呢？
原文还说：“这一段讲话中提出一些重要的思想，可惜没有深入研究下去，更没有付诸实践。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的问题，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症结。这个问题的解决，成为留给后人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这句话把所有制的问题夸大到如此程度，不过是为无限发展私有制留下一条后路而已。
肖冬连等在《文革前十年史》中说，“从政治上看，三大改造的提前平稳实现，的确是个历史性的胜利……然而，从经济上看，这个胜利多少带有表面性。”“问题恰恰在那个‘大胜利’。刚刚建立起来的那种社会主义体制模式，是否真的大大的解放了生产力？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这种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它的母国苏联及东欧各国已经显露出严重的缺陷而寻求改革了。这种历史的势差，影响极其深远。”
这是一种貌似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而实际上是完全脱离历史实际的空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现实的社会主义只有苏联这样一种模式，中国以及东欧各国（南斯拉夫在特殊情况下采取了一些特殊政策除外）搞社会主义改造自然要采取苏联的一些基本经验。正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就提出“以苏为鉴”寻找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还是辛子陵说得“彻底”，他说：
“一个个体手工业合作化，‘化’出了三个结果：第一，国家背了一个大包袱。第二，劳动生产率降低，社员收入减少。第三，传统名牌产品逐渐退化。”
“从政治上讲，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产阶级的改造，是非常成功的……从经济上讲，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讲，从创造物质文明推进社会进步来讲，这一改造的必要性和进步性就值得怀疑了。……毛泽东在这里犯了一个超越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重大历史错误，他违背了自己制定的正确的指导理论和正确的发展路线。”
“有一种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多留几分成绩的说法：认为‘三大改造’至今仍是正确的；但同时又承认‘改革开放’的路线也是正确的。这在形式逻辑上是一种二律背反的错误。‘三大改造’如果是正确的，‘改革开放’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改革开放’如果是正确的，‘三大改造’就是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发端。改革，就是改革毛泽东晚年定型的一些政治经济模式；开放，就是从毛泽东晚期思想禁锢下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下开放。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才能指引人民满怀信心地前进理论上羞羞答答，必然带来行动上的动动摇摇，给极左思想留下阵地和市场。”
这个辛子陵确实不愧是极右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把一些人不敢说的心里话都公开说出来了。他认为仅仅否定“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还不彻底，必须否定“三大改造”；在中国就是要无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但不再是十五年，可能是上百年或更多一些时间”。
阅读本章建议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以下文章：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一、在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同的，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实行的办法则有很多不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指出的这条道路，我们实行了。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他们。使独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变为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大的进攻，只有有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这五个条件，加上社会主义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才能这样搞。
二、国家资本主义是带有进攻性质的，但在总的进攻中有部分退却，如对资本家的“三权”[1]和利润分配。现在资本家的“三权”已经不全，虽然所有权未取消，但管理权公方已经插进去了，他们的“三权”就受到了限制。现在要让一下，特别是在红利上，要给资本家让利，使他们有所得，这就是进攻中的部分退却。所得过少，他们就不愿意来。这里又牵涉到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我对他们说:“你们不应唯利是图，而要两利是图，劳资两利，一利不行”。“五反”中进攻得太远了，资本家躺下了，要给他一定的利益叫他起来，这就是百分之二十五的红利。应当说服工人作这个让步，以换得国家资本主义；如果不让这一步，资本家无利可图，无利可得，就不能换得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调整商业后，商业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也退却了，退到三比七[2]。工业方面还要让一步，才能解决。李立三[3]同志说灵活运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是对的，但不完全。在我们的社会里，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经济法则，所谓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就是剥削剩余价值，说穿了，就是唯利是图，这一条已经受到了限制。但是现在有些工厂让资本家剥削得太少了，这就不能换来国家资本主义。
　　三、现在所说的改造，还不是取消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最后改造步骤，而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和合作的、受工人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这种资本主义企业，已经不是解放前的那种资本主义企业，它们主要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资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图。当然，工人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部分利润，在整个盈利中至多占百分之二十五；而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盈利部分，是为国家(所得税)、为工人(福利费)和为扩大企业设备(公积金——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特殊的、新式的资本主义，即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它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情况。必须指出，目前不是一切或大多数的资本主义企业已做到了这一步，还需要经过几年努力才可以做到这一步，但是一定可以做到这一步。在国家资本主义中，公私合营是有社会主义成分的，它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把一切国家资本主义，比如接受加工订货，都叫做半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应该说它是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
　　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靠什么条件?第一、社会主义的几千个大工厂；第二、农业合作化，要有计划地、稳步地、积极地、自愿地搞互助合作；第三、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条件，包括党组织和工会，加上我们的领导，可以保证企业转到社会主义，取消资本家的所有权，同时把他们安排好。在这里，头一步是变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把独立的、不受限制的、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变为不独立、受限制、没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由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消灭阶级。
　　四、对私营企业“有所不同、一视同仁”问题。在所有权方面是一视同仁的，工人所得可以自由支配，资本家分到的红利也可以自由支配。在原料供应、贷款、运输等方面，“不看僧面看佛面”，“佛面”是工人阶级，为了工人，对资本家也需要给以必要的照顾。工资待遇一般原则也是“一视同仁”，高的一般不降，低的也不一定都提，要看具体条件和技术水平。“一视同仁”里面还包括资本家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这方面，形式上是每人一票，但因为工人人数多，实际上工人占优势。
　　五、国家重点搞重工业，但还必须搞地方国营工业(不要盲目性)，搞国家资本主义，搞手工业合作化。手工业是洋，不是海。手工业一般要有发展，也有一部分要淘汰。搞手工业合作化比农业合作化还要难，这两者又都比搞国家资本主义困难，对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农业不能采用剥夺的办法，因为他们是脚踏实地的劳动者，既不是资本家，下面又没有工人。对于他们，只能经过劝说，启发自愿，准备劝多少年，一步一步地实现。不搞地方国营工业，不搞国家资本主义，不搞手工业合作化，就不能完成重点建设。
　　六、我们党内有人反映了资本家的一种意见，即国家专搞重工业，轻工业让私人去搞。我们不能采取这种路线，不能是国家搞原料，资本家搞制造。有大批私营轻工业厂要走国家资本主义的路，同时还必须发展地方国营工业，如纱厂、金笔厂等轻工业。人民新增的购买力，要靠国营企业主要是地方国营企业来满足，私营企业只能占去一小部分。国家资本主义也是积累资金的来源之一，如税收等，也可以训练干部、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搞地方国营工业。现在地方工业上缴九万亿元[4]的利润太高，应降下来，以利地方工业的发展。地方工业上缴利润太多，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就太少了，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七、对“三高”即物价高、利息高、利润高政策的批评，不能过分，要分析。降低工业品价格是工业的根本路线，但是要逐步地降低。物价还是受供求关系制约的。现在的毛病是应降的未降，应提的未提如粮价。糖降价后又脱销了，要提价。降低物价时要谨慎，要按情况用分析的方法解决问题。私商往往会钻物价的空子，而且价格降了再提高就比较难，群众会不满意。因此，不要笼统地批评“三高”政策。要看到物价有高有低，有的今天高，明天应当降，也有明天应当提高的。工资也不能提得过高，提高容易降则难。
　　八、要有准备地搞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准备则不要搞。搞国家资本主义要有条件，包括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条件。要像过去打仗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干部要就地取材，培养训练工厂的工会主席和支部书记。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变私人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大体上要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完成。
　　九、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支配下，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领导作用的经济法则。但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则当然存在，不能消灭；事物受了限制，法则也受限制。不执行劳资两利，把它变为一利，就是不了解这个法则。
　　十、从国营贸易企业批发商品并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的私营零售商，可以也应该算在国家资本主义之内。它是国营贸易的手和足，现在虽然财产还是你的，将来可以改为由国贸企业发薪金。从国贸企业批发商品而又转批发给别人的私商，算不算国家资本主义?我不作定论，由你们去讨论。其他私商，同国营企业没有联系，跑自由市场，自由泛滥的，不能算国家资本主义。
　　十一、再讨论一次价值法则的问题。看本子看不下去，还是按问题讨论的方式好。九月间把材料整理出来，发至各地。
注 释：
[1] 指资本家对其企业的所有权、用人权和经营管理权。
　　[2] 这里指全国公营商业和私营商业在零售方面商品流转总额的大体比例。
[3] 李立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4] 这里是按当时流通的人民币计算的。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旧人民币。按规定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
(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进行了谈话。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的谈话要点。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
　　(1)过去三年多，做了一些工作，但忙别的去了，用力不多，现在起要多做些工作。
　　(2)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
　　(3)《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1]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4)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
　　(5)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订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三种形式。
　　(6)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
　　(7)占有大约三百八十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
　　(8)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有一个表:
　　所得税 34.5%
　　福利费 15%
　　公积金 30%
　　资方红利 20.5%
　　总计 100.0%
　　(9)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10)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11)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三年至五年，这种进步将更大，所以三年至五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国营企业的优胜，则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
　　(12)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13)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 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
注 释：
　　[1] 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
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已的命运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工商界代表的谈话。
中国的统一战线有很久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我看统一战线有好处，又反帝反封建，又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把人家赶走呢?是人多好些，还是把许多积极因素赶走好些呢?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至于选举，不选民主人士不好，要说服选民，使他们了解这样做对劳动人民没有害处而有益处，是可以说服他们的。当然也还有“左”派，门关得紧点，对他们也可以说服。
　　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有人说，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总的说来，基本上是做了好事，有益于国计民生。有些人偷税漏税当然不好，但是因为现在还有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这个制度，就有这些问题。要是说私营工商业者百分之百的偷税漏税，我不相信，有些只有百把万元(相当于现在百把元)的就算了，不要尽搞。共产党员中也有贪污百把块钱的，也算了，还算好人。共产党也不是那样干净，政府中管钱的也有少数人还有贪污。
　　从社会上说，总是做好事的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多，错误只是部分的。要有这个估计，不要总是抬不起头。但不要出去吹没有问题，你们可多说些缺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他国家的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也有唯物论，不是历来都是唯心论。
　　因此，我想劝一些人，每个大中城市有那么几十个、百把两百个觉悟比较高的核心人物，经过他们去说服大多数人，这样比我们去说更好。要有一些人早些下决心拥护共产[1]，因为迟早是要共产的。
　　农民搞合作化，对于私有制总有些恋恋不舍。《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临离家时还爱惜家具是有理由的。旧的东西要一下子去掉很不容易，新的东西要一下子接受也不容易。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一种新的思想，要慢慢地才能在人们的头脑里占领阵地，才能使旧的东西的影响逐步缩小。一个城市有少数核心人物思想先搞通，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好处的。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委员有三百人左右，各省各市还有一批会员，合起来就有好几万人。在这些人中间争取一批人，早点建立决心，不是立即共产，而是作思想准备，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现在先搞半共产。农民在一九六○年以前也只搞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总之是要逐步地做，不使人们感到突然。生产关系、生活方式都要逐步改变，不要突然改变，最后是要改变的，但是要安排好，要使这些人过得去。一个工作岗位，一个政治地位，都要安排好。民族资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不同。对地主，在一定时期要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改变成分后才可恢复公民权，加入合作社，那时就不叫地主而叫农民。对地主来说，这事实上是解放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总共三千万人，以后要同大家一起共同富裕起来。将来农民的生活要超过现在的富农。资本家如果将来饿肚子，这个制度就不好。如果大家生活不提高，革命就没有必要，因此生活福利都要逐步提高。总之，要逐行逐业安排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大家都领薪水，资产阶级不见了，都成了工人阶级，我看这是好事。我总劝人赞成共产，也许一时感觉不好，但将来会说好的。社会主义会有缺点的，将来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要分阶段。旧的制度不行了，新的制度就要起来代替。生产力总要向前发展，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就推动着社会不断前进。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2]。
　　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做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地主只给饭碗，暂时不给选票，这对地主来说是突然转变，没有思想准备的。对资产阶级则不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3]。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中心的目的是要经过一批先知先觉作思想准备，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旧社会连蒋委员长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现在要大家逐渐减少吊桶，改用抽水机，不用吊桶。我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要走向共产主义，就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真正富强的国家。
　　刚才胡子昂[4]副主任说，公私合营企业中有把女老板当家属不安排工作的事。我看，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现在还只是开始，真正平等要到社会主义，几十年以后。妇女中有极大的潜在劳动力还没有发挥，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才有发挥的机会。歧视妇女、不重视妇女的事，要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改掉。在中国，妇女有三亿人口，妇女问题一定要安排好，要同男子同工同酬，在合作社、工厂都要一样。妇女要争取到正当地位好困难，因此要一有机会就说，要统筹安排，同工同酬。
注 释：
　　[1] 本篇所说的“共产”，是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国有化。
　　[2] 孔夫子，即孔子，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
　　[3] 参见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恩格斯说：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
[4] 胡子昂（一八九七～一九九一），重庆市人。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2004年12月31日初稿
2013年5月2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