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十年代是多事之秋。
1973年9月蒋夫人匆匆赶往纽约，因为宋霭龄在那边因不明病因住院了。在美国期间美龄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但是两个星期后她就得返回台湾。在美龄离开后四天，霭龄去世了。回到台北，美龄选择放射治疗而非手术。
在访问北京凯旋归来的数月里，尼克松的政治生涯达到顶峰，但1974年8月的水门事件结束他了的总统任期。当白宫总统办公室的秘密谈话内容录音被泄露后，他掩盖共和党臭名昭著的盗窃行为也被曝光了。随着弹劾的迫近，他辞职了。“我们已经开启挡在中美之间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门，”他在辞职讲话中说道，“我们现在必须要确保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是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蒋夫人立即去会见他——不是为他在办公室留下的丑行，而是他关于中国的发言。她说：“打开大陆的大门确实是一件好事。”“打开大门意味着自由进出。但遗憾的是，我所有同胞们却不允许离开这个国家。”
1975年初，蒋介石临终之际，美龄发布了一个奇怪的、散漫的、充满愤怒的宣言，这个宣言长达32页，使用文言和朦胧的词语攻击美国。宣言中，宋美龄声称，美国已“萎靡不振”，其国际威望不断下降。她首先批判了美国缓和与北京关系的政策，但后来只是莫名其妙地谩骂一切：从美国的年轻一代吸食大麻和违禁药品，到年轻男性留着时尚的长发，再到波士顿的种族对立和福利欺诈。“伟大的美国梦变成什么样子？优雅地消磨时间，庄重地看待事物，刚毅、机智、慷慨的精神和礼仪——当我在美国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这些就是美国梦的精髓。”她抱怨道，“美国在1942年和1943年发生了什么，它的力量、爱国主义和感染力怎么了？”这好像是她指责美国没有帮助她的丈夫反攻大陆。
随着死亡慢慢临近，蒋介石把他的妻子和大儿子叫到床边，要求他们手牵着手，向他保证，他们会好好相处就像母亲和亲生儿子那样。1975年4月5日午夜，蒋介石死于心脏病突发。
蒋介石最后在遗嘱中写道，他认为自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孙中山的一个忠实追随者。美龄收到成百上千的吊唁，包括福特汽车公司的董事长亨利·福特二世、罗纳德·里根、葛培理牧师和美国第一个华裔参议员邝友良。
美国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飞往台北代表美国参加蒋介石的葬礼。虽然有两个日本前首相到来，但美国是唯一派官方代表的国家，联合国未派任何人。美国政府原本计划派遣一个级别相对较低的官员，如农业部长，但由于陈香梅的干预，在最后一刻才确定派纳尔逊·洛克菲勒。蒋夫人对这些都一无所知。
4月16日，葬礼在台北孙中山纪念馆内举行。所有的“外交使团”都三人一组走上前对着蒋介石石像行鞠躬礼。蒋介石最喜欢的书都放在他的棺材内：《圣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唐代诗集和《荒漠甘泉》。蒋经国和蒋纬国陪伴在宋美龄身边，在盖棺一刹那，蒋夫人忍不住失声痛哭。她戴着墨镜，脸色显得苍白疲倦。蒋经国也失声痛哭。棺材被百合和白色的菊花包围着。蒋介石的牧师周联华宣读了第23章圣经诗篇，儿童唱诗班演唱了《上帝召唤你》。
由黄色和白色的菊花覆盖的灵车，开向蒋介石的避暑胜地慈湖。全岛默哀一分钟。行进在温暖湿润的春天里的送葬队伍长达40英里，众人边走边唱着挽歌。路边的桌子上摆满的熏香、水果、鲜花和蜡烛，它们按照中国的传统堆叠着。成千上万的人们排队站在路边。蒋夫人后来写道，“他们中许多人无法抑制心中的悲痛，以至于我的心也随他们而去了。我的悲伤在他们的悲痛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蒋夫人以为，匍匐在地的人们是因为敬爱他们的领袖而哀悼，但是他们情感流露是因为他们返回大陆的梦想就此破灭。
蒋介石的遗体被埋葬在一座树木繁茂的山坡上一个正方形红砖别墅的庭院中央。他选择这个地方，因为它提醒他祖籍在哪里，将来回归大陆了，他希望能迁葬回老家。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美龄难以接受她丈夫的死。“我觉得他好像是在旅行。”她在写给艾玛·米尔斯的信中说，她仍处于悲痛中。
1978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卡特发表了电视讲话，宣布华盛顿将与北京建立全面外交关系，断绝与台湾的关系。虽然早就料到，但是台湾地区的领导人还是很难接受。
1981年初，宋庆龄的白血病和心脏病病情恶化。宋庆龄病危时，要求见一见她的妹妹。宋美龄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台北方面拒绝了北京的邀请，台北方面仍然坚持对大陆政府的“三不”政策——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
尽管已经接近百岁高龄，宋美龄仍然在台湾政坛有着长久而神秘的影响力。尽管她的支持者说她是支持改革的，她本人也总是宣称自己是民主人士，但她在公众场合的发言总是让人从相反的方面去解读。1986年12月初，宋美龄在台湾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批评最近举行的地方选举粗鄙无礼，不登大雅之堂。她说，民主“不是从国外引进的枷锁，也不是资本，更不是武器，对我们来说，民主应该建立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之上”，她又补充说，“世上有速溶咖啡、速溶茶，却不可能有速成的民主，有也只是吹牛。”文章结尾说，一个“国家”最致命的敌人都藏在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