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中南海]
1973年，刚刚大病一场的毛泽东，已经整整八十岁了。
这年夏天，他还劳费情思地做了一件词墨韵事。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自己一生的全部诗词作品，重新抄写了一遍。抄完后，他一一核对，对其中的一些词句作些修改。然后，让工作人员又抄写一遍，抄清后，又再次核对。
以老病之躯，如此这般，反复多次，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他似乎很想为后人留下一套完整的诗词定稿，又好像是在进行一次艺术上的自我总结。
他或许是为自己的心灵世界，留住一片珍贵的情感空间，留住几多动人的历史回声；他或许是在用诗人的目光，审视自己一生的行程，重温那遥远起伏、百折千回的心路。
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漫长，是心路；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短促，是心路；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险峻，是心路；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雄壮，依然是心路。
数量并不太多的七十来首诗词，正是毛泽东播撒在坎坷心路上的心灵花朵。诗人毛泽东，该汇聚多少感情；毛泽东的诗，该传递多少消息。
这里有蓬勃的青春意气，有婉丽的爱情悲欢；这里有谁主沉浮的浩歌，有霹雳暴动的风烟；这里有残阳如血的壮烈，有战地黄花的灿烂；这里有临海而迎潮博浪的激情，有登山而倚天抽剑的呼喊；这里有风流人物的慷慨，有人间正道的沧桑；这里有鲲鹏展翅的恢宏遐思，有乱云飞渡的从容气象；这里有宏图惊世界，更有腊梅傲雪霜；这里有坐地巡天的浪漫华章，更有闲庭信步的击水新唱。
心路上的风景是这般灿烂。细细检视笔下天地，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风色、革命风云，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悲欢、历史巨变，在晚年毛泽东的心底，该唤起怎样的波澜。
作为诗人，毛泽东是政治家诗人。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
作为诗人，毛泽东是自信的。
四十多岁的时候，在陕北峰峦起伏的黄土高原上，他便举起套着灰色棉袄袖子的右手，指着自己对一个来访的美国记者说了这样一句——“谁说我们这里没有创造性的诗人？这里就有。”
[韶山]
从那个时候往前大约四十多年，这位创造性的诗人来到世上的第一声啼哭，和平常的孩子并没有两样。不过，忽然有一天，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抱着他第一次走出家门口时，越过坪坝下面的一方池塘，他看到的却是一脉诗乐之山——韶山。
据说，远古时代，勤政爱民的虞舜从北方一路南下巡游，途经现在湖南湘潭和湘乡交界的山峰时，在这里建起了一座行宫。人们在行宫里载歌载舞，还演奏了当时的流行乐曲——韶乐。不久，虞舜南去了，一个美好的名字则留在了这里——韶山、韶峰。
钟灵毓秀的韶山终究没有留住虞舜的脚步和动人的音乐，郁郁葱葱的韶峰和缭绕的白云，寂寞相伴了无数个春秋。
1993年，在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绿荫掩映的韶峰半腰[韶山毛泽东诗词碑林]却长了一片占地二十五亩的诗词碑林。上面用花岗岩精心雕刻着诗人毛泽东的作品。一条蜿蜒小道伸进这灌木丛生的山坡，正是他小时候经常放牛或玩耍的地方。那时的乡村少年毛泽东绝不会想到，在传说中曾演奏韶乐的地方，将会长出自己的诗林。
不过，十七岁那年，在第一次走出家乡这一人生转折的重要时刻，毛泽东在不经意间作了一次诗人方式的告别。
1910年，即将出外求学的毛泽东，临行前改写了日本一个叫月性的和尚写的言志诗，夹在了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离开韶山冲的毛泽东，到了长沙，到了北京，到了上海，到了广州，到了武汉，到了瑞金，到了遵义，到了延安。
他脚步匆匆，四处寻觅。匆匆地行走，意味着任重道远。肩负使命的人，总不免五味遍尝。一路前行的毛泽东终于走出一个别样的人生风色，走出了辽阔的一片天地。他先是一名学生领袖，在湘江的波涛中舒展长臂，拥抱五四大潮，成为湖南革命的播火者。他成为了一个革命家，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引导泥腿子们奔向解放的大道，被人们称为“农民运动的王”；他成为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在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中，他站在遥望东方看得见曙光的山头点燃了星星之火；他还成为了一个思想家和理论家，在陕北高原的黄土窑洞里，他开始更为艰苦的理论进军，使为理想而奋斗的人们接受了一次特殊的精神洗礼。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革命者说他是领袖，敌人说他是“匪首”，同情革命事业的朋友也会开玩笑地称他为揭竿而起的“山大王”，但没有人说他是诗人。
直到1937 年，人们才惊讶地发现，长期在山沟里，在马背上战斗的毛泽东，竟然还会写诗。人们更为惊讶的是，正是毛泽东那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人格素养，造就了别具一格的诗风，使典雅高古的旧体诗词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风云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
就是他，一个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让整个世界都知道了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卓越的革命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诗人。1936年7月，二十三岁的斯诺来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的陕北保安。他是第一个深入苏区进行采访的西方记者。在这里，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这里有激越飞扬的歌声，有平等全新的生活，有始终如一的希望和永远乐观的情绪，更有一个民族永不屈服的灵魂。
在昏暗的油灯下，斯诺和毛泽东陆续谈了十几个晚上。一向不大喜欢谈论自己的毛泽东，向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人敞开了心扉。谈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谈了自己的经历，顺便，也谈起了诗词。毛泽东把自己的《七律·长征》抄写给了斯诺。斯诺他在书里写道，“我用毛泽东主席，一个既善于领导征战又善于写诗的叛逆者，写得一首关于这次六千英里长征的旧体诗作为结尾”。从此，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世界，人们也知道了毛泽东是一个会写诗的红色领袖。
真正让世人领略毛泽东风骚独步的事件，发生在1945年的重庆。那年，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的时候，到重庆谈判。他把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透露了出来，结果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当时在重庆的美国记者斯特朗，曾评述说：“毛泽东写的这首诗震惊了重庆文坛，那些文化人以为他是一个从西北来的土宣传家，而看到的却是一个在哲学和文学方面都远远超过他们的人”。
历史，不强求每一位重要人物都具有诗人的才华。可是，历史更钦佩一位伟人具有独领风骚的手笔。毛泽东独立风骚的手笔不仅震动了重庆文坛，更震动了十分敏感的政坛。
一桩笔墨韵事陡然转化成了政治斗争。
重庆的一些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有的甚至刊登谩骂式的和词。一首署名“雷鸣”的和词说的是那样的透底，“草莽英雄，林泽豪杰，巧饰文词虫贝雕。休夸耀，看青天白日，旗遍今朝”。
谩骂归谩骂。敏感的国民党宣传部门十分清楚，一首《沁园春·雪》，使毛泽东及其主张在政治的天平上增加了文化人格的几多分量。他们私下组织一些舞文弄墨之士，试图写出一首超过《沁园春·雪》的词，然后以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名义发表。可策划半天，最终也拿不出像样的词作，只得悻然罢手。
已经回到延安的毛泽东，看到重庆报刊上那些曲解生事的和词，只说了一句，“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
诗人只是毛泽东诸多身份中并不那么重要的一种。他有更多更大的历史使命，他有太多太大的事情要做。于是，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人们看到了：
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洪流中，他以运筹帷幄的战略智慧，导演了一出波澜壮阔的战争史剧；在开天辟地的庄严时刻，他和战友们踏着古旧尘封的皇城砖道，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元；在百废待兴的日子里，他和战友们领导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重振山河，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在战火烧到国门口的时候，他毅然决策，打了一场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抗美援朝战争；在凯歌行进的岁月中，他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更深处，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确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他又艰辛地探索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东西方冷战对峙和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面前，他始终警觉地关注着祖国的独立和安全，并在迟暮之年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格局。
历史给了毛泽东激情，历史演变的波澜壮阔也给了他独有的创造灵感和非凡的写作方式。
昆仑之巅，长城之墙，仿佛是他胸中的笔；华夏大地，高天厚土，仿佛是他笔下的纸；黄河的水，长江的浪，仿佛是他纸上的墨。
炮声隆隆，千里莺啼，是诗人诗中的平仄和韵脚；万丈长缨，百舸争流，是诗人诗中的遣词和意境；屹立山顶的松，扎根原野的草，翔飞中天的鸟，游弋江湖的鱼，还有那一年四季无比绚丽的花，从南到北迎风招展的旗，这千般风情，这万种生灵，便是跳动在诗中的字符。
每一首诗，似乎都成为了一次事件，一段岁月，一种激情，还有他的理想的形象见证；每一首诗，似乎都洞开闸一扇窗户，往里看，哪里有风骚独具的个性情怀。
正是在和人民一道创造历史的进程中，毛泽东也创造了只能属于他的诗。
这是一部史诗，真切地写照了在中国革命洪流中昂扬进取的人格精神，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建设进程中的壮阔场面。
毛泽东一生奋斗，所以他一生有诗。他的革命的一生，同时也自然地成为了伟大的政治家诗人的一生。
待续 （转自ＣＣＴ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