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程其英老师.1

2012/06附记:程老师1924年第一次留德时照片，我找了很久很久才找到。


忆程其英老师.1

 

好些日子前就拜读过章乃器公子章立凡先生对文老的访问文章,其中提到程远女士(原名程其英),读后不禁为程老师最后的悲惨遭遇郗嘘不已.

 写下此文是对程老师的纪念.是晚了些,倘若她天上有灵,她会原谅我说,总祘小朋友(62年当时我20岁,刚上大四的学生,这是她对我私下的称呼)没有忘了她.

 我称她为程老师是因为她教过我近两年德语,六十年代初,北大理科四年级起必须选修第二外语.第二外语每周一次,学时两小时,选德语的同学比例不多，多选俄 语或英语.62年的理科第二外语德语是新开课,初期觉得德语新鲜很多同学来听课,后来主课忙不过来,加上明确得知，二外期末成绩评定是按平日成绩考查而不 是期末考试,缺课渐渐便变多起来,学习也不象以前用心,最后干脆就剩下几个人了.

 开课前,系里来人到教室特别和我们打了招呼,说,你们向任课老师只学业务就可以了.那时,阶级斗争的絃绷得紧,我们明白:来任课老师政治上有点不妥。.

 时隔半个世纪(准确地说是47年前),我还清楚记得程老师第一次给我们上课的情景,走进教室是一个深色穿着十分得体的老太太(后来才知她已是近六十岁的人 了),全黑头发后梳结成一发髻,皮肤细腻,身材适中,行动利落.给人极其干练的感觉.她戴着一付简单的黑边眼镜,眼瞳黝黑,目光清澈有神.给人印象很深.她自我介绍以前在外文局工作,后调到北大西语系,一直在打字室打字.在北大教学还是初次.

 六十年代我们学外语和现在不一样,以阅读专业参考书为目的,对语法特别重视.口语几近没有.程老师坚持口语练习,那怕每课来个十分钟也行. 对于语法, 当解释多次我们总弄不明白时,她会无奈地双手摊开莞尔一笑,我去请教赵林克娣(北大西语系德国老师,其时流行甚广的"科技德语"一书的作者),下次上课再告诉你们.有同学套语法生造句子,  她则是反复地向我们解释不能死抠, 最后断然地说,我语法不精,但我知道德国人绝不会说这样的句子的.

由于课程新开没现成教科书, 程老师自编教材,每次上课现发,有时来上课只有几个人来,她以为同学对她教学有意见很是担心.我是课代表自然每次必到,要向她解释不是教师的原因.有时教材印发不及时,她让我课下直接找她要.。她告诉我们她还是在外文楼的打字室,打字室很小,她住员工宿舍,同学课下找她答疑也可以到未名湖的湖心岛上工会电视室,她每天吃完晚饭六点许准时在那儿看电视.

 和程老师接触多了说话也就随便些. 她的一些身世片断都是她随口带出来，我习惯不多问.她有个弟弟搞数学,在上海教书(最近几年在"百度"查了查,应是泛函分析专业的程其襄教授吧). 年青时她父亲和她从四川一起去留德, 说起留德同学,她调侃地笑着说,朱老总那时还和我们一道读德语ABC呢.

对于她自身的家庭生活她语焉不详.她说,过往追求者众,留德时有个同学拼命追甚至要自杀,他们好了但最终还是分手了.我说,现在他在哪儿啦, 她道,他现在是共产党的高官了.解放后他们见过一次面，她说对他的感觉变得极其陌生.以后再没有联系了,或许他也是为了避嫌吧. 又说到其它人如王炳南,"那时他还是个热衷于跳舞的公子哥儿."

 她曾担心地提醒我,和她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来往不要太公开,如果被系里的人看到有几次汇报上去会对我不好的，那时思想汇报是认为必须的,平均每月一次.党团员次数还要多.我说我在年级里已被视为只专业务不求进步,但我会当心的.

 她说她被判是历史反革命缓刑(多少年我忘了)执行,以后又划右, 判刑是法院两个人直接在北大的一个小教室单独对她宣布的.原因是她历史曾卷入一政治案件被国民党抓捕过.被捕几个月期间让她在庐山上教过德语.也许是对我说清此案件是太复杂的一件事,她没有提细节.

 上六年级后就没有第二外语课了. 相识已两年,我和她熟到可以偶尔到宿舍找她.  记得她给我看过几个偌大的塞得鼓鼓信封,上有毛笔字写"呈董必武主席","呈人大XXX收"几个大字,字迹洒脱该是她的笔迹.她抽出里面一些剪报的照相复印件给我看,如抗战时期对她活动的许多报道.

 她说她化了不少钱去搞申诉材料的照相复印,但申诉一直没有结果.她还说，她找过其时北大新来的领导(名字我忘了). 那领导听完她的话后只淡淡地留下一句话:"你现在不是也不错了吗?就祘了吧!".意思是别再申诉了,即使申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但她说,她根本没有问题，她要坚持申诉下去。 轻松的时候,她给我看过一些她早年留德时和德人合拍的照片,照片已发黄褪色,对比眼前和照片上的她, 除了眼睛依旧明亮外,其它已相差甚远了...

 她告诉我,她的很多熟人都成了右派,发配到北大荒,死了很多,多半是饿死的,活下来的精神也崩溃了,不时要她接济,她工资不高，仍祘是尽力帮忙. 当时我听了大为吃惊! 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我们一直生活在大学校园,虽吃得不饱腿也有浮肿,但国家对大学生的供应仍有保证,体会不到当时农村和劳改农场的惨状.只是过了好些年，大批右派平反真相陆续揭露后,我才领悟她的话.看来那位校领导不让她申诉是好心,说她境况不错,也是对的。 一次,她指着她房间门前过道堆着的一些家具笑着对我说,是前些日子她家里分家分给她的,没地方放,只能堆在宿舍的、走廊了.她又说,她最大的开销是一年一度的探亲假路费.从不高工资攒下点钱,每年回一次家看看是最高兴的日子了.

 程老师住的宿舍均斋靠近未名湖,一层的一个小房间,房向朝北,窗前密密的灌木挡住窗户,终年不见阳光,冬天尤其阴冷,学校暖气烧得不热室内要穿厚棉衣才行.房间她和另一个老师合住,那老师课下偶尔来来,她说她们之间没有交流, 系里派那老师来住有监视她的意思.她是历史反革命,被人监视那是当然的.好在程老师为人开朗,不然在这种环境下周围人们如躲瘟疫躲着她,精神上人不摧之而自摧之了.

 她说话幽默,说到精彩处自己不禁会哈哈大笑起来. 她说过,我这小朋友不忌讳和她交往令她很高兴.唯一就是怕累及我(其实是我觉得没理由歧视人家,我对复学在班里原右派同学也是交谈的,毕业政治鉴定时也因此祘上一笔).

 毕竟到湖心亭电视室找她或在宿舍聊天都是不方便的.程老师说有个好去处,那是与北大西门对着的朗润园,园内有个小土山,说是山,只有两三米高,长满灌木, 不远是个水塘,员工住的小院错落散布在园内树林间,晚间除了稀落归家的员工路过外,到处冷清一片,惟有点点昏黄灯火点缀其间,她说她喜欢那地方,安静没有 人打扰,经常晚饭后在那儿散步.。

 那里确实是幽静,就是在那个地方,她和我聊了不少民国时的闲人逸事,也从中知道了不少过去的中外老电影，听她娓娓道来里面的电影情节. 她多次提到"翠堤春晓"片末船缓缓离开码头时船上女演员道别所唱的"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连声赞叹美极了! 一次, 她高兴地告诉我,她替自己过了六十岁生日,在宿舍做了碗寿面,吃了.

65年夏,读完六年毕业离校前夕,我向她道别,她吩咐我到了工作单位务必给她留下联系地址.我被分配到北京一个地方研究所,不久我回了次学校,看望完老同学后已是傍晚, 灯下我拜访了程老师,给她留了我的地址.她说她会给我写信的,但嘱咐不要给她写,怕连累我. 没说上几句话,我因要赶回东郊怕错过末班车就匆匆告辞了.心想以后还是有很多机会见着的。不久果然收到她的来信,毛笔小楷字迹娟秀,信上没有称呼也没有署名,只有一句让注意自己的健康,或许是我告诉过她,我们毕业生第一年要到工厂车间劳动,是重体力的活.

 最后的见面竟然在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日子, 时籍盛夏,所里组织参观北大校园大字报,北大的"牛鬼蛇神"都被勒令赶到校园露天劳动.有剃阴阳头的,有挂黑帮大牌子的,天气奇热, 站着不动都要汗流浃背,更何况撑着单薄身子干重体力的知识分子,场面惨不忍睹,

 记得很清楚, 过西校门到校医院的路上(那时,路旁到学校西外墙仍是一大片草地和林木),忽闻有人大喊"去看女特务玛丽小姐啊!", 随众前往,远远看到一大堆群众围观着,我认出了,是一个熟悉的身影,是程老师. 我不敢走得太前,不是怕别人知道我认识她,而是怕她认出我她会在学生面前尴尬的(其后想想,应该让她看见我的).她的眼神冰冷逼人,那是憎恨嘲弄她的人的眼光,她毫不理别人的挑衅无聊问话,旁若无人地继续自己的拔草,天知道连续那些日子是怎样熬过来的.

 不久,和北大同学打听知程老师自杀身亡.我怅然若失良久.

  80年代一次我读"文史资料"丛书,无意中见到她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一篇文章中,她曾卷入那著名的"怪西人案".  前些日子,读罢章立凡先生一文,知她是在六八年在秦城监狱被迫害而死,死况凄惨.

 我问自己, 即使程老师"终获平反"又如何,也只是给她活着的亲友些许安慰而已,对死者而言,一切无法挽回,
传奇的一生消逝无痕. 一直引为憾事的是,自己没有程老师的相片,那几年来往也没想到问她要.她倘能活到今天也是逾百岁老人了.斯人已逝,音容笑貌依旧宛若眼前。

我不是基督徒,学不来宽恕, 只愿上天七尺有神灵,惩罚那些无耻作孽的罪人,无论他们生前或死后。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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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附记:

程老师在1983年已获平反，以下是当时北京大学校刊的平反消息。此剪报是偶然机会获得，我现在与赠者已失联系。

另外，章立凡先生文中谈到程老师在六八年在秦城监狱被迫害而死,此是误传了。我的同学消息确实，程老师是受迫害于 1968年在北大离世，距今已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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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公子章立凡先生的原文:(同舟共进 2007年第8期 章立凡： 《文武二老（下）——舒諲、文强印象》)

"...... 这位程远女士[5]，现在几乎没有人记得她了，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却是一位社交界的名媛，人称“黑牡丹”。1978年，我因女作家胡兰畦先生而结识程远的妹妹程其耘女士（著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先生的夫人），故关于其不幸的身世，我知之略详。
程远原名程其英，为家中长女，是学贯中西、才貌双全的名门闺秀，社交场上，不少名流趋之若骛。
她曾留学德国，因反对法西斯而被驱逐出境。1935年上海发生“怪西人案”，学者刘思慕（中共地下党员）
被叛徒陆海防出卖，一家被军统追捕，走投无路逃到程府；程大小姐豪侠仗义，把他藏起来，掩护脱险，
而自己却未及走脱，被沈醉率特务逮捕，囚禁了4个多月，释放后仍为抗战和民主运动做了大量工作。
1949年以后，她竟因被捕的历史背上黑锅，历次政治运动都脱不了干系。程女士在北京大学任教，
业务能力很强，却连教授都评不上；她一直独身，往日的友人和追求者皆退避三舍；“文革”中更在劫难逃，被人诬指为小说《红岩》中的女特务“玛丽小姐”，受尽批斗侮辱后，一代名媛玉殒香消。过去我只听说她是自杀身亡，何以尸体在秦城监狱出现，至今是个未解之谜。
“文革”结束后，程远的亲属及胡兰畦等友人为她奔走鸣冤，刘思慕也为她作了证，终获平反。追悼会上，只摆了一个空骨灰盒，内置眼镜一副。哀乐声中，程家姐妹想起大姐的惨死，哭得泪人一般，见者无不动容。
原国民党桂系政要程思远先生，上世纪60年代陪护李宗仁先生自海外来归。他与程远似有情愫，某次在全国政协见到文老，追忆起这位当年的秋水伊人，程老述一上联：“程思远思程远，越思越远”，文老对曰：“张学良学张良，不学不良”。
不知他是怎样联想起张学良的，但这个下联从字面上无可挑剔。据说当年二程出席郭沫若、于立群的婚礼，曾有人出此上联考新郎官，郭未能对。
我对文老说起程远的后事，他长叹一声说：“我该是见到程远的最后一人了，她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牺牲品！”我过后思量，汉卿将军又何尝不是如此！
......"

 [5] 程远（1904-1968），原名程其英，四川万县人。
1923年-1925年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及哥廷根大学。
1929年再度赴德留学，参加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反帝同盟等团体，反对法西斯主义，
1933年被驱逐出境回国。
1935年因掩护中共地下党员被捕，旋获释。
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上海第十四伤兵医院代院长，主持量才流通图书馆、补习学校和剧团；主办重庆七七图书馆、宣传队及印刷厂。
1940年任重庆私立孤儿院小学校长。
1943年后在重庆北碚江苏医学院和复旦大学任教。
1950年起在北京任国际新闻局德文翻译，
1957年调至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
1968年1月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