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八十年代申请出国的难忘经历
我在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出国是在1980年。1980年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到4年。我说的经历也不是国外见闻，而是出国前的复杂申请经历。
现在的中国人想出国，那很容易。只要有钱，全世界任你跑。80年代则大不一样。我就讲一下我出国的经历，让今天的年轻人听一听“天方夜谭”。
80年代出国的人员，基本上都是红二代。特别是80年代初期，几乎没有点背景的就别指望出国。我自从1957年被定为中右分子打入另册后，先后被送到小兴安岭林区和黑龙江农村劳动改造，一直到1973年才回到任职的大学。在那个年代，大学党委的党员们见了我，从来都是用斜眼看我，满脸阶级斗争。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被改造的对象。因此，对我来说，出国比登天还难，我从来想都没想过。
大概在1979年冬天，大学领导杨院长突然找我。院长要找我这个小人物，让我这个另类感到很意外。当我见到院长后，院长一改平时严肃的面孔，热情洋溢地跟我说话。原来是我校的领导部门国家林业部决定举办遥感技术培训班，邀请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专家来讲学，地点定在我校。我校当时没有合适的英语人才担当翻译。院长动员我担任翻译。我从来没学过英文，更没学过遥感，只学过俄文，当过俄文翻译。这不是赶鸭子上架么？杨院长说这是院党委的决定。我这个当了几十年奴才又被打入另册的小人物，最终只好硬着头皮答应，开始学英文。我当时已经49岁，学习的难度可想而知。到1980年4-5月间，遥感班开学。我竟然滥芋充数，用我这半吊子英语，连蒙带猜，也勉勉强强当了一把翻译。
参加这个遥感培训班，除了学了点英文外，另一个收获是同联合国粮农组织建立了联系。从那以后，该组织经常给我寄一些技术资料，使我对国外的林业技术有了一些了解。后来，该组织通知我，1980年10月在印度将召开一个国际林业技术研讨会，邀请我参加，一切费用由粮农组织提供。这就激起了我的出国梦。
在那个年代，红二代出国很容易，只要老子一个电话，或一个纸条，秘书就会很快把各个关节摆平，办好一切手续，你就只须等着拿护照上飞机。但是，普通的中国人要想出国，必须要过很多关，而且每一关都是相当难过的。
首先，出国必须有一本中国政府发的护照。而要拿到这本护照，普通人是办不到的。护照由公安局办理。没有“正当理由”，普通人是拿不到护照的。即使你有钱，也别想出国。何况我每月工资只有不到100元呢？何况我还被打入另册？想通过公安局走因私出国这条路，门都没有。
因公出国，对我来说谈何容易。我在学校内属于刚从另类走出的不受人待见的。当时全校还没有几个人出过国。但是出国的诱惑实在太大。我决定试一试运气。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申请过程。
第一关是我所在的单位。当时我归科研处管。我写好申请书，先交科研处处长。他一看不用他出钱，就批了同意。第二关是学校。由于我刚刚给他们卖力当了一把翻译，虽然批准我出国有一点风险（会被人说阶级路线不清），他迟迟疑疑还是批了。同意上报林业部。这样，我的申请书就到了院长办公室，由他们拟出文件，盖上学校的印章，上报到北京林业部。我这么折腾了一个多月，到处求爷告奶，总算过了学校这一关，文件发出。
林业部主管出国事项的是外事司。我有个同学在外事司当处长。我急忙给他写信求助。幸亏当时主管外事的副部长心情不错，竟然开恩批准。过不多久，林业部的批文下发到我校。学校通知我准备出国，首先到林业部报到。
到北京后，林业部让我先去制装，也就是做一套专供出国穿的衣服。不能穿平常的衣服，以免给伟大的中国丢脸。接着对我们（一起出国的人）进行出国教育。内容有很多，如不许单独一个人出国，不能一个人住单人房间，外出必须二人以上，不许和外国人单独谈话，不许泄露国家机密（我能知道多少国家机密？），等等。临上飞机前，给我们每人发了10美元，以备意外时用。机票是粮农组织寄过来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美元，也不知10美元是多大一笔钱。拿到后，立即藏好，唯恐丢失。
跟我一起去印度的，还有一位广东林业研究所所长。我俩到达酒店，人家为我们准备了两个房间。我们提出只要一个房间。酒店人员很惊讶，为什么我们两个大男人要住一个房间？是不是同性恋人？他们不知道我们国家规定有外事纪律，不许一个人住单人房间。
在开会期间，除提供食宿外，粮农组织还为每个参加会的人员发少许零用钱，供个人消费。我们是第一次出国，发给我们的零用钱一分都不敢花。到返回北京时，除原来林业部发给我们的10美元外，我们还把粮农组织发给我们的零用钱也上交到林业部。我们出了一次国，林业部不仅没花钱，还赚了一些。
这是我的第一次出国。尽管经历了多少道关口，我总算奋斗出去了。我是很走运的。我第二次出国就没有这么“顺利”了。
第二次出国是在198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官员通过印度会议认识了我。知道中国林业界有一个名叫李光大的人。他推荐我参加在挪威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挪威方面的会议主持人给我来信，邀请我参加。并答应提供往返机票和食宿。
有了第一次的出国经历，我当然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于是，我又开始了漫长的申请过程。第一关是科研处。处长是我的老师，很容易通过。报到院里，就碰到麻烦了。还是那位杨院长，他一看申请书，"怎么又是他？他不是刚刚出国回来么？轮班也该轮到别人了。“他不批准。我的老师科研处长也没办法。过了些天，架不住我死缠硬泡，他又去找到杨院长，他说，院长你讲的有道理，可是挪威邀请的是李光大，不是别人，没法轮换。最后，院长总算开恩批了。我勉强过了学校这一关。
下一关是北京的林业部。林学院的行文报到部里后，就等着主管副部长批。我在外事司的同学私下告诉我，当时主管外事的副部长是位土八路出身。他有一句名言：外国人凭啥出钱邀请你？肯
定你是里通外国。外国人出钱的我偏不批准。结果真是如此。林业部外事司让我给挪威方面写信，就说工作太忙A不能参加会议，婉言谢绝。我一看这次出国算完全泡汤了。就开始给挪威写信谢绝。我的信刚投进邮筒，北京传来消息，说那位土八路副部长调离，主管外事的换了一位副部长。这位是我的校友，人比较开明。我立即跑到邮局，把那封准备发往挪威的信追回。同时又向林业部申请重批。外事司把事情报到该副部长，副部长表示：既不要我们拿钱，出去又能学到一些新东西，有何不可？他大笔一挥，批了。这样，我又在1982年只身前往挪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且受邀又去了德国和奥地利。
从那以后，随着我在国际上有了一点名气，再加上国门逐渐地开放，不断地有人邀请我参加各种会议。旅费全是由外方出。我在林业部也挂了号，他们再也不设卡阻拦，而是大开绿灯。从1980年到1990年，我总共出访了13个国家。几乎每年都出国，有时一年跑两次。我成了我们学校出国次数最多的人，引起了好多人的羡慕和嫉妒。有的教师跟我开玩笑，说我出国比他们进城都容易，成了“出国油子”。这就是我80年代申请出国的复杂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