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家族三代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剧
图：梁从诫儿时与母亲林徽音
2010年10月28日下午，梁启超之孙、梁思成之子梁从诫病逝。消息传得很快又传得很慢，知道的人为之悲伤不已，不知道的人仍旧不知道。
梁从诫这一生，是追求知识分子良知的一生；尤其是在1994年后，他的整个生命，都在为阻止环境苦难的续发而倾尽其心力和血汗，他在努力给更多的知识分子作出表率，希望“身负知识权力”的人，能成为公众信任的人，替公众请命的人，为公众献身的人。
每个人的心都敏感，都能感知社会的苦难；每个人的眼睛都锐利，都能发现自然的苦难。发现这些苦难，并把苦难的真相散播于众，进而让有心为之的人，能“起而行之”，为缓解苦难、阻止苦难、追求美好而赴汤蹈火，是知识分子的重要责任之一。
在很长时间内，梁从诫曾是历史学家、出版社编辑。然而，“自然之友”成立后，他辞掉了公职，抛弃了待遇，甚至可能忘记了“所学专业”。而就是在这时，他慢慢完成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升华，从小我走向大我，从大我走向无我。一个人，只有进入无我的状态，他身上的所有思想和智慧，才会得到正向的发挥，成为社会苦难的解除器之一。
梁从诫的一生，又“薪火续传”着其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生命主旋律。他们的生命似乎只为时代而生，只为奔向社会苦难而去。放眼过去的一百多年，梁氏家族的数代知识分子于中国的贡献，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他们能把生命能量，暖化冰冷者，活化死寂者，热化悲观者，激化漠视者，转化围观者，度化邪恶者。他们用简单却又坚实的生命轨迹，一次次证解着知识分子的人生方程式。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20岁考上举人。当时朝廷主考官是礼部侍郎（后为礼部尚书）李云端。李特别欣赏梁启超的一手好文章，看到那纯熟的文字和老道功力，李以为梁启超是个中年人。待当堂见面，才发现梁启超是个英俊少年，李考官当堂决定，将妹妹赐给梁启超为妻。梁启超毫无选择余地，只有叩头谢恩。
康梁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随老师康有为出逃日本。在日本办报，初与孙中山合作，后因观点不同而分道扬镳。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着龙袍称帝。梁启超对此坚决反对，动员学生蔡锷将军起兵讨袁。58岁时，梁因病逝世。
梁启超在日本留学时，有了儿子梁思成。梁思成自幼聪颖过人。当时美国倡议把1900庚子年八国联军的清廷赔款减退，为中国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用这笔“庚子款”建了“庚子学校”，专门培养中国理工人才。
梁思成和太太林徽音都考入这所学校，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拔去美国继续读建筑。1929年，他们学成返回中国，梁思成在东北大学创建了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抗战前，梁思成到北平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当时月薪四百银元。当时四百银元相当值钱，因一个保姆月薪才两个银元。据可查到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年发薪帐目，图书馆长李大钊月薪六百银元，当时任馆员的毛泽东才拿六个银元。北洋军阀政府其实很厚待知识份子。
“七.七”事变后，梁思成一家逃离北平。他们在长沙租屋住下，但日机第一次轰炸，就把他们的住房炸毁，庆幸那天全家外出。长沙无法存身，全家又移居到重庆乡下。一天，梁从诫问母亲林徽音，如果日本人打到重庆，我们往哪逃？林徽音指着门前那条河说：投河去死！幼小的梁从诫惊恐地拉着母亲的手说：那我怎么办呢？林徽音一字一句地说：国之不存，怎顾得你！她就是这样一位执拗、刚烈的女性，这种刚烈的性格给她一生带来了悲剧。
1947年底，第二次来美深造的梁思成决定回国，很多朋友劝他不要回去，梁思成只说了一句话：共产党也要造房子。回国后，他在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教授，夫妻俩全心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他们夫妇深得周恩来器重，不久，梁思成出任了国旗设计小组组长，后又出任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组长。国徽全国招标，林徽音的设计草图一下子“中标”，中央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画圈同意。
然而好景不常，很快他们便与官方发生冲突，起因是拆北京城墙。当时的北京城墙可称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城墙，环城长达四十公里，有七百年历史，元朝就开工，明初建成，比明末建的八达岭还早，可谓真砖真墙真古董。官方要拆，梁思成和林徽音都坚决反对，认为无论从历史价值、建筑价值、美学价值，或者从给后人留点古迹的角度，都万万拆不得。
倔强的林徽音直闯当时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跟彭真大吵一顿。彭真说不过林徽音，只得端出“底牌”：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当时批示：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今天党与人民心连心，不需要墙。林徽音只好退一步说：可以把它改建成环城公园，在城墙上栽花、种葡萄藤，再放上长椅，在各处修登城墙梯道，在交通要道开口通车，这样，北京市民皆可在此休息娱乐，又可淡化“封建象征”。
林徽音一次次打报告，找中央领导都无济于事，最后绝望地提出：拆就拆吧，能不能留下城楼，左右再各留五米墙，给后人一个纪念？但她的话和所有专家、学者们的一样，都一万句不顶一句，因为毛泽东的指示，在那个时候，就“一句顶一万句”了。
拆墙就在林徽音的眼皮底下开始了。那轰轰的推土机和铲车，像碾碎她的心。还有什么能比捣碎伟大的古迹更能让一个学贯中西的建筑学家更心痛！她未曾痊愈的肺病加重了，她的执拗使她怎么也想不通这一切。于是，生气、愤怒、痛苦。在又气又病的夹击下，于1955年溘然长逝。
怀抱一腔爱国热血的梁思成惊呆了，他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但更让他不可理解的事随之而来——横扫千军的文化大革命铺天而至，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游街，最后被赶出清华，下放到江西农场。1972年他死在那里。
梁从诫身上自小就显现出祖父和父亲的遗传与影响，他也聪明、好学、刻苦。22岁大学毕业，1958年又考上研究生，导师是苏联专家，攻读世界史、美国史，研究罗斯福新政。毕业后到云南大学任教。1962年，刚满30岁的梁从诫调回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准备一展才华。
但文化革命来了，作为一个名门后代，他自然成了革命的对象。梁从诫的名字变成了“梁三子”：批斗的牌子写着：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批判后，他被下放到江西乡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一下放就如同抗日战争那么长：八年！专业完全荒废了，世界史淡入记忆深处，“罗斯福新政”在脑袋里旧得发黄，但他学会了种地、扶犁、焊接，会开各种型号的拖拉机；他像父亲一样，也有着能工巧匠的素质，居然学得一手好木工，到过他家的朋友发现，那精巧的桌椅柜和书架等，都是主人的手艺。
八年后，他被允许返回北京，但没有单位要他。后来，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工作的阎明复请他去做了编辑。他英语很好，七九、八零年，他有两次在北京为美国访问团会见邓小平做翻译。
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三代人走了一条共同的忧国忧民、报效国家的典型中国知识份子的人生道路。他们都不喜欢政治，但政治都找上门来。谈到三代人的不同，梁从诫曾悲怆地说：一代不如一代。学问祖父最大，父亲在建筑学上很有成就，我只是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比祖父和父亲都深，在社会底层八年，直接感受到老百姓的痛苦。“我们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梁从诫曾说：因为中国政治文化是不能听，也不允许有不同声音的文化。而他们三代人恰恰都说的当权者之外的声音，结果都遭厄运。其实，他们是秉承一片爱国之心。
梁氏家族三代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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