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打开的门和关上的窗
邓小平与未完成的中国社会转型
研究邓小平在当代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应该把他放在整个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历史过程当中去看，做一点具体分析。
可能多数自由派的学者都会认同，中国社会转型的目标，大体上可以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这三个概念来概括。这个三位一体目标的建立，应该是中国社会转型完成的基本标志。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近40年来这三个方面发展和深化过程，来分别研究邓小平在中国整个社会转型当中的历史地位。
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几十年来朝野形成的一个基本共识。在这一共识形成的过程中，邓小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错，80年代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系列突破，大都是由民间开始出现，推动官方从开始的限制逐步到放开和认可的，如农村的包产到户的发展、农村社队企业和城市中个体民营经济的兴起、沿海地区的逐渐开放、各种要素市场的形成等等，但不可否认，邓小平作为当时执政党主要领导人的支持和推动，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有人据此评价邓小平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是“总许可师”，这样说确实也不能算错。
从1977年邓小平复出，特别是1978年开始逐渐成为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后，他就开始坚定推动经济方面的改革开放，支持改革中出现的新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1980年到1987年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在那段时间向中央和邓小平提出了许多经济改革方面的建议和主张。据我所知，邓小平对赵的建议从来都是支持的，并且总是说，抓紧干，大胆地试，错了也不要紧，改过来就是了。
特别是在1983、1984年那场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还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争论中，邓小平、胡耀邦都坚定地支持了赵紫阳，最后把“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写入了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对决定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说“感觉是写出了一份政治经济学初稿”。这个决定实际上奠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当时叫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这个“商品经济”模式和后来的十四大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 1988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时任国务院研究中心主任的马洪向赵紫阳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问赵紫阳同志，咱们一直说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赵紫阳回答说，就是一回事，只不过是有人不太能接受市场经济这个说法，现在只好绕个弯子提商品经济。
邓小平从他复出，逐渐掌握了中央高层的政治主导权以后，做了大量的工作，确实是推动了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八九以后，经济改革被搁置，是邓在“九二”南巡中，再次大声疾呼“不改革死路一条”，将中国再次引向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的轨道。
从已经走过的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的过程看，邓小平在其中无疑是作出了第一位的贡献，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邓小平不是神仙，他不可能预见到，在他离世十多年以后，中国仍然将在经济转型的路上长期徘徊，以至于到了不久前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仍然要提出继续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
为什么经济转型至今没有完成？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邓放弃了他曾经主张过的政治改革。他曾经认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下去”。但最后他还是放弃了这个主张，在“八九”之后，逐渐走上一条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路。
中国政治转型的目标，应该是民主政治。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复出的初期，他曾经反复讲到过民主问题。在理论务虚会期间的1979年1月27日，胡耀邦曾经向与会者传达过邓听取讨论情况汇报时的一次谈话。这段谈话，是现在能够看到的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最早谈到要从制度上研究民主问题的一次谈话。这段话表明，在理论工作务虚会那个时期，邓小平对于资本主义民主的起源、发展和历史地位，对于巴黎公社的选举和“把主人变成公仆”的制度，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的教训，对于“我们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到是自己国家的主人”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曾经有过明确认识的。
1980年5月24日，党内元老、曾经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与邓小平进行的一次长谈。李向邓小平谈了肃清封建思想残余在党内的影响问题，邓表示同意，并且说，他将在中央会议上认真谈谈这个问题。5月31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再次说：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受封建主义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没有把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对待。现在，党内为什么有人搞特权？这和封建主义影响分不开。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几个月以后，邓小平在他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中又谈到了他对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在党内影响、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发展党内和社会民主的看法。
到了1986年，邓小平重新提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个时候他的调子却发生了变化。邓这时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已经不再是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而是“活力、效率、积极性”。
1986年10月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是邓小平指定赵紫阳主持的。赵主持起草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提出，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设民主政治（当然前面还要加上“社会主义”四个字）。邓小平本人大概没有使用过“民主政治”这个概念，而且把“民主政治”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与邓小平本人当时提出“活力、效率、积极性”的政改目标也不完全一致。但当时赵紫阳的处理是，把邓小平提出的“活力、效率、积极性”作为改革的近期目标，“民主政治”作为改革的长远目标。邓小平也就接受了这个提法，他在《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上批示“完全赞成”。他在看了十三大报告以后，亲自对赵紫阳说，“报告看过了，写得好”。这也说明邓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个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的提法是认可的。
但是，1989年6月以后，邓小平就基本上只讲经济改革，不再讲政治改革，不再讲民主问题了。此后，包括他在九二南巡中，都没有一个字再讲到政治改革。邓逝世以后，“跛脚的改革”成了以后几届领导人的金科玉律。“民主政治”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进一步退两步，公民权利仍然缺乏保障，党国体制反而更加走向极端。
从以上回顾中可以看到，在发展民主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态度前后有重大变化。他本来有机会，也有可能成为推动中国向民主政治转型的伟人，但很遗憾，他的经历、身份、地位和观念，使他没有能完成这个任务，他留下的一大部分政治遗产甚至有可能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负资产”。
中国社会转型还有一个方面的任务，就是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邓小平是受过文化大革命迫害的，知道毛泽东的无法无天，由此形成了他的法制概念和意识。邓在80年代也曾经反复讲法制，1986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当中，他也在讲完善法制。当然，这个“法制”是制度的“制”。这不能完全怪他，那个时候大家对法制和法治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认识都还不是很深刻。
但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邓小平讲法制，大多是在限制、防范的意义上讲的，特别是对于涉及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立法，如新闻法，出版法、结社法、游行示威法等。
早在1980年，以胡耀邦为首的中央书记处就曾经提出要搞结社法、出版法，后来被陈云、胡乔木等人否定。邓力群在他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记载，1980年9月“以后，遇到了一个关于自发组织的问题。……根据小平、陈云同志的指示，胡乔木起草了一个维护社会安定、保障经济调整暂行条例的稿子，其中包括取缔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可是书记处讨论时把它否定了，提出要搞‘结社法’、‘出版法’。乔木不同意书记处的意见，于1981年1月24日给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彭真写信说，如果采取制定‘结社法’、‘出版法’一类的办法来对付非法组织、非法刊物，要求他们登记，很可能被这些反党分子钻了空子我们还不知道。”邓小平、陈云等人接受了胡乔木的说法，否定了胡耀邦和书记处主张依法处理公民的出版、结社要求的意见。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规定，对于“非法组织”，“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
邓小平对于有关保障公民权利立法问题的态度，后来有过变化，曾经表示过赞成，要求抓紧。1989年3月3日上午，邓小平同赵紫阳谈话。当赵紫阳向邓小平谈到，有人说中国有言论罪，是不是划一个界限：违法与不违法，包括结社出版等等。邓小平说，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我们不准总搞游行，要是360天天天游行，就不用干别的了。要控制严一点，不会影响到外资，要让国外明白，我们控制的严一些，是要保持稳定，稳定是改革开放的基本条件。
从邓小平的这次谈话中可以看出，邓此时同意搞公民权利方面的立法，但他的出发点是限制，而不是保障。
从80年代初开始，胡耀邦、赵紫阳和许多人大常委和代表都主张，把宪法当中提出的各项公民的民主权利，用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制定新闻法、出版法、结社法等，但是直到1989年以后，这些东西也始终没有搞出来。游行示威法倒是有了，但没有听说批准了几起。这是什么原因？其中当然有左的势力的干扰，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干扰，但更为关键的是执政党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陈云在内，发现制定法律会束缚了自己。
通过前面对邓小平在中国社会转型三个目标方面的具体分析，我的看法是，邓小平是中共党内少有的开明领导人，他对中国的经济转型有历史性的贡献，但也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转型留下了巨大的“负资产”，这是他难以摆脱的历史局限。
邓小平的政治思想是在逐渐倒退的
对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应该怎么看？我的看法是，邓小平从1977年复出后，直到他1997年去世，他的政治思想在逐步倒退。
文革结束以后，老人们纷纷复出。这个时候，文革给国家、给他们个人造成的灾难，他们记忆深刻，也开始进行反思。那几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文革灾难形成的思想根源、制度根源，看法都十分到位。邓小平同样如此。前面谈到的1979年1月27日理论务虚会期间的，胡耀邦传达过邓小平关于巴黎公社的谈话；1980年5月24日邓与党内元老、前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关于“反对封建主义”的长谈；同年5月31日邓同胡乔木、邓力群关于“为什么有人会搞特权”谈话；以及他在8月18日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些都表明，起码在80年代初，邓小平对于民主问题是有过深刻思考的。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是他政治思想的最高点。他指出了现行体制存在五个方面的弊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等。虽然这些问题在一定层面上说也仍然是问题的表象。但是只要是公正、客观地评价邓小平这些论述，就应该承认，在经历了文革的惨痛，经历了党和国家高层政治生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他痛定思痛，在总结文革的历史经验和分析封建主义遗毒对党的影响的基础上，看到并指出这些体制上的问题，已是实属不易。
当时邓小平之所以对民主有这样深刻的认识，相信他是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的。一是当时务虚会胡耀邦的汇报，二是民主墙事件的影响（邓小平在开始是支持民主墙的），同时他自己对文革的成因也有深刻的思考。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和他的权力、地位的稳固，邓小平在讲民主，讲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他的政治思想开始向保守的方面发展。1979年3月，在以思想解放著称的理论务虚会结束时，他却作了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这个讲话，标志着邓小平思想“两个基本点”开始形成。1980年他的8.18讲话之后，由于波兰事件发生，党内保守势力如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借机给他写信、送材料，极力夸大搞民主的风险，对邓小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言犹在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再被提起，反对封建主义也没有了下文。此后几年中他没有再涉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等他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是1986年。这时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已经不再是解决权力集中问题，而是“活力、效率、积极性”，其实质就是行政改革。但由于他选择了赵紫阳主持这次改革的方案设计和实施，赵紫阳基于他自己本人政治理念，把邓小平提出的行政改革推向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这些概念和目标与邓小平提出的政治改革目标和内容有重大差别。但是，方案最后到了邓小平那里却通过了。为什么？我觉得，一是邓本人在80年代对赵的方案中提出的这些问题有过思考；二是赵方案的内容大多有邓曾经说过的话作为根据，邓也总不好不认可；三是在十三大前夕那种改革开放为主调的大环境下，胡乔木、邓力群这些保守势力没有能出来干扰。邓小平虽然开始对赵的方案也有“是不是搞了一点‘三权分立’”的疑虑，但在赵紫阳在稿子上明确写上“不搞‘三权分立’”之后，邓小平也就接受了。
但一时认可的东西，在邓那里也并不是没有变化。比如说当赵紫阳要落实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发挥民主党派作用”，提出允许民主党派在人大中设立党组，邓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
1988年春节后七届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即将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了在全国人大当中如何设置党组的问题。赵紫阳的意见是，在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中，保留中共党员组成的党组，党组书记是万里；其它各民主党派也应该允许分别成立自己的党组。书记处同意了这个意见。如果真的这样做了，那将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历来在人大中只有共产党才能以党组织名义活动，民主党派成员不能以本党组织名义活动的。若设立了民主党派的党组，就标志着民主党派也可以在人大中以党派名义进行活动。这将成为中国走向现代政党政治的一项重大突破。
对此，赵紫阳后来回忆说：“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邓那里，他那里传话给我的秘书李勇说，邓讲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作用，只是讲讲而已，怎么能当真？绝不能在人大中间搞党派政治，邓是反对的。”即便中央书记处通过了这个决议，但邓小平的话一言九鼎，这件事后来就无疾而终了。
记得1989年2月，在中央政改办一次会议上，肖榕（即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小名毛毛，时任全国人大办公厅研究室主任）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印象十分深刻。当时讨论的问题是人大制度的改革，席间有人提出小平同志是反对“三权分立”的。肖榕立即说，小平同志是政治家，不是政治学家，分权和制衡问题不是不能研究。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肖榕说的意思是说，分权和制衡是国家政权结构的理论问题，应该加以研究甚至借鉴。而邓小平反对“三权分立”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不是从理论上考虑问题的。
我觉得，肖榕这个说法也是我们理解邓小平政治思想的一把钥匙。邓是一位老练、成熟、性格刚毅的实用主义政治家，是当时实际上的党的最高领导人。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从来不是理念，而是现实政治，是如何维持、巩固和加强这个党的统治地位。他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讲民主，“8.18”讲话讲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到1986年提出政治改革目标是“活力、效率、积极性”，再到到“八九”之后矢口不言政治改革，一步步向后退。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政治形势的变化。我认为他是看明白了，从瓶子里放出来“民主”这个“魔鬼”，有可能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威胁到他一再强调的“压倒一切”的“稳定”。
另外，影响邓小平政治态度的还有一个因素，当然是次要因素，就是他周围的政治老人们对他的影响。前几天看杜老（杜导正）关于邓小平问题答记者问，他说邓小平耳朵根子软。有没有这个问题？我看有。从现在已经公开的材料看，80年代发生的“反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几次左的势力对改革的反扑，虽然都是邓小平直接支持的，但党内保守势力的前台代表胡乔木、邓力群不断的向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老人们那里送材料，起到了煽风点火的重要作用。这些运动都是在邓小平看到材料、听了汇报，听到老人们不断的向他吹风之后发生的。1988年底的“倒赵风”，直至1989年那次“风波”，赵紫阳下台，也无不与他听到的各种“谎报军情”的谗言有关。当然，这只是影响邓小平不断地向左的方向后退的次要原因，但却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邓小平的政治遗产
邓小平无疑给这个国家，这个执政党，这个社会留下了大量的政治遗产，这些政治遗产刚才几位老师都谈到了，认为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将会产生重大推动作用。这些我完全同意。但是有没有不良遗产，即现在经常所说的“负资产”？我认为也是有的。今天没有时间让我能全面评价邓小平功过，我只想重点谈谈邓小平对这个转型时代的负面影响。
如那个电视剧说的那样，邓小平再次复出之后又活了20年。在这20年中，邓小平主导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贡献今天 的绝大多数人还是肯定的。但是他留存给后代的，到现在为止还发生重大影响的负面的东西，也是客观存在的，不仅存在，而且影响也很重大，我主要讲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老人干政。
邓小平从80年代初重新回到领导核心，并且在事实上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后，逐渐形成了中国高层的老人干政的传统。毛泽东那一代在1949年建政的时候，还不算太老，还不存在老人政治的问题。但是从1977、1978年邓小平等一大批老人返回领导岗位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些人经过文革十年，年纪已经大了，不能够在第一线坐镇了，迫切需要培养接班人，就搞了干部年轻化，选了胡、赵这样的所谓中年人，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又成立了中顾委。邓的本意确实是想解决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但事实上中共高层政治的真正拍板权还是在位居“二线”的老人们手里。这种体制的形成，不能不说是邓起了决定性作用。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其经过已经是众所周知。同年11月的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通过的那个决议也证明了这一点。
1987年7月7日，邓小平在家里召开了中央五人小组会议，研究十三大的人事安排。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就在这个会议上薄一波提出，建议我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讲几句话，宣布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小平同志请教，由小平拍板。当薄一波讲这番话时，邓表示，国际上只要明确了他（即邓小平）仍是决策者就放心了。因为国内外都把他退还是不退，看作是中国能否稳定的条件。所以后来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我讲了那么一段话，说重大事情还要向邓请教，请他拍板，就是因为这个会上定的决定。”
1989年6月以后，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登台，邓小平在11月就辞去军委主席职务，说是完全退休了。但事实上仍然是退而不休。1992年他的南巡是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有历史性影响的大动作，把中国重新拉回了经济改革的轨道。
邓小平在向第三代领导人交班的时候讲过，毛是第一代，我是第二代，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们能说了算了，我就放心了。但事实上的老人干政机制和惯性已经形成，哪里是新上来的领导人想说了算就说了算的？从第三代、第四代乃至第五代领导人登台以后，都前几届退下来的“老同志”指手画脚，出于公心或私利，以各种形式干预在职领导人的工作。换届的“接班人”要上一代领导人指定，下一届的政治局、常委班子人选要向即将和已经退下去的“老同志”“征求意见”。时至今日，习近平总书记大概仍然在为这种巨大的历史惯性头疼，还在为摆脱老人干政做着艰苦卓绝的努力。也许后来出现的这种局面并不一定是邓小平的本意，但历史事实证明，中共高层几十年来存在的老人干政的传统和惯性，是从邓时期开始的，邓本人难辞其咎。
第二方面，叫做“跛脚的改革”。
邓小平并没有把他提出的以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到底。我们知道，社会的转型从来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综合性变革。邓小平主导的中国改革在经济领域虽然艰难前行，毕竟大踏步前进了，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基本确立。但在政治领域，由于邓小平的历史局限和改革的不彻底性，在经济改革的关键时刻放弃了政治改革（当然也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困扰，由于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没有也不可能进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改革，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中国官僚阶层中的掌握公权力的相当一部分人，在缺乏对权力有效监督与制约的情况下，通过权力寻租，与在资本原始积累中形成的暴富阶层紧密联系，相互利用，以钱换权，以权换钱。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存在的权力寻租，使执政党和政府内部相当一部分官员迅速腐败。特别是在一些地方和基层，已经发展到了几乎无官不贪的程度。索贿受贿、贪占公共利益、鬻官卖爵、以钱谋官、以权谋产、欺压群众、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等恶行的官员几乎随处可见。中国在9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了许多个官僚与资本相结合的权贵利益集团，成为今天进一步深入推进改革的巨大障碍。当前执政党进行的反腐败斗争，目的有多方面，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扫除利益集团对于改革的阻碍。
但是，从目前情况看，通过运动式反腐，打苍蝇、老虎，只能是治标。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必须有赖于政治改革和制度建设。这点，我就不多说了。
邓小平留下这两大负面政治遗产，对于中国社会转型形成了巨大的阻力，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看得见，也许我们下一代、下二代还能看得见。邓小平为中国社会打开了一扇门，但是同时他也关上了一扇窗。这些障碍，也包括80、90年代以后以所谓“发展是硬道理”为基础的GDP主义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环境重大污染和破坏、资源巨大浪费等一系列问题。要解决目前中国存在的邓小平时代留下这些负面东西，未必就比恢复毛文革造成的创伤更容易，也许还会更困难。
本文系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和《炎黄春秋》杂志在9月底举办了《邓小平与今日中国》研讨会，中国现代史学者、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吴伟先生在会上的发言，经天则所和作者本人复核并授权刊发，以飨读者。
英国《金融时报》 2014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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