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课闹革命”大约是1967年“国庆”过后不久开始的。二年级一天没上，我升入三年级。哥哥上了中学。上学只需要一本《毛主席语录》，我们便背着空荡荡的书包返校了。
学校已今非昔比。没有了琅琅读书声，没有了身穿连衣裙、和蔼可亲的班主任，没有了课间操和眼睛保健操，也不清楚谁在管事。有些老师被审查，原因一般是历史问题，如年轻时参加过“三青团”；大部分是出身不好。有一段时间，学生被分成组，参加看管这些有问题的老师。记得我们这一组看管一个中年女老师，我们跟着她，看她扫院子、作“早请示”、“晚汇报”。我打听出这老师的问题：她因为出身不好遭到抄家，但她的“罪行”是从家里抄出很多漂亮的旗袍和高跟鞋。附近一所中学也“揪出来”这么一位女教师，红卫兵用她的旗袍、首饰和高跟鞋办了个“文革成果展览会”。
后来，不知为什么来了一群中学的红卫兵当辅导员。我们班分来两个女辅导员：一个活泼漂亮的，一个性格文静的。每天 “早请示”后，活泼漂亮的辅导员开始讲故事。她的声音如同银铃般好听，讲得也很生动。第一天的故事， 是讲一个非洲黑人如何热爱毛主席。当讲到为了保护毛主席像章，这位非洲黑人把像章别在身体上时，我们顿时汗毛起立。这个辅导员讲完故事就没影儿了，把一班孩子扔给那个文静的辅导员。
第一天，文静的辅导员有些歉意地说：“我不会讲故事。她是‘宣传队’的，她讲的故事都是她们编的节目。”我们马上问“他们把像章别在肉上很疼吗？” 辅导员答“谁也没有这样作。演员穿黑色的衣服，就象黑人的皮肤，把像章别在衣服上就行了。”
文静的辅导员带我们读《语录》。读了一阵，淘气的男生开始坐不住了，辅导员自己也读得哈欠连天。于是她说“我教你们算术吧。”辅导员写了满满一黑板的题，找来纸让我们做。有不会做的，她就教；都会做了，她给更多、更难的题。教算术，她得心应手，孩子们也有事干。就这样我们不仅补上了二年级的算术，还学了三年级、甚至更多的算术，这对我后来转学帮助很大。
虽然辅导员不是老师，我们很她的听话，人家来当辅导员的都是最好的红卫兵嘛。我向来是听老师话的，对辅导员，除了听话，还很崇拜她。后来，辅导员们把班叫成“排”、班干部叫成“排文革成员”时，我因为听话，就混进了“排文革”。
学校组织我们参加“忆苦思甜”会、吃“忆苦饭”。“忆苦饭”是麦麸子作的，很难咽，这激起了孩子们对“万恶的旧社会”的憎恨。唱“忆苦歌”时，至少开始时是真心的：
“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
万恶的旧社会，穷人血泪仇，
千头万絮涌上我心头。... ”
第一次听“忆苦”，我们还真哭。后来听烦了，孩子们开始互相打趣，看谁在假哭。“忆苦”还没开始，就把擦眼泪的手帕拿出来、抖给别人看的，一般是假哭。
学校还组织我们看各种“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表演。记得有一次看中学红卫兵宣传队演出毛主席语录歌：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演出的学生站成两行，后面那行站在一排长板凳上。他们反复地唱，唱到“拥护”时双臂向上；唱到“反对”时双臂向下，同时还要跺一只脚。唱着、唱着，节奏乱了，每个时刻既有双臂向上也有向下的。可是他们情绪高昂，没有结束的意思。直到后面那排长板凳倒了、站在上面的红卫兵摔下来，他们才依依不舍地下了台。
同时，对毛的崇拜达到了高潮。在全民跳“忠字舞”的浪潮中，我们的邻居刘阿姨成了机关里的“明星”。她跳得很起劲儿，但大家就是觉得别扭。原来她跳“一顺儿”了，即一边胳膊挥舞时，同一边的腿也在跳。
小毛姐后来上的中学，最擅长搞文艺活动。那个学校编排了一组《全世界少年儿童热爱毛主席》的歌舞。她回家后教我唱这些颂歌，我觉得这些歌真好听，十分羡慕小毛姐的机会。还能记住一些歌词：
“天上的白云啊你停一下，
请给毛主席捎句知心话。
隔千山，隔万水，
日本孩子想念他。… … ”
“小伙伴快敲响手鼓，
快敲响战斗的手鼓。
非洲有了指路明灯，
我们有了《毛主席语录》。…… ”
“门前盛开火红的山茶花，
小丽沙画了一幅庄严的图画：
她画上伟大领袖毛泽东，
画上敬爱的恩维尔-霍查。…… ”
恩维尔-霍查是当时阿尔巴尼亚的最高领导。宣传说，黑暗笼罩着整个欧洲，只有中国人民的朋友，阿尔巴尼亚，是一盏不灭的社会主义明灯。
毫无疑问，这些歌曲有巨大的煽情作用：我们真心地相信，举世皆暗，唯我独明。我本来以为“大救星”就是“救世主”，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东方红》里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而《国际歌》却里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每天在优美的旋律轰击下，心中的疑问被淹没，更使我们对歌与现实严重不符习以为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