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更需要宪政
宪政从本质上来讲，是民众为组成一个国家达成的契约和规范。宪政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民主，它是对专政或垄断的反动和否定。而民主又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经济上的民主；一是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民主，指的是自由竞争市场形成和维护。政治民主，也就是政治领域的市场化，即把市场竞争的基本法则应用于政治领域。
宪政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尽可能地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为社会的每一成员提供平等的机会。自由竞争的市场的形成和维护，是在宪法或契约的框架之下，制定一系列保护公平竞争，反对任何形式的垄断的法律和法规，并通过民选政府和专门执法机构，对这些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和监督来实现的。企业可以做大，可以通过创新，在技术和管理上抢占先机，获取超额利润，但不能形成垄断，阻碍自由竞争。政治领域的市场化，要求政治人物或政党都必须参与政治市场上的竞争，接受民众的检验，评价和选择，进而化解任何集团，政党和个人对权力的垄断，从而保证政府的清新，清廉，公平和活力。
在一定时段，当政治和经济市场上，权力和利益处于相对固化阶段，往往是普通民众更需要化解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垄断。换言之，这两个领域的自由竞争能给普通民众带来更大的利益或获得进入这两个市场，参与竞争的平等机会。
也许有人会说，这都是骗人的把戏，是虚伪的，现实中，财富和资源的差别将导致机会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也正是长期以来，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资本主义宪政的说法。
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国家权力的垄断，剥夺有产阶级，实现财产的平均化的。从前苏联和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情况来看，在财产的强制平均化的同时，也使社会失去发展的动力。平均化与政党垄断的结合所产生的特殊能耐，就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财富的增长的幅度大大降低。在社会的总供给无法满足各种不同需求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依靠独裁的权力，强力剥夺一部分人的需求和权利来满足另一部分人需求和权利。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官僚阶层与普通民众的差别就是这种剥夺的结果。机会的不平等成了这一特定社会形态与生俱来的宿命。在改革之前踏入社会的国民，特别是农民兄弟，对此都曾有过深切的，痛不欲生的体验。
从现实来看，宪政国家，最想违宪的是垄断资本和已经获得权力的集团和个人；非宪政国家，最不愿意搞宪政的也是垄断资本，权贵资本以及垄断了权力的政党和个人。
反观宪政典范的美国，机会均等的实现则更有可能。当年，楞头青比尔.盖茨刚刚进入个人电脑操作软件领域，苹果电脑和王安电脑已经如日中天，资本雄厚，但竞争的结局，是王安电脑出局，苹果也曾被打的奄奄一息。谷歌创业的时候，雅虎已经是网络搜索引擎的龙头老大，如今，谷歌占据了搜索市场的67%，雅虎已失去了往日的雄风。脸书的大老板马可.扎克伯格创业的时候，身无分文，凭借一个智慧的设想和努力，一转眼的功夫，脸书成了社交网络市场最大的企业，市值超过了2千亿美元。像克林顿和欧巴马这样的平民子弟，也可以获得与那些家财万贯或政治世家的子弟同样的参政的机会，并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当选为美国总统。特别是奥巴马不仅家境贫寒，而且是一个非洲黑人留学生的后代，如果这个社会没有机会均等的机制，我们很难设想，他能靠奖学金一步一步的完成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教育，并获得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构建了自己从政的学业基础。从更普遍的视角来考察，很多当初身无分文的新移民，从世界不同的地方来到美国，他们当中，既有大字不识的农民，也有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只要工作努力，基本上不足十年，都可以摆脱贫困，步入美国中产阶级的行列。这些普通的群体其所以能够实现或正在实现自己的梦想，都得益于这个体制的机会均等和竞争机制。
一些官媒，动不动就把鼓吹宪政当作境外势力试图搞乱中国的一种手段，事实上，境外的大资本，特别是在中国市场上站住了脚的大资本，是最不希望中国搞宪政，搞民主的。众所周知，进入中某些特定的行业，如互联网，电讯，影视，以及涉及到自然资源的大型的工程等等，是需要政府特批的。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环境下，能获得特许的资本，都与政府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这些资本希望政府永不重组，永不换人，形成权力垄断。这样，企业的垄断利润，就不会因竞争而减少。而且，非宪政国家是没有真正义意上独立于政府的工会的。工人为增加工资，福利和更好的工作环境所举行的集会，罢工，实际上是被禁止的。这对从宪政国家来到中国的大资本，简直就是福音。就凭这一点，那些曾被自己国家的工会搞得焦头烂额，被迫不断提高员工福利的大资本，真的恨不得紧紧拥抱垄断了权力的政府官员们，情真意切的叫声：My sweat hart!
还有一批在中国依靠与政府的关系发了财的中小资本，甚至出钱出力，雇佣学者，充当“自干五”的角色，试图论证中国不适合搞民主宪政。这些人认为，中国政府对经济活动涉足太深，不像西方宪政国家，政府基本不涉足经济，如果中国搞民主宪政，有可能导致经济混乱。这些人主张权力垄断，却并不反对私有制。他们需要对政府对私有制的确认，来保证他们所获财富的安全；而权力的垄断则是他们获得经济资源或市场垄断的靠山。
权力与资源的垄断，造就了中国经济中一种特殊的资本，即权贵资本或红色资本。这种具有官僚背景或具有官员股份，通过官员的亲戚，朋友代理的企业或公司的出现，不是市场竞争脱颖而出的新生产力，而是竞争机制受到破坏，国有资产被垄断权力转化为私有资产的结果。这一层资本，有大有小，大的已经上市，成了全国或跨国的企业或公司；小的也许是某一区域或某一行业的土霸王，但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热衷于维护和赞美政治和经济的垄断。失去了特权的支撑和国有资源的廉价获取渠道，面对其他资本的竞争，他们很难保持其现有的业务和地位。
经济垄断不仅会阻碍创新，阻碍新技术的采用，阻碍新的资本的进入，最终使经济增长失去动力，而且消费者的利益也会受到伤害，享受不到竞争所带来的更加价廉物美的产品。经常听到国内的朋友抱怨汽油，电话和家庭用电的费用，比美国还贵，显然这与中国电信，中石化，中石油，以及垄断的供电系统，人为地阻碍竞争有密切关系。美国近十多年电话费急剧下跌和今年以来汽油价格的骤降，就是市场竞争，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技术创新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提倡干部队伍的知识化，年轻化，曾有一批普通民众的子弟，进入了各级政府的权力层。尽管这种选拔，并不符合民主的程序，依然有有公权私授，权力分赃的嫌疑，但是，毕竟打破了权力以血统承传的垄断格局。由此也引起了打下江山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担忧，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现象出现后，更令这些人坐卧不宁。陈云临死前就曾说过，还是把大权交给我们自己的子弟放心。从最近三届最高领导人的接替轨迹来看，除了胡锦涛不是正统的红二代出身之外，又回到了按血统私授权力，集团性垄断权力的老套。除此之外，当权力系统固化之后，官二代，官三代或富二代，富三代，也成了新权力垄断链中的一环。当然，否定权力垄断，按血统分赃，并不是要搞血统歧视，也不是说红二代，官二代，官三代或富二代，富三代中就没有可以成为人民授权的对象的杰出人才。问题是，如果没有公平竞争，没有接受民选的这样一个正义和正常的民主程序，凭什么可以判定这些权力高层的官员德才兼备?这些人又凭什么可以代表人民行使国家的权力？
现在好多人被误导，好像宪政只是自由派精英的利益所在，其实不然，与其他派别相比，宪政的主张者，考虑更多的还是普通国民的利益和国家的长远利益。环顾左右，当新一轮经济垄断和政治垄断形成之后，广大普通民众，特别是那些农民工和城市普通民众的子弟，他们还有在经济领域出头的机会吗？还有在政治领域成为乡长，县长，市长，省长和总统的机会吗？他们无权无势，没有资源，没有财力，没有上层关系，靠什么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呢？显然，只有宪政，更具体地说，只有平等的竞争机制，才是他们进入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实现梦想的唯一机会！
即使在权力垄断集团内部，也会因没有民主和竞争机制，造成权力私授和私分的不公平。与之相适应，拉关系，结帮派，行贿受贿，吹牛拍马，阿谀奉承，将成为官员升迁的路径和常态。在西方国家，如果一个人，有抱负，有理想，想获得更大的权力，在更高的职位上服务民众，往往被认为是敢于接受挑战的正能量。相反，在集权体制下，如果不被上级看重或上级没打算要把权力分配给你，就会被当作野心家被清除。文革中，林彪要求设国家主席，想当国家主席，竟被当作篡改党夺权的罪行。在中共几十年的历史上，内部的野心家其所以层出不穷，就在于这种体制不得不通过制造莫须有的野心家，来打压内部权力私授过程中出现的不满和反弹。最近被判刑的中共高官薄熙来虽然在重庆大权独揽，自诩为毛泽东的传人，唱红打黑，横行霸道，干了不少践踏民主和法治的事，但是，他本人也是这种权力垄断体系的受害者。回首薄熙来的所作所为，如果更高权力和更高位的职位的获得，有一套自由竞争的机制，他可以合理合法的自由竞争去争取，犯得着去挺而走险，贪污敛财，收买周永康等人，试图用非程序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吗？
贪污腐败根在何处
改革开放，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随之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令人头痛的现象，这就是官僚阶层的普遍性贪污腐败。对此，从朱溶基开始到胡锦涛，再到如今的习近平等中共高层，都想方设法，用尽手段:既有思想教育，提倡廉政；又曾不断下重手，对有民愤的贪官动之以刑，先后杀了胡长青，成克杰两名省级官员，抓了陈希同，陈良宇等决策层的高官，但收效甚微。后继者不惧判刑、砍头,人数越来越多, 贪污金额越来越大, 涉案官员的职务越来越高,连高层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都无法保全清白。不久之前，被抓捕的薄熙来来和徐才厚等人都是进入了政治局的党国和军队的领导人；周永康则是政治局常委，几乎达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可以预料，将来还会有更多的高官和更多的贪污腐败的事实会不断地浮出水面。
改革之前，官僚阶层的贪污腐败的大案，一年偶尔也许可以找到一两起，但这种普遍的贪污腐败现象，不曾有过。要说是受了资本主义的影响，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也找不到这种大面积贪污腐败的先例。贪污腐败当它只是偶尔发生, 不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这有可能是法律有漏洞或个人对道德观念和法律的判断错位所引起的。当这种现象反复地出现，问题就复杂了，必然是这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出了问题，是一种“制度型的贪污腐败”，是特定制度的产物。那么这个基本制度的哪几个环节是批量产生贪污腐败的源头呢？
在毛泽东时代，对经济的垄断是以全盘公有化和平均分配或者说吃大锅饭为特征的。广大工农名为企业和土地的所有者，但这些生产资料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实质的利益。加上干多干少也与个人收益无关。在这种制度下，产生了一大批懒汉，不论在企业还是生产队，几乎人人都在磨洋工。尽管当局也试图用所谓的大庆和大寨精神, 并加上种种阶级斗争的强制和恐吓手段，来改变人们的懒惰状态，但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效。始终没能解决社会主义经济缺乏内在动力的问题。
但是，这种单一的公有制，没有多元的利益集团，在经济上很难出现利益输送的问题。计划经济，垄断了经济活动的一切领城和联接经济活动的中介—市场（不是真正意义的市场）。在这里，作为每一部门的官僚，即使有贪污之心，也无法把他们所能弄到的实物转化为货币。而国家对每一部门或企业的拨款，都是专款专用，一目了然。如果一分一厘被动用，马上就会出现漏洞，政府控制极为快捷，不会出现今天这种动不动就上亿元的大案。人们最多看到某某领导，利用职权动用了公家的车子，开后门买了点市场不易买到或便宜一点的商品等小问题；亦或为子女谋取了一份较理想的工作而已。
此时的中国是一个城乡两极分化的社会，但是，处在两极中的每一家庭和个人在分配上几乎是平均的，尽管这是一种贫困的平均化。在这个大环境中，每一家庭和个人的经济状况也是一目了然的，大家过的是一种类似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哪家桌子上多了几片猪肉，隔邻也一清二楚，甚至会在开饭时跑过来扦上一筷子。别说贪污腐败，就是任何一点的多吃多占，也在众目睽睽之下。
这种低效能，并造就贫困的体制，却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没有大规模的贪污腐败的环境，除了权力的最高层之外，绝大多数的官员还比较廉洁。
经济体制政革，基本上实现了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多种经济并存的格局，简而言之，也就是公私混合型经济。这一转变，在一定的程度上解决了社会经济没有市场，没有动力的问题。目前，私营经济的产出在整个GDP总额中的比重已大大超越了国有经济，并解决了大约七亿人口的就业问题。这也是中国经济近几十年能够高速发展，并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根本原因所在。从另一方面看，国家仍然控制和垄断了土地和几乎所有的自然经济资源,以及一些重要产品的市场， 这也就决定了这个市场又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竞争的市场，它依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垄断特性。
所谓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其实就是国家依旧对土地和主要经济资源的控制和垄断；以及由此产生的垄断与竞争并存的市场；加上一成不变的一党专政，即权力的垄断。正是这种三位一体的特色的社会主义与私有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碰撞，造就了具有中国现阶段特色的“制度型贪污腐败”。
私营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势必产生对土地或其他经济资源的需求。房地产商总是希望自已能得到地理位置最优，最有开发价值的土地；大型项目的承包商总是希望自已是国家项目唯一的中标者；需要巨额资金投入或周转的企业，总是希望银行能不计风险发放贷款；甚至连某些空手套白狼的创业者也希望既能搞到国有土地和国家掌控的经济项目或特许的权利，同时又能获得国有银行的货款，一夜致富。
公有制的最大特征，就是社会的成员名义上都是所有者，但实际上谁也管不了这部份属于他们的资产。平均化的占有，对全民而言，往往只有抽象的意义。现阶段政府手中以土地为主的自然资源和国有控股银行的资产，以及名义上股份化了的国有企业, 是由政府指定的各级官员（有的名为某银行或某集团的董事长，实质上是政府任命，享受政府级别的官员），实际代表政府来掌控的。他们对这些资源和资产拥有超越市场的实际支配权和决定权。既可以决定把这些资源和资产批给谁，作何使用；也可以决定企业和国家的项目发包给谁。资源与资产一旦与垄断权力结合，政府官员很容易将政府赋予的这种特殊权力转化为私人资本。现在的官僚，不论职务高底，都懂得权利转化为资本的诀窍，一朝权在握，便把钱来搞，如果认真查下去，从乡长，副乡长，到省长，副省长到各部长、副部长，他们所拥有的家产和消费水平，几乎没有与其正常收入相符的。
在这种情况下，私营公司，甚至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国有股份公司为生存发展，所产生对资源和资金的需求，对各种项目的争取, 都很难从市场中公平竞争得到。换言之，这些资源、资产和重要项目,都垄断在政府的各级大大小小的官僚手中，市场的正常游戏规遭到了破坏，市场功能受到了捆绑。例如，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某人拥有一块土地出售，到底这块土地卖给哪个开发商，基本上取决于开发商的出价和开发商可给土地所有者带来的综合利益。当这块土地属于公有，其支配权和决定权在政府官员手中，他们为把公有的收益转为个人的收益，完全可以把市场撇开或把市场当作一种掩饰，私下根据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决定手中这块土地归谁使用。你的出价高，给社会带来的综合利益大，但对当事官僚或官僚集团输送的利益不大，随便找个借口，你就可能出局。这就使得这些企业和个人不得不按照这个垄断市场的另一套潜规则来获取自已的需求，这就是贿赂相关的官僚或与他们分享利益，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合伙人。
由此，也让我们看到了，在一个土地和其他主要资源、资产和项目, 都垄断在各级政府官僚的手中，权力已转化或正在转化为资本的社会里，私有资本发展过程中的无奈。以尽可能小的投入获得最有价值的资源，进而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是资本的本质冲动，无可非议。尽管在这一追求的过程中，鱼龙混杂，各自的立足点不尽相同，有想通过合法手段来实现追求的，也有一开始就想走歪门斜道的，但残酷的现实让那些想走合法之路的私营企业和个人也逐步明白了一个道理，合法之路难，难于上青天。而且，非法手段往往耗费小，利润大，收效快，在竞争中更具优势。最终大家都从不同出发点，走上了不得不违法的不归之路。
把现阶段贪污腐败的原因归为制度的人不少，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是现阶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造成的，以为只要实现了民主制度，建立和建全监督机制，就可以克服现阶段官僚阶层的贪污腐败问题。执政党甚至幻想，通过自身的监控来解决这一问题。
不可否认，国家权力的垄断，缺乏民主的监督机制，使法律，法规流于形式，无法执行，促长了官僚阶层的贪污腐败，是形成官僚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民主制度的建立，可以增加社会资源管理的透明度，更有效地打击贪污腐败。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权力的垄断并不是形成贪污腐败的根本原因。民主制度也不是万能的，法律可以把贪污腐败份子送进大牢，甚至可以对罪行严重者处以极刑，但没有办法阻止贪污腐败的持续产生。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前，中国也没有实行过民主制度，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程度比现在还高，民众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更谈不上什么制约机制，但是，那时并没有出现这种规模性和规律性的贪污腐败。
垄断的权力只有在特定的基础之上才能转化为私人资本或变成官僚阶层的个人利益。 一方面是因为公有经济的存在, 官僚阶层手中垄断了有限的自然资源和资产, 以及部分重要的市场资源，有了利益输送的来源或供给：另一方面是私有经济的出现, 它们对这些垄断资源和资产有着迫切的需求。二者超越市场竞争规则的交易，既是私人资本需求实现的过程；也垄断权力将公有资产和公共利益转变为官僚阶层私人利益的过程。现阶段层出不穷的贪污腐败正是这种公私混合经济和权力垄断综合作用的必然产物。
其实，这种类似的情况，我们是有过经历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进行市场和价格体制的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即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实行计划经济，其他产品则由市场调控。有些研究改革的学者顺着这种大政方针，提出价格体制改革的“双渠价价格”或“双轨价格”方案，即把价格体系，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计划价格；一部分为市场价格。如今的发改委主任马凯当年就是靠着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一篇论证双渠价格合理性和重要性的文章，一炮而红，被高层相中。但实践的结果表明，把这种不同的价格体系人为地捆绑在一起，曾造就了中共执政以来最大规模的“官倒”。计划价格的资源和商品，一般都是自由市场难以买到的，并且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掌握计划价格资源和产品的官员，只要把这些资源和产品批给哪个公司或个人，拿到自由市场一倒卖，就可以赚大钱。这一时期市场上最流行的交易方式，就是倒卖批文。这种“官倒”现象的出现，导致了民众的极大反感。其实，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直接起因，就是反“官倒”，这次冲击最后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才得以平息。后来的解决办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改变改革的思路，让市场经济摆脱计划的控制，取消计划价格。于是乎，以“官倒”为特征的以权谋私现象也就随之基本消失了。这一阶段的历史，也启示了从根本上化解“制度型贪污腐败”的出路。
消除贪腐，路在何方
在单一的公有制和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不曾有过大批量的，规律性的贪污腐败现象出现，而在这个体制中增加了一个条件，即私有制经济，贪污腐败就应运而生了。这说明现行体制中存在着不同性质的经济体，不能通过市场经济的自然法则来匹配和相容问题。如果人为地将两种经济捆绑在一起，势必对社会政治和经济产生具有极大伤害的反动力。实际上，要消除制度型贪污腐败，中国又面临着一次向何处去的问题。
现在能否选择重新回到改革之前，通过公有制和集权的方式来消灭这种制度型贪污腐败呢?
实践表明, 经济的公有化是行不通的。从欧文的共产主义实践，到列宁的军事共产主义，再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失败，都是极有说服力的证明。改革前中国的两种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也是极不成功的，使中国人民被贫困纠缠了几十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体制改革是必要的，并没有错。回归过去，势必牺牲国民得来不易的幸福生活，牺牲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也是不可行，不得民心的。
那么，在已有的框架之内, 通过执政党自身的监督和严厉的打击，是否可以消除官僚阶层大批量，规律性的贪污腐败呢?
不容置疑，习近平上台后，加大了打击贪腐的力度，甚至打破了中共刑不上政治局常委的潜规则。对此，民众无不拍手称好，对习近平抱以极高的期许。值得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之后，雄心勃勃开展打击贪腐并不是从习近平开始的，对官僚阶层的贪腐出以重拳也不是没有过先例。曾记否?朱镕基面对中共高层大面积的贪污腐败时，立下的掷地有声的誓言：“我这里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无非是个同归于尽。”然而，直到他任期结束，官僚阶层的贪腐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就连他的亲信，中国银行行长王雪冰也因贪污腐败中箭落马。胡锦涛上台时，也展开过声势浩大的反贪腐行动，并将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绳之以法。他结束任期时，不仅积极参与帮助他反贪反腐的许多省委书记，甚至连薄熙来，徐才厚和周永康这样的政治局委员，常委也卷入了贪污腐败的大潮。
近年来，民众也非常不解与迷惑:当年被选入体制内的贪官们，几乎个个都是某一地区或某一部门的优秀青年，个个都怀有为国，为民做贡献的赳赳抱负，为什么转一进入体制内，如此多的人，一批又一批，凄惨惨地成了罪犯呢？
对不可避免的制度型贪污腐败, 如果不从制度的层次去寻找方案，而是采取一种类似于几千年前, 华夏祖先鲧治理洪水的方法, 四面迎战，层层围堵，其结果自然也会如出一辙，堵了东边,
垮了西边, 治了南边，淹了北边，忙于应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中国经济的实践表明，私有制在现在的经济体制中是产生活力的关键。这一点，也被西方最近的经济的实践所证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英国其所以能够率先走出危机，前者就得益于这个国家最彻底的私有经济体制，后者则与当年撒切尔主政时所搞的公有经济的私有化改革，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反观公有经济比重尾大不掉的法国和意大利，则有进入第三次衰退的可能。既然，在中国经济中，私有经济具有神圣的不可替代的力量，而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混为一体，加上权力的垄断和权力对经济领域的深度干涉，又不可避免地产生“制度型贪污腐败”，那么，能否换一种思路，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去寻找一种既有内在动力，而反动力相对较小路径呢？
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既产生了制度型贪污腐败，也已经有了消除制度型贪污腐败的基础。现实中的二律背反，向我们启示了问题的产生与解决问题的可能，产生于同一命题之中。这就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把改革开放更进一步，彻底私有化。
现在，城市中的国有企业己经股份化，虽然老百姓还没有成为真正的股东，但有一点十分重要，就是所有权已经或正在量化。如果再进一步，把属于国家或原全民所有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分门别类，组成若干股份公司，把这些资产的所有权统统量化。在这些国有资产还没被为官僚阶层和与之勾结的私有资本完全窃为己有之前，把这些股份，按公平的原则分配给社会的每一成员，让老百姓名符其实地当一回所有者。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市场来管理属于自己的资产，即通过购买和出卖自己的股票，以及参与股东大会，用投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不是通过权力这一中介来代理。这样一来，他们的财产被权力的执行者贪污挥霍或私下相送的可能性也随之大大降低。经济改革是由农村开始的，这一回，由国有资产的所有权量化和分化为起点，从城市开始，积累经验，逐步推向农村，来一次城市包围农村。因为量化了的，以资产形式存在的所有权关系比原始的物质形式存在的农村土地公有制更容易分配和分化。
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化，将使社会的另一个特色，权力的垄断的物质基础不复存在。权力失去了可以任意支配的经济资源，它的能量将被限制在一个特定的范围。权力转化为当权者的个人资本或财产的机会和范围将大大缩小。市场竞争机制的束缚将得到解放，这也就是民众所盼望的经济民主化的水到渠成的进程。从此，私有经济发展的各种需求，将通过市场取得，任何试图用市场以外的不规则手段或超经济的行政权力谋取利益的企业和个人将很难达到目的。市场的关系简单了，竞争公平了，企业能否获得利润和超额利润，能否做大做强，将取决于自己的决策和管理水平，对市场的评估和切入时间的把握的正确与否，以及创新能力等正能量，而不需要低三下四，向官员输送利益，搞歪门邪道了。换言之，造就制度型贪污腐败的平台也因此而拆除了。
经济的私有化，也是政治民主化的最好切入点。从以革命手段实现的公有制经济，过渡到彻底的私有经济，不可避免的是再一次人为的，超自然的转变。这是一次有难度，更彻底的改革，是在曾经以革命的手段造就的遗产上不得已的选择。公有资产平均化之后，获得以股分形式存在的私人资产，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这种交易的发生，将使这种人为的平均化进行一轮市场机制下的重新组合。私有经济强调的是公平的起点，均等的机会，却不会维持和造就一个平均化的结果。正是这种分化和每一个体向上的追求，形成势不可挡的动力，推动财富的增长，人类生活品质的改善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与社会财富公平的分化相对应的是，各种不同层次的群体的出现。这种变化，客观上会要求不同的政党，团体和派别来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原有的一党独裁的格局已不能承载和代表各种不同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也不可能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分化出不同的派系或团体已不可避免。此时，也就进入了达成政治的民主化的共识的瓜熟蒂落的季节。政治民主化，不仅为各阶层民众进入国家的各级管理层提供了均等的机会，也解决了长期以来权力垄断体制内，缺乏合理，合法，有效的对官僚阶层的贪污腐败的监管功能的问题。竞争机制的介入，民众选择范围的开拓，德财兼备的优秀人才进入领导层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往前一步，前程似锦，国民的美梦成真；后退和停滞，贪污腐败将逐步吞嗤改革开放的成果，造成难以收场的民怨，失去平和，理性地走向民主宪政，并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