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嗨，这马大哈还粗中有细嘛，要不是老马当初灵机一动，端起酒杯让老徐喝上一杯，封住他的嘴，恐怕大家早都不得安宁了。”一次闲谈伍校长十分感慨。
“张翼德三计赛诸葛，马大哈一杯定太平，难得，难得。”我打趣地说。
转眼该放寒假了，一放寒暑假就得办教师假期学习班，已经是不成文的规律。尽管这一时期，经过打倒四人帮，人们狂喜过一阵子，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力度并没有减弱，报纸上的调子甚至越来越高，压在人们心头的石头也越来越重。
临近年关，谁家里没有点事，但政治学习是压倒一切的大事。我们背着被褥，提着洗刷用品和学习材料，来到文川初级中学（原周公小学），东边的一座教室就是我们的学习室兼宿舍。和往常一样，前几天由区领导给全体老师作动员报告，然后学习讨论，这叫‘务虚’。下来再由区领导作总结报告，安排下一阶段的任务，进入接触思想实际进行斗批改，这叫‘务实’。
学习班开始了，最难熬的是听区委书记江福州作报告。江书记是出了名的“罗索夫同志”，讲起话来一词一顿，像老牛拉破车一样慢慢悠悠，就是鸡蛋大的冰雹打在身上也亦步亦驱不急不躁。而且不讲够十个以上的问题，似乎就不算作报告。千盼万盼好容易听到“最后一个问题”，大家心里才松了一口气，没想到讲着讲着又冒出“下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一场报告下来，少则三个多小时，多则四五个小时那是常事。
于是有人说江书记的尿泡（膀胱）特别大，能装三升尿。又有人暗地里说：“天不怕，地不怕，最怕江书记来讲话。”
为此，文川人还为他编出一段小幽默：一天召开全区基层骨干民兵会议，会上江书记说：“同志们！今天，召集，大家开会，给大家，发枪。一人，一支，”会场里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那是，不可能的。两人，一支，”大家心想，两人一支也很好嘛，会场里又一次响起掌声。江书记接着说：“那是，办不到的。三人，一支，是木头的……”
这是“务实”的第一天，学习一开始，就感到气氛不对，江书记带领一大帮人走进了我们的学习室，派出所的万所长(真名记不起来了，只记得背地里人们叫他万豁子)也在其中。这明显预示着将有大事发生。
待各位领导在讲台上坐定，会议由区教育专干张树兴主持，坐在正中位置的江书记讲话：“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绝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同志们，今天，我带领，区党委，一班人，来毛岭，学习组，参加学习，就是因为，毛岭初级，中学里，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江书记像他作报告一样，一词一顿，慢悠悠地，可话里的分量不轻，他扫视一眼全场，让人汗毛直立。“毛岭，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逝世，举国，悲痛，举世，震惊的，时刻，竟然，举杯，饮酒！在主席，逝世的，当天，有人说，毛主席，死了，大家注意！这个人，说得是，‘死了’，而不是，‘逝世’，还说，邓小平，会出来哩。这些，反革命的，语言和行为，今天，都要，一一落实，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先落实，个人的，问题！谁说的，这话，最好，自己，先交代。”
窗户里吹进一股股寒风，我禁不住打了个寒噤，教室里静得仿佛能听到地上蚂蚁爬行的声音。
“这话是我说的。”沉默了几十秒钟，马忠杰开了口，“我的原话是‘毛主席逝世’不是‘毛主席死了。’说毛主席死了，那是告状的人恶意篡改了的。”
“狡辩！”万所长一拍桌子：“马忠杰！我知道你就是马忠杰。我正告你，我们已经对你了解了很长时间咾，你一贯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老老实实交待你的罪行，才是你的唯一出路！”
“我没狡辩。那天，我说这话大家都在场，都可以作证。”
“哪一天？”江书记追问。
“九月九日下午吃饭时。”
“在什么，地方？”
“学校厨房门前。”
“学校厨房门前。”
“哪些人，在场？”
“全体老师都在。”
江书记问过后，叮咛作好记录；“下面，落实，集体，喝酒一事，先说，哪些人，参加了的。要自觉，承认，争取，自己，解放自己。”
我们自知罪孽深重，已经没法自我解放，只得依次挨个表示认罪。江书记让记录员把每个人说的话念了一遍，一个一个核实在案。
“江书记，我叫熊志兴，我有情况反映。”青年教师熊志兴说，“是不是凡沾了酒的人都得交待？”
“没有，例外。”
“还有人也喝了的为啥不交待？”
“谁？”
“徐利民！”
江书记和坐在上面的人面面相觑，惊愕万分。
“徐老师，熊老师说，你也，喝了的，你喝，没喝？”
徐利民干咳两声，囔着鼻子牛哄哄地说：“是。我是喝了的。”
徐利民承认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你告别人，自己首先就不干净，看你咋个自圆其说。
“有的人鬼也当，人也当，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当了婊子还要立贞节牌坊。”曹永泉愤愤不平。
“住嘴！这儿是你胡言乱语的地方吗？”万所长阻止。
“老徐，”江书记有点儿改变了口气，没称徐老师，“你到底，喝没喝？”
“喝了的。我就是喝了的。”徐利民底气十足。
“那我问你，这期间，喝酒，就是犯罪，你难道，不知道?还跟着喝？”
“我就是要喝，我为啥不喝？”
徐利民一个反问，把江书记和各位领导给弄糊涂了，不知道这位“徐茂公”先生，葫芦里到底装得是啥药？
“那你，也是犯罪。你知道，不知道！”江书记动了气。
老徐卖够了关子，吊足了各位领导的胃口，才胸有成竹用极其浓重的鼻音瓮瓮地说：“我就是要喝！我为啥不喝哩？我要是不喝，到时候，他们说喝得是装在酒瓶里的水，不是酒，反咬我一口，我徐利民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过他们。人家是鸭子的脚板——联手的，我是一个人的独立战斗队，我两拳不敌众手啊！”
“哇！”我心里惊叫一声，没想到这老徐整人的手段真不亚于王正文，难怪能把他的同事打成右派分子，装进监狱生死不明。
江书记一颗急切的心落了地，微笑着向徐利民连连点头，赞许地说：“嗯，不错，不错，有策略，有策略。”还借用样板戏里的台词说，“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徐利民的这一招真损，一下子把大家预设的‘马其诺防线’彻底摧垮了，个个蔫了，像放了气的皮球，打了霜的苕叶。
“谁还有，要说的吗？”江书记问。
“我还有个问题。”曹永泉说，“说‘毛主席死了’这话到底是谁说的，也应该落实清楚。”
“问题，是要，落实的，但今天，不能，干扰，大方向。”
“江书记，我还有两句话要说。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徐利民一辈子没做过贼，不得已也做了一次。”
“做啥贼？咋回事？”
“但我觉得我这个贼做得值。”
“你说吧，直截，了当地，说吧。”江书记有点儿不耐烦。
“那天晚上喝了酒，过了两天，我从熊志兴屋里把酒瓶偷出来，放在我宿舍的床跟下，我认为，揭露反革命事件更要有证据，这就是物证，如果需要，我把证据交出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又一次震惊，又一次谓叹。
此案已成了铁板上订钉的铁案。接下来的日子，徐利民当然成了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模范，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雄，于是，走起路来两个肩头更簸，说起话来声音更瓮。
一贯乐观的马大哈突地变了，沉默寡言，有气无力，走路连根都稳不住打起了飘飘。刘伍两位校长立即被取消了组长、副组长的资格。徐利民升任副组长，组长由区上临时指派。这样，我们的学习室成了公共汽车，今天这个来践踏一阵，训斥一番；明天那个来践踏一回，数骂一顿。
我们整天有写不完的检查材料交待不完的思想改造，自己给自己上纲上线，自我批判——自觉往头上扣屎盆子，扣得越臭越好。真所谓“死了喂狗，狗都不吃”（造反派的流行语），争取革命左派的谅解，试图能减轻点罪责。
我不知道老马这个年是咋过的。他生性耿直从不迎逢拍马，说起话来丁是丁卯是卯，乐观大方不拘小节。更珍贵地是，自己是贫农出身但从不踏践别人，不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判断人，所以受人尊敬。但老马有老马的短处，马虎大意口无遮拦，一张嘴惹过几次祸还不汲取教训。因他说话时总是哈哈两声，我根据小时候看过的一篇小人书，给他取了个绰号马大哈。
新学期开始了，我的好朋友李天福是公社广播站的站长，他告诉我，关于喝酒和马忠杰说邓小平复出的事，区上和公社联合成立的专案组已经把材料上报了。
“老马将会咋样？”
“报的是三年有期徒刑不知批几年。”
我真为老马难过，他上有八十多岁的老父亲，下有不到三五岁的儿女，一旦入狱今后的日子该咋过？
李天福见我心里难过，问我：“你替人家忧愁，就不听听你的事情？”
“我想，我的事情不会太大。那天我一口酒也没喝。”
“多亏没喝，只要你用杯子在嘴唇上碰一下，这回喝酒的主角就是你，你自己的小名自己清楚。”
“说得是，我清楚。他们正需要抓一个阶级敌人好向上级表功，地主儿子的身份，将注定我是最佳人选。”
“以后要特别小心，大意不得。这次事件，主角垒在老马头上，其他人要么出身好，要么有点儿点点（指是领导）。只是报为阶级觉悟不高，是领导的停职检查，由老徐代理校长职务；是百姓的，批评教育写出深刻检查。”
我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任何人，倘若走漏了消息，会给李天福带来灭顶之灾，还会生出其它麻烦；更不能让老马知道，若知道了反而给他增加精神负担。老马的压力已经够大的了，本来尖削的下巴显得更加尖削，两颊和眼窝深深地陷了进去，有点儿秃顶的脑门，像天狗吃月亮（月蚀，汉中人习惯把月蚀称作天狗吃月亮）一样秃得更加厉害。况且老马在精神上曾经出过问题，倘若旧病复发后果不堪设想。
日子在惶惶不安中度过。但令人不解的是三月过去了，没有动静。四月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
该放暑假了，但学生不愿在生产队里劳动，打着“复课闹革命”的旗号不让学校放假，那时的老师惹不起学生，我们只得在学校里熬着，日复一日的和他们学习毛主席语录。
到了七月月底的一天，我到路家冲走亲戚，闲谈中听到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一位在汉中城里工作的亲戚说：“邓小平复出了。”我怀疑我的耳朵是不是出了毛病，反复叮咛是否属实。
“政治上的事谁敢乱说？存心给自己找麻烦？”亲戚接着说，“七月十六日中央召开了十届三中全会，会上邓小平的职务已经全部恢复。”
我还是将信将疑，说话人一再表示无误方才放心。回校后，我立即把这个特大喜讯告诉老马，老马就是不信，他摇着头苦笑着说：“不可能，你是可怜我在安慰我。”
“我什么时候胡说过？狗崽子敢胡言乱语嘛？你连我也信不过？”
“真的！”马大哈从椅子上蹦了起来，“要是这样，我老马算是活二世人了。”老马一屁股蹲坐在椅子上，长长地吁出一口气。
“真的，千真万确，绝对可靠！”
老马见我信誓旦旦，立即跑到供销社买回一瓶城固特曲，大叫大嚷着把曹永泉、刘、伍校长等一干人叫到小熊屋里高兴地说：“哈哈！咱们今天喝个痛快，庆祝我老马大难不死！”
其实刘伍二校长也知道了这个消息，只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敢说，既然说破了也就不再隐瞒。这一次大家开怀畅饮，喝得高高兴兴。喝着喝着曹永泉说：“喝他娘个精光，小熊，就是空瓶子也收拾好，可别让那些贼娃子日的偷去当证据，再来害人。”
大家听得哈哈大笑，直喝到老马又买来一瓶，才尽兴而归。
改革开放了，中国经过痛苦曲折艰难地选择，终于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
1977年，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教育界也开始重视教学质量的提高。像徐利民这样的“老师”，渐渐没有了用武之地，听说八十年代初，不得不自己要求提前退休，回家享起了清福。也好！至少他不会像从前那样，吃着人民的，用着人民的，却贻误人家子弟，专干陷害好人的勾当。
掩卷细思，世界自二战以来，各国都在抓紧时间发展教育、发展科技、发展经济，而我们却在破坏文化、破坏教育、摧残精英人才，专搞人与人之间无休无止的恶斗，养育出一批批蛊虫和恶狼，国民经济滑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2009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