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大哥朝着西天目山行进，爬了两三个钟头，来到半山腰。云雾起来了，刚才还晴好的天空一下子变得缥缈无定。山径两旁的柳杉大可数围，棵棵笔挺直立，树冠没入云中，更显得高大异常。山中寂静空幽，间或一二声鸟鸣，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前面拐弯处露出一个亭子，大哥提议休息休息。爬了这半天，肚子也有些饿了，便把吃的拿出来，就地野餐。我当兵几年，经常拉练，所以体力充沛。大哥则有些乏了，靠着亭柱坐下，眯着眼抽完一支烟，精神头才回来，开始大嚼猪头肉。
以前在於潜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经常爬西天目。那时大哥意气风发，背着登山包走在前面，给我们讲这山上的名胜古迹。二哥是卖苦力的，扛着野餐家当跟在后面。大姐二姐也会拎点水果点心，但主要负责照看我和小姐姐。临出门前，母亲总要千叮咛万嘱咐，生怕出事。天目山很大，每次我们都会改变路线，去一些新的地方。那样的远足充满了新奇和刺激，在我从童年步入少年阶段，给我的性格添加了冒险和不安分的因子。
孩子的世界总是快乐居多，即便在战争年代。我看过斯皮尔伯格拍的《太阳帝国》，从一个英国小孩杰米的视角讲述我们伟大的抗日战争，结果那份没心没肺遭到国内不少观众的抗议。但我觉得这部影片很真实。战争是成人世界里最难理解的一种游戏，充满着杀戮和劫掠——这些在正常社会属于弥天大罪的行为，在战争中却可以成为一方的英雄业绩。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少年来说，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视觉享受，充满了颠覆性的荒诞和滑稽，尤其当交战双方都不是自己的祖国时。然而战争的野蛮与残酷最终还是让杰米成熟起来，带着一双疲惫而忧伤的眼睛注视着未来——真是可怕的成人洗礼！
我与杰米年岁相当，属于一场战争的两个亲历者，然而感受却大不相同。我并未经过他那样的流浪生活，而一直处于母亲辛苦打造的保护伞下，所以大多数日子还是过得悠哉游哉。我的战争回忆并没有太多创痛，反而有许多新奇和刺激，就跟天目山的探险差不多——这大概也与孩子的游戏思维有关。
那时比较好玩的是“逃警报”。於潜作为浙西重镇，敌机自然经常光顾。不论你处于何种状态，只要听到警钟发出连续的当当声，就得逃出屋外躲进隐蔽处。警报分为预备、紧急、解除三种，按钟声快慢加以区分，人们的心理反应也随之不同。紧急警报如同心脏受惊时的剧烈搏动声，而解除警报则好像教堂的晚祷钟声，徐缓而悠长。鉴于我军对日机的预报有欠精准，紧急警报并不意味敌机一定出现，即使出现也可能只是路过，不掷炸弹，所以大多数时候都是虚惊一场。
我家外面的菜园与小山坡相连，每天放学回家，我就牵两只山羊去坡上放养。母亲曾经闹过一场大病，当时许愿：如能痊愈，则每年用全羊酬谢上苍。所以这两只羊会有一只比较倒楣，过年祭祖时将被宰杀。另外一只则可多活一年，母亲会再买一只小羊陪伴它。这样做既省钱，又保险：如果年内有一只死掉，还剩一只可以向老天爷交差。那时我经常顺手牵羊，到小山坡去逃警报。如遇同伴，则在坡上一起嬉耍。我们最喜欢骑在羊背上打仗，累得山羊气喘咻咻，现在想来实在残忍。
我家还有片山林，有时就到那里去逃警报。山坞生活最难忘的是钓田鸡（青蛙）。工具十分简单：找个布袋，袋口用树条撑成圆形，再找根竹竿，在一头系上绳。然后抓一只小田鸡，剥皮，两腿在绳的下端绑牢，这样就可以行动了。林中有片稻田，那里田鸡最多。水稻抽穗时节最好钓，只须站在田埂上，把竹竿抖几下，发出嗖嗖的声响，蠢笨的田鸡马上就蹦过来争食，最后总是大的捷足先登，把饵吞进嘴里，这时马上提竿，将奋力挣扎的猎物装进撑开的口袋里。回到看山人文树清的茅屋中，我和兄姐们总要先比谁钓得多。然后自己动手去皮，破肚，洗净，由二姐掌勺，制成美味佳肴，饱餐一顿。
可是在1941年，於潜真的挨了炸弹，而且是老百姓最害怕的燃烧弹，结果半条街的房屋化为瓦砾和灰烬。街上的门面房大多是木结构，一遇上火灾很难扑灭。尤其到了夜晚，大火还在熊熊燃烧，那恶魔般的黑红让人怵目惊心。少年时代感受到火的巨大破坏力，使我终生对它有一种说不出的畏惧。我家住在永惠巷，离大街还有30米。正对巷口的一家南货店老板姓李，本来已经从火海中脱身，可想起账本还没有转移出来，于是又冲了进去，最后被大火吞没。李老板是我父母的朋友，为人和善，母亲常叫我去他的店里买东西。他只有一个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李潜娇，是我大姐的同窗，而且有可能与我大哥相恋，后来却跟一位高级官员结合，跑到台湾去了。】
日军轰炸於潜是在1941年4月间，与轰炸禅源寺连在一起。浙西行署成立之后，一方面对沦陷区实行经济封锁，阻止日伪政权从国统区套购物资；一方面组织民众反日，印行大量书刊宣传抗战救国，并且培训青年学生进入各战时机构。在军事上，浙西行署控制的特务团和自卫团配合国军对沦陷区进行过多次袭扰，搞得日伪政权难以建立起有效统治。62师在进驻天目山之前，已经在根据地外围如富阳、金华等地多次打击日军，这些行动若无浙西行署提供情报和后勤支持，是难以奏效的。军统机构也在浙西建有活动站，其派出特务经常暗杀杭州伪政府官员，甚至连市长的脑袋也搬了家。凡此种种，都使日军认识到国民党浙西行署的极大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快。
1941年4月15日，禅源寺迎来了一场浩劫。这座寺院位于西天目的昭明、旭日、翠微、阳和四峰之间，地势低洼，周围古木参天，云雾缭绕，不易遭受空袭。然而那天中午，禅源寺东面的山坡上却着了一把大火。由于缺水，火势蔓延得很快，一时难以扑灭。到了下午两点，七架日军轰炸机突然飞临，在禅源寺上空盘旋半小时，扔下三十多颗炸弹和燃烧弹。当时寺中存有大量弹药，也被一齐引爆，把这座东南名刹炸成一片火海，最后除了山门和三座殿堂，其他所有建筑均化为乌有。
事后查明，山上那把火居然是中国人放的。有这位不知名的汉奸引路，日机得以轻易锁定目标，实施饱和轰炸，大概是炸弹还有富余，回去的路上就扔进了於潜县城。
着火的那座山名叫“火焰山”，不知是事后为了纪念这场劫难而起的名字，还是事前就叫这名。倘为后者，可谓一语成谶了。不管怎样，刀兵进佛堂，佛也没处藏。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抗日战争的残酷，确实已到“见人杀人、见佛杀佛”的地步。二十世纪两个民族间的殊死搏斗，足以影响此后几代人的国民感情，这是现实政治所无法回避的。
2013-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