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时，有一个同事叫傅克坚，她是傅作义的女儿，和她大姐傅冬菊是同父异母的姐妹。 所以我对傅家的事也有耳闻。 下面的故事，除了傅克坚同我讲的外，大部分史实取自傅冬菊的回忆录，并加入其他资料中的内容。
和父亲彻夜长谈
傅冬菊，后改名傅冬（1924～2007）。 1939年，十七岁的傅冬菊就读于天津迁来重庆的南开中学。 当时重庆南开中学集中了一批国民党党政军要员的子女，学生们关心战事国是，自发组织起了一个读书会，经常请一些出身南开的名人来演讲。周恩来多次受邀到读书会演讲。 他在读书会内成立起一个秘密小组。经过慎重挑选，傅冬菊被吸收为秘密小组成员。 思想激进的傅冬菊，很快被周恩来的说教所迷倒。 她经常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拜望“周老师”，每来必留饭，周老师还亲自下厨替她烧制淮安名菜“红烧狮子头”。她多次向周老师提出去延安学习，却被周老师和师母婉拒。1939年前后，傅作义将军多次来重庆出席国府重要的军事会议。每次，都由傅冬菊提供自己父亲的保密住址，并充当联络人暗通款曲，让周恩来、王若飞去拜访交谈。1942年，傅冬菊考入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在西南联大期间，她只被允许加入中共青年团的前身——民族先锋队组织。她的顶头上司是王汉斌。1946年秋天，傅冬菊从西南联大毕业，根据她本人的意愿，她随《大公报》报社迁回天津，担任副刊编辑。 就在她刚去天津《大公报》工作的时候，傅作义所部连续与八路军发生了冲突。 1946年秋，眼看解放军快要攻下山西大同了，傅作义却为阎锡山的部下解危大同，并先后从解放军手里打下了集宁、丰镇，他连得数城后，又公开致电中共中央，要他们放下武器， 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 傅冬菊对她父亲的作为很不满，于是就利用星期天，又请了两天假，乘火车来到了张家口，与她父亲争辩了一个通宵。 她抓住了傅作义说过的一句话：“抗战胜利后，我要'解甲归田'。 ”批评他言行不一致，嘴里说“解甲归田”，行动上充当蒋介石打内战的急行锋！ 这下把傅作义激怒了，他说：你刚刚走出校门，年轻，对社会了解多少？ 你知道吗？爸爸为了实现抗日救国的抱负，费尽了多少心血才经营了这样一支军队？ 那时，要打鬼子使人民免受鬼子的奸淫烧杀，就需要枪炮子弹、军饷军粮，这些东西靠谁供应，只能靠我心里非常不满意的国民党政府。 当时，八路军抗日，不也需要国民党政府供给吗！ 我打了胜仗，蒋介石要给我授勋，我坚决辞勋，不给蒋介石好脸看，不就是表示：对他的不抗日、假抗日、真剿共灭共的政策不满吗! 抗日胜利后，我又连续提出辞呈，也是对蒋的对察绥军奉行的“排斥、渗透、控制、互解、吞并”等一系列政策的抗议！ 我不会忘记，时时警惕着蒋想利用中统、军统两条绳索捆住我的手脚，让我充当他们的鹰犬，去咬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穷苦百姓。 所以，我所带的这支部队，是在控制与反控制、吞并与反吞并的斗争中逐渐壮大的，也是在夹缝中生存下来的。 你小小年纪，哪里懂得爸爸的苦衷…… 那天夜里，傅作义向傅冬菊诉说了不少在别人面前无法启口的隐情。
到父亲身边卧底
傅冬菊到了天津《大公报》社工作后，1947年11月15日，傅冬菊加入中国共产党。 傅冬菊在作为大公报副刊部记者，经常到北平、天津的大学为大公报副刊组稿、编稿。 在来往于北平和天津的过程中，傅冬菊多次专门去探望驻扎在张家口的父亲。 据傅冬菊的女儿晨风透露，当时正爆发内战。母亲和姥爷谈得最多的仍是希望他不要打内战。
1947年年底，解放军在各个战场节节胜利，蒋介石决定在北平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傅作义出任总司令，并迁居北平。 1948年9月，傅冬菊又到北平来组稿，任务完成就要返回天津了。 就在火车即将开动的时刻，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指派李炳泉上车来找她，对她说：天津那边来电话了，叫你留下来，以照顾你父亲生活的名义， 多向党提供一些你父亲的思想动向等方面的情报。 还让我转告你，北平党的学委书记佘涤清近日可能与你接头，由他领导你的工作。 没过几天，傅冬菊爱人周毅之也来北平了。从此之后，傅冬菊就留在了父亲身边，并与佘涤清接上了头，差不多每天都要到东皇城根李中家里，和佘见面，有时佘有事来不了，就由崔 月犁替他来。 傅冬菊将能观察到父亲情绪上的细微变化，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党组织。
在照顾父亲的日子里，傅冬菊经常跟父亲谈论国内形势与和平问题。 她也发现父亲在读毛泽东写的《论联合政府》，其中有些感兴趣的地方还划了线。 傅冬菊还接受了党组织布置的任务，窃取傅作义寝室保险柜里保存的所有最重要机密。 虽然傅作义开保险柜从不回避女儿，傅冬菊也知道保险柜的密码，但保险柜的钥匙，装在父亲的上衣口袋里，白天不离身，晚上放在枕头下。 为了拿到这把钥匙，傅冬把脑筋动到同父异母的五岁小弟弟身上，她买了几块价格昂贵的巧克力糖和小弟弟做了一笔交易，让他从父亲上衣口袋取出钥匙交给她。 傅作义下班回家，得宠的小儿子爬到爸爸怀里，撒娇要爸爸讲故事，并乘机拿走爸爸上衣口袋里的钥匙，交给了大姐。 就在傅作义又去开会时，傅冬菊进了父亲的卧室，用密码和钥匙打开保险柜，拿起照相机，将最重要的军事材料拍摄下来。 随后，把钥匙还给小弟弟，让他放回父亲的上衣口袋。 任务完成后，傅冬菊又送他几块巧克力，并让弟弟拉勾发誓，保证永远保守这个秘密。 中共很快得到这个胶卷，称之为“这是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 3日，蒋介石来电，要傅作义到南京去开会，说是最高级的军事会议。 傅作义嘱咐傅冬菊说：我明天去南京开会，我不在北平，你少出门，免得特务们盯你的梢。 傅冬菊问傅作义，开几天会？什么时间回来？ 傅作义很不高兴地说：这些事，你不该问。 傅冬菊说：爸爸，今天我见到了一位老同学，他非常关心我，也十分关心你。 他说：战争的形势发展这样快，你父亲是抗日英雄，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抗日，并肩作战，所以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共产党希望你父亲再次合作，和平解决平津问题， 避免文化古都北平和工业城市天津再遭战火摧残！ 傅作义一听，马上反问：你说的老同学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特务？ 你可别上当，要碰上假共产党就麻烦了。傅冬菊说：是真共产党，不是假的，更不是特务！ 傅作义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是件大事，我要好好思考思考才能告诉你。 不过你的行动，一定要小心，没事不要到处乱跑，正因为你是我的女儿，特务们会加倍地注意你的。 1948年11月7日，傅作义从南京开会回来了。 11月17日早上，傅冬菊来到父亲的房间，傅作义说：近来与那位同学又见面没有？他到底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 傅冬菊回答得很肯定：是真共产党! 傅作义说：那好，请他替我给中共发个电报。 傅冬菊说，好，就要去拿笔、纸。 傅作义有些生气地说：“一个字也不能用笔记，只能记在脑子里，对你的同学，也只能口授，决不能字传，一点痕迹不能留下。” 于是，傅作义口授了两遍，又让傅冬菊复背了两遍，没有错误，这才罢休。 电报的原文大意是这样的： 我已认识到过去以蒋介石为中心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和随蒋戡乱是完全错误的， 决计将所属的约六十万军队、二百架飞机交中共方面指挥，以达救国救民之目的，请求派南汉宸来平商谈和平事宜。 但电报发出后，一直没有得到回音。
1948年12月14日，解放军包围北平后，第二天，傅作义就派了北平《平民日报》社长崔载之、记者李炳泉（中共地下党员）携带电台和译电员到易县前线指挥部谈判，与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 但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方面提出的傅部保留两个军，逮捕蒋系军师级头目宣布起义的方案，谈判暂时搁浅。 正在谈判期间，解放军连续攻克了新保安和张家口，消灭了三十五军和一○五军， 25日凌晨，中共又宣布了头号战犯，傅作义的名字也在里面，一下子激怒了他，他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笔筒以及文件等等，统统用臂横扫于地，跌跌撞撞走向卧室的时候， 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 当傅冬菊闻讯赶到时，他已躺在床上，嘴里念叨着：“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 傅冬菊把傅作义大闹居仁堂的情况向佘、崔汇报后， 1949年1月1日，中共方面发了一个电报给傅作义，这封电报一下子解除了傅作义的思想疑虑，派出少将处长周北峰、民盟成员张东荪与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再次谈判，并草签了“会谈纪要”。
1948年12月28日，傅作义派专机到包头将邓宝珊接到北平。 邓是傅十分信赖的朋友，又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着友谊。 邓宝珊到平后，二人频繁地进行交谈。 经与邓宝珊推心置腹的交谈，消除了思想上的疑虑。 中共北平地下党城工部也同时发动进步人士开展了和平解放北平运动。 一时，社会名流纷纷力促傅作义顺应人心，走和平起义道路。 前北平市长何思源为奔走和平，其女儿遭到特务的谋害，也毫不退缩。 就是追随傅作义多年的将领如“总部”政工处长王克俊、经济处长冀朝鼎、联络处长李腾龙、军医处长杜敬之以及傅的高级政治顾问刘厚同等，都力劝傅作义早作决断，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 傅作义下决心与中共合作，并决定派邓宝珊作为他的全权代表，再次出城谈判。 1949年1月14日，邓宝珊由周北峰陪同，在通县马各庄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招待所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正式会谈，原拟谈判内容包括平、津、塘、绥四地实行和平解放。 是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已下对天津总攻令，当晚天津解放。 中共中央指示绥远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为此，双方就北平和平解放问题达成了协议。 22日，傅作义正式宣布《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公告。 同日，北平城内的20余万国民党军移出城外，开至指定地点听候改编。 1月26日的晚上，邓宝珊将军和解放军最早入城的苏静处长，来到中南海居仁堂来看望傅作义，傅冬菊就退到了里边房间。 紧接着，邓宝珊也进了里屋，并把一封没有封口的信交给了傅冬菊，他说：冬菊，你先看看，尔后抽个适当机会交给你爸爸。 傅冬菊看后，感到措辞很严厉，好像一份通牒。 信一开始就指责傅作义率部大肆进攻解放区，先后占领了70多个县镇，并且一一列举了县镇的名称。 接着就指责傅作义所部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所不用其极。 最后给傅作义指了两条路，一是自动放下武器，一是出城改编，并限1月20日下午12时前作出抉择。 傅冬菊看到信时，国民党军正在向城外开，她怕傅作义看到信后， 生了气把协议推翻，于是决定，等国民党军队都开出城之后再说。 谁知2月1日，《人民日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全文发表了这封信， 傅作义看后大发雷霆，说为什么登报前不给他看，这是打他的闷棍，有意把他在全国人民面前搞臭。 邓宝珊解释说:这封信是林彪在通县谈判完后交给的，他看后认为已经签了协议，没有必要再交给傅作义看了， 所以回城后就把信交给傅冬菊，让傅冬菊收起来存档就行了。 就这样把事情搪塞了过去。 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周恩来曾对此信作了说明： “信是由我代拟，送主席改定。 朱老总有过顾虑，少奇、弼时主张发表。 主要是从全局出发，给全军将士一个交代，也给傅作义的下属们一个警告，叫做又拉又打嘛。 只拉不打，是右倾；只打不拉，是左倾。 这次叫先打后拉。 记得主席也是同意了的。” 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正式的入城仪式，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建国后的命运
傅冬菊在北平解放以后，到天津任《进步日报》副刊编辑。 1949年8月，傅冬菊参加了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参与《云南日报》的创办。 1951年3月，傅冬被调入人民日报社，先后在记者部、文艺部工作。 她一直用傅冬的笔名，为人低调,积极工作但不显山露水,别人不知她就是立下奇功的傅冬菊。 1953年 “三反”“五反”时，傅冬菊所在的支部有人说她扣压中央给傅作义的信。 傅冬菊不仅写了文字检查，还在支部委员会上作了检讨，这才算完事。 “文革”期间，怀疑她是假党员。 调查人找到傅冬菊本人，问她的入党介绍人是谁。傅冬菊答：“李定”。 李定正在原单位挨批斗，不敢承认这件“介绍大军阀女儿入党的事”。 傅冬菊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给揪出来，遭到残酷批斗，戴上了“反党、反毛主席”的帽子。 她去“探望”父亲，自身难保的傅作义对她说：“从今往后，你不要再来了。” 文革后，傅冬菊的日子好过一点。 1982年，被借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任编辑部副主任，从事统战工作。 1995年，傅冬在人民日报社岗位上离休。1995年后在美国与孩子生活了两年，此后，就一直生活在北京。 傅作义1974去世后，这位人民日报社资深记者傅冬菊，住的是二十几年没有装修过的老房子，只有布面沙发等简单家俱。 虽说顶着“离休干部”的名义退休，但她和那些真正得到实惠的“离休干部”相比，却是天壤之别，什么也没有。 她一直病病怏怏，有限的那点退休金除了大量开销用于吃药，还要支付保姆的工资。 去世的前几年，单位要房改，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人员几次向她催要房款，她竟拿不出钱来买房。 事实上，傅作义在北京建政初期，把自己的多处房产都捐献给了“国家”。 傅冬菊临终那年是2007年，此时她已卧床两年多，贫困交加，当年平津战役时期求她办事的许多人早已身居高位， 哪个人说句话都能够改变她的处境，但直到临终也没有人去看望她。
她曾说，想写一本父亲的回忆录，但最终没有动笔，她说现在才发现自己对父亲的了解实在太少了。 她还说，随着岁月的流逝，她慢慢的可以理解父亲当年的做法，但为时已太晚了。 在她病情很重、多次被报病危，急需专家医治时，被北京医院拒绝住进高干病房，理由是“资格不够”，只有副部级以上人员才可以享受这待遇。 她只能住“特需病房”，这种病房只要付钱就能住，每天住宿费400元，护理费自己出，两个护理员每天12小时一换班，每个护理员每月工资数千元。 只有退休金的傅冬菊负担不起“特需病房”的开销，护理她的人因为嫌付的钱少，关键时刻甩手走了。 后来又找了几个干护理的，开口要价月薪5000元， 两个护理员每月工资要支付一万元，傅冬菊及其家人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单位”理也不理，任她自生自灭。 最后，躺在病榻上的傅冬菊已口不能说话了。2007年7月2日，傅冬菊在北京医院去世，终年83岁。 傅东菊终于解脱了她人生的一切痛苦与烦恼。 让我们记住傅东菊这个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重大贡献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