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袁世凯留下的烂摊子
文|唐德刚
民国时代最上层的政客，差不多都是天堂地狱之间的边缘人。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个波涛翻滚的转型期。前型（有两千年历史的帝国制度）已毁；后型（今后两千年的民主制度）未奠。他们一般都是忽前忽后，不知所适地在两型之间走钢索桥。上有光明灿烂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堂；下有怪石嵯峨、阴森险恶的万丈深渊，一步踏错，或一念之差，便会坠入谷底，而粉身碎骨。他们自己遗臭万年不打紧，索桥被他们弄断，全民族也随之滑坡，尸填沟壑，彼岸无期。
这种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袁世凯和汪精卫了。汪氏当年如不因误听他那心际狭小而又生性泼辣的老婆之言，在一念之差中，当了汉奸，抗战后在蒋公弄得捉襟见肘、无路可走之时，就是“汪先生”的天下了。哪还轮到胡适之、李宗仁来做总统呢？
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之所以能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其第一个“千古功臣”，绝不是张学良；张也向不以此自居。他甚或公开地说是他当年犯了错误，虽然他并不改悔。少帅就曾向笔者说过，他是以部下身份，阴谋反对长官，他自己的部下，如果也以同样阴谋反对他，他早就把这人枪毙了。换言之，他如果是蒋介石，他早就把他自己枪毙了。所以他对蒋之关他五十年，毫无怨言。少帅近一百岁了，据说头脑还很清楚。此语可复按也。中共的“千古功臣”，更不是日本军阀，而是当年内部倾轧无已时的国民党本身啊。国民党自己胡搞一通，才搞出个共产党来，哪能乱怪他人呢？
是谁搞垮了袁世凯
再翻翻历史，回头看看袁世凯：袁氏在民国二年（1913），镇压了二次革命，削平了国民党的三藩之后，是何等声势？乘此声势，他就应该虚怀若谷，好好地为国为民，做点善事。但是他不此之图，却要起邪心，做皇帝。结果就因一念之差，摔下钢索而粉身碎骨。朋友，试问老袁为何失败，而失败得那么惨？他是被风流小将蔡锷打垮了？非也。朋友，袁世凯就因一念之差，而为全民所弃也。悲夫！
我们要知道，袁世凯在称帝之前，中华民国原是个统一的国家啊。中央政府也是个可以驾驭全国的政府啊。袁大总统在一般黎民百姓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声望，是远在孙前总统之上，至少不在当时的中山之下。连蔡锷将军当时对所谓“党人”也颇感不耐。笔者在《袁氏当国》中就提过，二次革命期间，蔡锷（时为云南都督）就曾发过拥护中央、痛诋李烈钧造反的通电。当时又有谁能够逆料，三年之后，蔡李二人又联袂率领护国一、二两军，北伐讨袁。这又是谁之过呢？千不是，万不是的是，袁世凯在一念之差中，上了儿子的圈套，要做起皇帝来。
这一失足，他自己遗臭万年不打紧，却使我们的国家民族，几乎也被拖到万劫不复的绝境。这纯粹是个历史上的“偶然”嘛。袁世凯之想做皇帝，原是一念之差搞出来的嘛，是啥鸟“历史的必然”呢？丘吉尔在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痛定思痛，就曾在他的二次大战回忆录里面，举出过好些例证，来说明“偶然”怎样改变了历史的方向。
宏观有其必然，微观难免反复
笔者在不同的拙著里曾反复地解说过，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那就是帝制向民治转型，众星拱北，万水东流，这是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大趋势，是个历史的“必然”。今后两千年，至少是今后五百年的中国是个“民治”的中国，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扭转的。
可是，从微观的史学法则来观察，则这条通向太平之洋的长江大河，每个阶段都是反复无常的、捉摸不定的。“共和不如帝制”；“选举我是绝对不相信的”；“民主专政至少再搞二十年”…‥还有举不尽的语录，和不够资格叫语录的语录呢。但是这些“反复无常”、“捉摸不定”的小阶段现象，却改变不了“万水东流”，或“权力滑坡、独裁专制、逐代递减”的大趋势。看不清这一“历史的客观实在”的政客，必然就会在时代的潮流上落伍，终于被历史斗垮、斗臭。袁世凯的悲剧，就是他的时代背景，和知识条件，使他无法看清这个大潮流的总方向，而误走回头路的结果。
吾人在世纪之末的观光客，站在巫山十二峰之巅，俯视三峡之中千帆齐下，大小船夫、袁皇帝、蒋总统、毛主席，乃至最近以香槟浇头的小马哥，强颜欢笑的阿扁哥……或沉或浮，乱成一片，千里江陵一漩涡，看得好不清楚。但是身在船上的操舵者，面对削壁险滩，波翻浪滚，生命交关，何由得见呢？他们自己并不清楚的故事，搞历史的人却不能忽略。一个一个的慢慢来交代，现在还是先谈谈袁皇帝的后遗症：
从较好制度、可行制度到破产制度
袁世凯在身败名裂、忧愤暴卒之后，他身后留下的烂摊子，无人能够收拾，其后遗症至今未了，我民族可就跟着吃苦了。
笔者不学，曾在不同的拙著里，一再说过：我们那个有两千年历史的帝国文官制，不是个“最好的制度”（best system），但是它和与它同时的其他文化相比，它却是个“较好的制度”（better system），至少是个“可行的制度”（functional system），所以它才能延长至两千年之久，而没有消灭。
这个可行的制度，可行在何处呢？再三言两语交代一下。我国自秦皇汉武以后，必然和偶然的因素交互为用，使我们的“政治社会结构”（socio-political structure）走进了一个“国家强于社会”（state stronger than society）的特有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最大的问题，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维持长期稳定的问题。而长期稳定的关键则系于中央政府的接班制，也就是继承制。解决这个问题，智慧加机运，我们的祖先选择了“帝王传子制”（），它能够一传至十代以上而不出大纰漏。这是在历史上打破金氏纪录的政治制度，为其他任何文化所无也。
汉初诸吕之乱时，顾命诸大臣，咬定了一个“非刘不王”的原则，并声明“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试问当时诸大臣对刘氏真是如此效忠？非也。朋友，他们都是一批了不起、有远见的政治家也。他们为的是奠立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为万民造福也。我国古代本有所谓“传贤”、“传子”的两个传统。但是他们知道传贤，牛皮而已。传子才是个“可行的制度”，可以加以不断地改进也……在古代史上能和中国平起平坐的只有个罗马帝国了。罗马帝国就是在这方面败下阵去的。罗马帝国晚年出了三十个皇帝，就有二十九个被杀掉。朋友，将货比货，你能说我们中华帝国所行的不是个“较好的制度”？
地域庞大、人口众多的大帝国，第二个大问题，便是闹分裂，搞藩镇跋扈，军阀盘踞。我国最早的帝国政治家，对此也有最适当的安排，能防患于未然，化之于无形。为此，除掉短期的唐末之外，汉宋明清一传数百年，都未发生太大的问题。你看近在眼前的晚清七十年，动乱若斯，有没有军阀横行呢？你说人家是封建落伍，三座大山。
最后，大帝国里的草根老百姓，总得有个和平安定，善有可褒，恶有可告，安身立命，有保障，有公平的社区生活。这一点在我们传统帝国里的正常状态之下，都有其可圈可点之处。当中西两文化在16世纪、17世纪初次接触时，康熙、乾隆的中国，未必就不如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的法国。双方是各有短长也。不幸在19世纪之末，在双方较劲之下，我们败下阵来，破了产，社会文化、政经制度，就被迫转型了。在转型期中，新制尚未奠立，旧制已玉石俱焚了。凡事没个标准可循，旧社会出身的政客（如袁世凯）就晕头转向，莫知所适，不得已就只有乞灵祖宗，反动回头；革命阵营出身的政客，就食洋不化，自以为是，而胡作非为了。
袁的烂摊子变军阀温床
袁所留下的后遗症便是全国皆兵，军阀横行，民无噍类了。在最糟的晚清七十年，并没有什么军阀嘛。何以袁氏一死，便弄得军阀遍地呢？这就是转型期的悲剧了。转型期中，新兴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至少要两百年的时光，庶几有望），而旧的制度则可毁之于一旦。在新旧交替的真空期，就民无噍类矣。
笔者不学，亦不幸而有幸，就生在这么个转型中期。幼年所受的，也就是这么个不中不西、不新不旧的转型教育。青年期治史也是个不新不旧的初生之犊，对所见所闻的感染，如军阀横行、国共党争，也写了些大胆的假设之文。认为当权者除旧太过，布新不足。今日重写《袁氏当国》，每忆及青年期所作亦未必全无道理，有时甚至自惭老来思路反不若青少年期之锐敏。所恨少年之作，历经国难家难，十九皆毁，近偶自昔年报刊中，发现若干旧作，试重读之，自觉尚不无可用之处。今自五十六年前之《中央日报》，检出一篇青年期旧作，便自觉其颇能解释袁世凯所留下的烂摊子，何以终于变成了民国时代军阀的温床，其祸至今未已？无他，除旧太过，而布新未足也。乃将旧篇自残报中复印一份，复刊之为拙篇之“附录”，以乞教于方家也。
1998年12月18日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七十四卷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