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稀记得，上文艺理论课的时候，女老师用老朋友相见时的表情、语言、肢体动作来说明人们的性格特征、文化素养、年龄距离。特别强调，年过半百有丰富人生经历的朋友相逢时，一般都是温文尔雅，语音柔和，语调节奏平缓；身姿笔挺，握手时身体略微前倾，与朋友矜持地点头寒暄。大多数情况下长者和朋友见面时就是这个腔调，很少有喜形于色，惊喜万分滴。年轻人，另当别论。
可是，我遇到的三个事例，彻底颠覆了文艺理论老师的文艺理论。
事例1，
2004年，出国十三年，饱经沧桑的我筹齐回家的路费，临时决定利用暑假最后两周的时间，领着孩儿们回国看望他们的祖辈。因为当时的情况尚在不确定的因数范围之中，所以没有通知国内的亲人，便这样踏上了我的第一次回乡的旅程。
辗转飞机火车汽车，我们风尘仆仆，衣衫陈旧，如同深山老林里出来的人儿，阔别在已经面目全非的宿舍大院。找人打听后找到四楼的家门口。没有门铃，我敲击厚厚的防盗铁门（十三年前我家不是这样的门口），没有回音。下午五、六点钟晚饭时分，家人会去哪呢？一定都在里面。我再次叩击铁门，还是没有反应。于是，我让孩儿们叫门：“外公、外婆。”仍然没有回音。这时，我看见门上有一米粒大小的猫眼，我脸贴铁门瞄准猫眼往里面看去。只见我的父母分别站在屋里猫眼的两旁，父亲站在左边，母亲站在右边。父母亲的头发然已花白……。估计他们听不清门外的喧哗声音，他门肯定以为是上门推销菜刀的小商小贩。然而，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就是他们日夜思念远隔重洋的女儿和外孙们，喜从天降！虽然，若干年前他们曾跨洋过海去到地球那边看望过我们。孩儿们从牙牙学语的幼年已经长成青少年一族了，隔着铁门，哪能辨别得出声音来呢？
我呼喊：“爸！妈！”。这时，从猫眼里看见里面传来了母亲的答话：“你们是哪个？什么人？有什么事情？”。我大声地报上了我的名字“我是路风啊！”，估计他们连蒙带猜判断出这批敲门的小商小贩如此执着的迟迟不走，会有什么特殊情况，不开门恐怕是不行的了。父母亲谨慎地把门慢慢地打开。当看清楚我们三位大山里来人的真实面貌后，在孩子们亲切呼叫声中，母亲一个箭步迎上前来，紧紧地抱住了她的两位外孙女儿，嘴里不停的叫着她们的名字，“宝宝……贝贝……”从头到脚上下打量着她们，再次确认眼前站着的确实是自己的血脉骨肉无疑，又一次地将她们拥入怀抱。一反知性国家干部的铁面将才作风，和长者通常理性严肃的态度，超现实地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本能的母爱的情感。那日日夜夜的牵挂，都写在这意想不到的重逢尽情地拥抱和呼喊声里了。一贯慈爱的父亲，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早已是心里乐开了花。父亲对我说：“今天你回来，是你出国离开家的第4845天。”。我的天！父亲用心写着日记呢……。
事例二，
第二天一早起床，母亲领我们外出吃我想了十三年的龙城米粉。之后，领我们去看望孩子们的爷爷奶奶，我的公公婆婆。他们的住处也已搬迁，不是住在我出国前的旧科委宿舍了。
走到一处新楼房下，母亲说这里就是我公公婆婆的住处。
站在楼梯口，看见一位年近八十，身体健康的老人手拿搪瓷口杯，正行走在二楼转角处准备从楼上往下走来。看得出来他像是去街上的饮食店买早餐的样子。我母亲一眼便认出了那是我的公公，便向他打招呼道：“李先生，你看看是谁来了？”公公的听力和视力相当不错，从楼上的过道往下看了我们一眼，定了一会眼神，也不搭理我们，楼也不下了，立刻转头往楼上跑去。边跑边叫：“小美！小美！你快出来看看，是谁回来了？”“小美!小美！……。”声音响彻云霄。我们一干人马跟随着他的呼叫声地指引，沿着楼道拾级而上。婆婆也闻声从卧室朝客厅走来，边走边说：“什么呀！你讲什么？”与我们不约而同地汇集在房门口。“爷爷！奶奶！”孩子们叫着，婆婆站在光线微弱的房门口，看着门外阳光照耀下的我们，很惊奇地喊道：“哎呀！是我的宝宝，贝贝啊！呀呀！”，这意想不到的重逢，老人顿时泪光闪闪，随之，三代人忘情地相拥一团。丝毫没有中国式传统文化教育下的行拱手礼，行握手礼，肤肌授受不亲之说。爷爷高兴地看着从天而降的爷孙团聚，来回度步，忘记去买早餐了。
一会，婆婆拿出了她的一条十分亮眼的雪白的长裤和碎花的时髦短袖给我，让我换上。婆婆的身材高挑修长，与我接近。一个出国前曾经领导学校时装新潮流的美术老师，如今沦落到让别人看不下去而提供外衣裤的境地，是个什么状况呢？那时，我身上穿着的仍旧是十三年前出国前最喜欢的那件淡紫色紧身针织短袖衣，颜色已被十多年来的阳光照耀和洗涤褪却，弹性已经消失变成宽松没有身形的直筒衫，松松垮垮陈旧得如同抹布一般；头发用一根黑色的橡皮筋杂成马尾压在这看不出颜色的衣服背后；前额光亮，高高宽宽的没有掩饰地展露着。一副被国内的潮流淘汰与世隔绝了十多年从深山老林里出来的模样，也像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难民。木讷的自己当时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何与众不同之处，需要改头换面替换服装跟上国内形式前进的步伐。
事例三，
这是引起我今天浮想联翩，特别想说说重逢话题的激情所在。
半年不见面的朋友突然给我打来电话很兴奋地说道：
“路老师，今天我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一个人。”朋友工作在市中心，开车上班不便停车，故乘公共汽车上班。
“你遇到什么人啦？”我很好奇，好久没有联系的朋友为何这么急切地给我电话。
“今天下班乘公车时，上来了一位女士，坐在我的旁边。听她的英语口音像是说汉语的。”
“嗯。”
“我问她，是否会讲中文？那位女士用普通话回答我。听她的口音像是南方人。”
“怎样？”
“我又问她是否南方人？她说是的。我觉得她的口音和你的有些相似，便问她是否龙城人？”
“然后呢？”
“她说她正是龙城人，你说巧不巧。”
“下文如何？”
“我说：你认识路风吗？在这里教授美术的老师。”
我立刻打岔道:“哈哈哈！你别开玩笑啦！龙城百十来万人口，况且我离开那里少说也有三十年了，谁会认识我呀？”我觉得这样的提问想象力未免太丰富了。
“她说：我认识路风呀！我们从小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的，是初中同学。”朋友回答。
“她是谁？”这下到我激动起来了，我忍不住插话问道。
“黎果花”
“我的天！真的是黎果花吗？”我声调高八度地惊叫了起来，像小孩子被惊吓着一样。
“她现在渥村工作。我要了她的电话号码，你可以打电话核实一下。” 朋友把果花的电话号码读给了我听。
我兴奋万分，晚上九点钟下课后，便抄起电话按号码打将过去。
黎果花，她是我的同学。从1971年5月1日照片上记载的这个时间后，6月底初中毕业，我们就失去联系：我住校上高中、插队、考学、工作、出国，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我和所有高、初中同学都失掉了联系，长达40多年之久。
从前，我们是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医院子弟。我家住在医院前面的大礼堂宿舍，她住医院围墙边上最边远的望火楼宿舍。我、果花、克沙、桂珍在当时市里走“五七”道路办学而红极一时的朝阳中学上初中。我们一块走路去学校，一块滚一铺床睡觉，一块是七连宣传队的舞蹈队员，晚上穿过漆黑的菜农种植的那辽阔的菜地，到学校排练“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舞蹈。那时，初中的学业主要是学工、学农、学军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上文化课的内容不多。我们早早起床，利用上学前的一个小时，一块去医院门诊部给候诊的病人宣读人民日报，宣传最新指示。开始时我们很腼腆，面对陌生人不敢开口，到后来，硬着头皮，张开口，读起报纸时就什么也不害怕了。十二、三岁我们初中时的故事，如今还历历在目。
2013年回国时依次和初中、高中的同学聚会。近半个世纪前，同学们容貌的轮廓在脑子里已经模糊不清，需要参考名单对号入座才能相认。可往事的趣事却记忆犹新。聚会时，同学们也提到过黎果花，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去处。七七年我选择从艺考学“广艺”的时候，传说她继承了父母的衣钵考去了“上医”。
电话接通了，那边传来了“您好！请问您找哪位？”。我 完全相信电话里的女士就是我的初中同学，已经没有核实的必要，如果是小心翼翼地提防着对方的真实性，那是对艺术创作激情的约束。闲话不聊，脱口而出便叫道：“你是果花吗？我是路风呀！”。好家伙！话匣子打开，完全失控， 我们从古到今，从少女到家庭，噼里啪啦地狂聊了一个小时。
最后，安排圣诞节到她家搞重逢火锅宴。
就这样，失联了近半个世纪的儿时同伴，在冰天雪地的异国他乡，戏剧性地在公共汽车上，因口音的好奇，朋友的牵线，带来了重逢的机缘。
果花说：你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尖尖的脸，编着两根粗粗的短辫子，皮肤白得能看见血管。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我说：见了面，你就知道了。
期盼重逢！
2015.1.1
好友初中毕业前留影。那时，我们是多么的青涩、娇小，却敢题字“一代天骄”胸有凌云大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