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加坡总理公署23日公告，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因病于当天凌晨3时18分点去世，享年91岁。
其实，离开并不代表悲哀，离开了美丽的世界，是因为此生挚爱的呼唤。
李光耀先生带领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国家踏入第一世界国家；于己，他从一个岛国领导人成为活跃于世界舞台的重量级政治家。而这些成就的背后，少不了一个得体的女人柯玉芝。李先生曾在妻子的葬礼上坦言“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Part One 他们是姐弟恋，他们彼此竞争，彼此相惜。
所有的爱情都有一个天真烂漫的开始，再伟岸广博的人也曾年轻过。他们是姐弟恋，他们彼此竞争，彼此相惜。一段丰满而有涵养的感情，会给你的人生不断开辟新的可能，会让你拥有更广博的见识更深刻厚重的生命体验。
（李光耀和柯玉芝在莱佛士学院读书时的合影）
▲两人相识在1939年，据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表示，当年在莱佛士书院求学时，“第1学期英文和经济成绩最好的不是我，落在一个叫柯玉芝的小姐后面，她是这所男校唯一的女生，校长叫她颁奖给我。”
▲李光耀与柯玉芝两人可谓是对欢喜冤家，同为英国剑桥大学的学生，那时他俩是竞争对手，彼此默默较劲又忍不住互相叹服，彼此惺惺相惜。
（李光耀与柯玉芝(右一、右二)）
▲二战期间，李光耀与柯玉芝暗生情愫。开始交往。这是他们和朋友一起游榜鹅河时拍的。
（去英国前一晚，李光耀与家人的合影）
▲李光耀赴英国留学之前，问柯玉芝愿不愿意等他，柯玉芝反问“你知道我大你2岁半吗?”，李光耀不但回答知道，还说已仔细考虑过了，说自己少年老成，要的是跟自己一样成熟的伴侣。
▲李光耀在1946年9月16日23岁生日这天赴英国求学，他在回忆录上写，“我搭上大不列颠号客轮，在甲板上向她挥手告别，她热泪盈眶，我也不禁掉下眼泪。”
▲1947年12月，李光耀、柯玉芝在没有通知双方家长的情况下，在英国注册结婚。1950年9月，两人回到新加坡，在莱佛士酒店正式摆酒宴客。
Part Two“她是我力量的支柱，数十年如一日的给予我理性和感性的支持，她和3个孩子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妻子兼助理。作为妻子的柯玉芝，不仅仅是一个面面俱到的母亲，更是先生的得力助手，对于柯玉芝一路相随，李光耀是这么描述：她是我力量的支柱，数十年如一日的给予我理性和感性的支持，她和3个孩子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李光耀夫妇与长子显龙在欧思礼路家中）
▲1952年，李光耀的第一个孩子——儿子李显龙出生。
（图为李光耀与三个孩子在家中下象棋）
▲李光耀夫妇共育有三个子女：长子李显龙，次子李显扬，女儿李玮玲。
▲在她的教导下，他们行为端正、有礼和能够体谅他人，从不因为父亲是总理而仗势欺人。身为律师，她有足够的收入，让我不用为孩子的将来操心。
▲柯玉芝曾说“我走在我丈夫后面，如同一位亚洲社会的贤惠妻子。”她也跟所有传统端庄的女士一样热爱旗袍，她热爱文学、古典音乐和植物学，健谈而机智。
▲世人尽量回忆起她在新加坡所经历的无数举足轻重的里程碑中，所扮演的角色。即使我们无法在人群中辨认她，但她确实在种种场合见证了历史的诞生，见证了新加坡现代史的政治发展道路，以敏锐的洞察力缔造了国家的前程。
▲在她处之泰然的风格背后，是一名自成一格的先锋，一名能激励新一代人的巾帼豪杰，让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更显非凡。
（1980年，李光耀和妻子柯玉芝在杭州西湖旁留影）
▲柯玉芝凭着自己的法学素养与对丈夫的了解，成了李光耀的最佳秘书。李光耀的演讲草稿及其在国会和访问中讲话的文字记录，几乎都是妻子帮忙修改的。
（2014年11月李光耀与李显龙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合影，参加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庆祝建党60周年仪式）
▲在1954年11月4日于维多利亚纪念堂召开的首次会议，成立了人民行动党。他在台上发表演讲，向现场近1000人解释建党宗旨。是夫人柯玉芝协助李光耀草拟人民行动党的党章，是柯玉芝召集了创党成员的妻子，为要上台的人缝制徽章。
Part Three执子之手。无论出入如何的场合，他们总是手牵手，手挽手。
这是范主认为最深沉内敛的一种需要和信任的表现，牵手意味着我们是一起的，这个一起是精神上的彼此扶持，行动上的共同进退，我们是平等的，共同在生活和生命中行走的。
▲1988年9月15日，李光耀与夫人手牵手在北京恭王府游览参观。
▲李光耀携夫人一起参观深圳工业馆。
▲2000年9月16日，李光耀与妻子一起俯身吹熄蜡烛，庆祝自己的77岁生日。
▲2003年9月16日，李光耀与夫人柯玉芝、儿子李显龙同庆80岁寿辰。
▲2006年4月28日，李光耀与夫人相携现身，参加一个外国记者晚宴。
▲2006年5月17日，浦东香格里拉酒店，李光耀准备接受上海某电视台录影，夫人亲自为他补妆。这些细微而温情的小事情，都是深刻感情的自然流露。
▲2006年5月1日，李光耀与妻子在劳动节集会上。85岁的柯玉芝拿着喝彩棒的模样却有一种少女烂漫的模样，只有在一段丰满的感情中，女人才能在任何年龄都呈现出可爱的模样。
Part Four “没有她，我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仪式是什么?在夫人柯玉芝的葬礼上，李光耀先生以这样一段话作为开场白：“古人建立了哀悼的仪式，让家人和朋友表达共有的悲伤，并不对死亡表示畏惧或厌恶......人们已经不再遵守这样的仪式。”
而对于仪式的讨论，《小王子》中的小狐狸说“这也是一种早已被人忘却了的事。它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
▲李光耀先生曾说：我一直看着基督徒的结婚誓言，无论病痛或健康，无论结果如何，都爱她、照顾她，珍惜她，直至生命的尽头。我告诉她我会尽量陪伴她，能多久就多久，她是明白的。
▲2010年10月，李光耀的夫人柯玉芝辞世，享年89岁。图为李光耀参加柯玉芝葬礼。
▲柯玉芝的葬礼上，李光耀把手指放在自己唇上，再轻抚爱妻的脸，献上最后一吻。在悼词中，他说：“没有她，我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2013年8月6日，李光耀出席在总统府举行的新书发布会。这是在图片库中能搜索到的，他本人的最后一张图片，这一次没有妻子的相伴。
Part Five“这最后告别的时刻，我的心是充满悲伤的。”
对死亡的认识。2013年8月6日，李光耀新书《李光耀观天下》出版。他在书中坦承对生死的看法：“我89岁了，没必要回避这个问题。与其陷入昏迷长期卧床，我宁愿选择快速离世”。
他经历了宏伟的一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取了一个端庄机智得体的夫人，在夫人生命的最后，他在世人面前颂扬了她的一生，用朴实无华的记叙方式写了一篇亡妻悼词，这份深厚而克制的爱只有在最后一句才稍稍释放：“这最后告别的时刻，我的心是充满悲伤的。”
在他生命的终结，也让我们对这位老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在他与世界最后告别的时刻，我们的心也是充满悲伤的。
什么时候读得懂朴实，便体悟得了爱，以下是李光耀先生写给亡妻柯玉芝的悼词全文：
古人建立了哀悼的仪式，让家人和朋友表达共有的悲伤，并不对死亡表示畏惧或厌恶，而是对死者的尊敬，及安慰将会想念往生者的还活着的人。
我想起了我外婆在约75年前逝世时的哀悼仪式。一连五个晚上，家人聚在一起赞扬她，并在一个专业送葬人的领导下，对她的去世嚎啕和哀悼。人们已经不再遵守这样的仪式。我们的悲伤将以个人对家里的女家长的悼念来表达。
在2003年10月当她首次中风时，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人总要面对死亡。
我和妻子自1947年便在一起，超过了我们四分之三的人生。我对她逝世的悲伤非言词所能表达。但今天，回想起我们共度的日子，我要选择歌颂她的人生。
在我们安静的时刻，我们会重温我们的生活和在一起的日子。我们是幸福的。在我们生命的重要转折点，我们得到命运的眷顾。
我是个在前莱佛士学院(Raffles College)的教育被中断的年轻人，没有固定的工作或专长。她的父母并不认为我是合适的女婿。但是她对我有信心。我们相互许下了承诺。
我在1946年9月决定到英国修读法律，她则回到前莱佛士学院，尝试争取每年只颁发两份的女皇奖学金。我们知道只有一名新加坡人能够获得奖学金。我有了所需的资源，因此便乘船前往英国，并希望她在得到奖学金后可以和我会合。如果得不到奖学金，她必须等我三年。
在隔年，也就是1947年6月，她获得了奖学金。但英国殖民地政府却不能为她在剑桥找到一个学位。
通过菲茨威廉学院(Fitzwilliam)的主管书记，我得知我的学监威廉·撒切尔(W S Thatcher)是格顿学院女院长(Mistress of Girton)巴特勒小姐的好朋友。
他给我一封介绍信。巴特勒接见了我，我向她保证芝大概会考获“一等荣誉学位”，因为她在前莱佛士学院的表现比我杰出。我到剑桥时迟了一个学期，却以一等的成绩通过第一年的资格考试。她查核了芝的考试成绩，决定在同年10月让她入学。
我们之后便一直相伴。我们在1947年12月于史特拉福(Stratford-upon-Avon)秘密结婚。在剑桥，我们两人都全力以赴。她用了两年时间，考获法科双重第一荣誉学位。我也获得双重第一荣誉学位，名列榜首，但却用了三年时间。我们没有让导师失望。
我 们的第一荣誉学位让我们在生活上有了好的起步。回到新加坡后，我们同时在马六甲街生意源源不断的黎觉与王律师馆(Laycock &Ong)获得法律助理的职位。然后，为了让父母和朋友满意，我们在1950年9月第二次正式结婚。她从事产权转让和法律起草事务，我则从事诉 讼。
我们的大儿子李显龙在1952年2月出生。她拿了一年的产假。同月，律师馆的高级合伙人黎觉，要我处理邮电制服职工联合会的案子。他们正同政府谈判更好的雇佣条件。谈判陷入僵局，他们决定罢工。这是场争取公众支持的战斗。
我成功地通过报章和电台，传达了他们的要求的合理性。两个星期后，他们争取到政府的让步。因产假留在家中的芝，改进了我草拟的声明，让它们更简单和清楚。
这些年来，她影响了我的书写方式。现在。我使用简短的句子和主动的语气。在我们彼此适应和包容的同时，我们逐渐影响对方的方式和习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不切实际的恋人的阶段，生活是永无休止的挑战，不断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和处理。
我们有了多两个孩子。玮玲在1955年出生，显扬则在1957年出生。在她的教导下，他们行为端正、有礼和能够体谅他人，从不因为父亲是总理而仗势欺人。身为律师，她有足够的收入，让我不用为孩子的将来操心。
她看到我在年轻时没有掌握华语所付出的代价。我们决定把三个孩子都送到华文幼稚园和学校。她确保他们在家里学好英文和马来文。她的培养，为他们在一个多语文的区域生活作好准备。
我们从不因为孩子的养育或钱财上的问题争吵。我们的收入和资产平均拥有。我们是彼此的知己。
她的生活乐趣很简单。我们在黄昏时在总统府的花园漫步，我也打高尔夫球来松懈心情。有了孙子女后，她会带他们到总统府内的池塘喂鱼和天鹅。然后，我们便游泳。她对周遭的环境很感兴趣，比如，许多不同种类的鸟被吃昆虫和植物的八哥和乌鸦赶走了。
她发现花园的管理员清除杂草，也喷洒杀虫剂控制蚊子，因此消灭了鸟儿进食的昆虫。她阻止管理员这么做后，那些鸟儿便飞回来了。她把绽放香味的花朵放在游泳池四周，一边游泳一边闻花香让她开心不已。她知道每一种花的一般名称和学名。她对词汇有巨大的吸收能力。
她 在前莱佛士学院就读时主修英国文学，并大量地阅读，包括简·奥斯丁(Jane Austen)和托尔金(JRR Tolkien)的著作、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罗奔尼撒战争》(The Peloponnesian Wars)和维吉尔(Virgil)的《埃涅阿斯纪》(Aeneid)。
还 有《牛津食品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Food)、《东南亚的海鲜》(Seafood of Southeast Asia)、《马来亚路边常见树木》(Roadside Trees of Malaya)和《新加坡鸟类》(Birds of Singapore)。
她协助我草拟人民行动党的党章。在1954年11月4日于维多利亚纪念堂召开的首次会议，她召集了创党成员的妻子，为要上台的人缝制徽章。我第一次在丹戎巴葛竞选时，我们在欧思礼路的住家，成为分配由支持者提供的车辆载送选民到投票站的总部。
她 警告我不可以相信我的新伙伴，也就是由林清祥领导的左派工会人士。对林清祥从未派他们的中学生助手到丹戎巴葛为我助选，却要求使用我的支持者提供来载送丹 戎巴葛选民的车辆，她感到愤怒。她有辨识一个人的性格的特殊能力。有时候，她会警告我提防某些人，结果证明她通常是对的。
当我们快要加入马来西亚时，她告诉我我们不会成功，因为巫统的马来领导人有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政治也是以种族和宗教为根本的。我回答说我们必须取得成功，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然而，她是对的。我们还不到两年就被迫脱离马来西亚。
当 分离近在眉睫时，律政部长巴克负责草拟相关的法律条文。但他没有纳入联邦政府保证遵守公用事业局和柔佛州政府之间的两项水供协定的承诺。我请芝把这加进 去。她草拟了这项承诺，作为马来西亚联邦修正宪法的一部分。她用词精准和严谨。这项修正条文成为分离协议的附录，我们并在联合国把它记录在案。
当 时的共和联邦大臣亚瑟·巴谭里(Commonwealth Secretary Arthur Bottomley)表示，如果其他联邦要分离，他希望他们的作法能够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样有条理。这是对巴克和芝的专业水平的赞赏。每次马来西亚的马 来领导人恫言切断水供，这个马来西亚政府在宪法里作出的清楚和庄严的承诺都会让我感到放心，因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第 一次中风后，她失去了左边的视野。这影响了她的阅读速度。她学习适应，以一把尺来帮助她阅读。她每天傍晚都游泳，并保持健康。她继续陪我出国，中风后仍维 持活跃。她同家人和老朋友保持联系。她听她所收藏的音乐光碟，主要是古典音乐，加上一些经典金曲。她幽默地把生活分成“中风前”和“中风后”，就像“公元 前” 和“公元后”。
她对同她有交往的人都很友好和关切。她同她的女性保安人员谈笑，并以友善和开朗的方式纠正她们的英文文法和发音。她在国立脑神经医学院时，这些前保安人员前去探访她。我在这里感谢她们。
2008年5月12日的第二次中风对她的健康影响更大。在一组杰出的医生、外科医生、治疗师和护士的帮助下，我鼓励她和为她打气。她的护士、保安人员和女佣，都因为她的热情和体贴而非常喜欢她。她咳嗽时会用小枕头掩着嘴巴，她担心她们会受到感染。
她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但声音却变微弱了。我吻她的面颊时，她叫我不要太靠近她，以免感染到她的肺炎。我告诉她不用担心，我的生活活跃，医生说不太可能受到感染。在医院里收到一些桃子后，她吩咐女佣带一个回家让我在午餐时吃。我是她的生活的中心。
2008年6月24日的电脑断层扫描显示，她的右脑再次出血。药物和手术已经没有多大的作用，只能尽量让她感到舒适。我在2008年7月3日把她带回家。医生估计她只能支撑几个星期。她却在两年三个月后的10月2日才逝世。
她保持清醒。这段时间让我和孩子逐渐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在最后的几个月，她的功能衰退，她不能说话但仍然清醒。她每晚都期待我跟她讲话。她告诉我她的最后愿望，是吩咐孩子把我们的骨灰放在一起，就像我们生前不分开一样。
她最后两年的生活是最艰难的。在接连的小中风后她卧床不起。她不能说话，但还是清醒的。每晚，她都会等我坐在她身边，告诉她我今天做了些什么和唸她最喜欢的诗。然后，她才会安睡。
对我们在一起的63年，我有珍贵的回忆。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她为我和我们的孩子奉献一生。我需要她的时候她总是在我身边。她度过了充满温暖和意义的一生。
我应该从她有意义的89年生命中得到安慰。但在这最后告别的时刻，我的心是充满悲伤的。
▲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内，李光耀与夫人柯玉芝的蜡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