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1907-1989）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共文艺和宣传部门掌实权的主要领导人。 三十年代在上海即是左联领导人，到延安后很受毛泽东的重用，曾任边区教育厅长、鲁艺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职。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上，他就站在毛泽东的旁边，可见他当时在文艺界的地位。 1954年起任中宣部付部长，主管文艺和科技，地位仅次于陆定一。 五六十年代文艺界的一系列运动，如胡风案、文艺报事件、 “丁（玲）陈（企霞）反革命集团”案、批判“红楼梦研究” 、电影“武训传”、“早春二月” 、小说“刘志丹”等等，他一直在斗争旋涡的中心，是斗争的主角之一， 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当然背后都有毛泽东的指示），在意识形态领域可谓大红大紫，所向披靡。 平时以一贯正确自居，待人接物一付高傲的不苟言笑的样子，写文章和作报告也是气势不凡， 批判别人时上纲上线，咄咄逼人，令人敬而远之，很有“阎王” 的架势。 1957年当时中央广播事业局付局长温济泽就因为讲了周扬的一次讲话有不妥之处，即被打成右派，可见周地位的显赫。 但周虽坚决执行毛泽东的路线，毛泽东对他仍不满意，说他“政治上不尖锐” ，觉得他过于软弱，脱离实际，有偏右倾向 。 周自称有一次毛批评他不下乡，并说再不下去就派一团解放军赶他下去。 所以周扬也有周扬的悲哀。
1965年，周扬被任命为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不久他因肺癌动手术并赴天津休养，避过了文革前北京的那场尖锐斗争。 不过文革开始后，周扬作为中宣部的二号阎王和那条“又长又粗” 的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终于难逃厄运，被揪回北京批斗，并被关入秦城监狱达九年。 1975年6月毛泽东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病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 于是周扬于7月14日被释放。
文革以后，经历了大起大落的炼狱之苦的周扬痛定思痛，作了深刻的反思，思想有了新的飞跃 ，简直是大彻大悟，作风上也一改过去高傲的样子，似乎变了个人。 对于中宣部的工作，有一次陆定一曾说∶“我们中宣部十几年中，无非是整完这个人接着再整另一个人。” 周扬听说后，苦笑道∶“可不是么！事情就是这样。” 这说明他对自已过去在中宣部的工作也有同样的反省。 他在很多场合作了自我检讨，并不因为当时有上面的指示而推卸自己的责任。 他对于过去错整了很多人很痛心，曾几次流着泪讲到“过去搞错了的人确是太多了！” ， 后来他任社科院付院长，一次在作报告时，谈到人才问题，曾沈痛地说∶“根据我一生的经验，培养一个人才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而毁掉一个人才只要一两天，甚至一两个小时。 人才难得，我们要百倍爱惜人才啊！” 说到此语带哽咽，眼闪泪光，久久说不下去。 他的这种真情流露，既有过去整人的深切悔悟，又有自已挨整的痛楚回忆。 他多次向文革前挨整的文艺界人士一一道歉。 看来他的忏悔是真诚的。 当时他作检讨和道歉是冒风险和有阻力的，有一股不小的势力反对他这样做，这说明周扬是一个正直和服从真理的人。 周扬文革后对冯雪峰态度的改变，可作为他人性回归的一个典型例子。 冯雪峰57年被打成右派，周扬实在难辞其咎。 周扬和冯雪峰的过节始于三十年代，当时左联分为对立的两派，一派是周扬、夏衍等人，另一派是鲁迅、冯雪峰、胡风等人。 这种历史的结怨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周扬这一派人都身居高位，冯雪峰则总处于被动挨批的地位。 57年“大鸣大放”时，冯根本就没有发表什么言论，由于他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他还是别人鸣放提意见的对象。 但他却被加上在三十年代“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 的罪名，被打成右派。 文革后的1975年，周扬刚自监狱释出，听说冯雪峰病得很重，亲自到冯家探望，谈到几十年来的历史恩怨时，两人感慨万千，互相拥抱，热泪盈眶。 周扬了解到冯雪峰生活困难，急步跑回家取钱给冯送去。 周扬后来亲自给中央打报告要求为冯雪峰平反，并承担了把冯雪峰划为右派的全部责任，自责的话很沉痛。 他几次提到冯的事就十分难过，总是流泪。 有人说人的本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在当年把冯雪峰打成右派时，周扬人性中恶的一面占了上风，而此时，他人性中善的一面似乎又复苏了。 1982年4月，周扬听说陈伯达已出狱监视居住，便主动约见陈伯达一唔。 经有关部门同意，陈伯达由公安人员陪同赴周扬家。 两人从7点谈到11点，谈得非常融洽。 周扬听说陈伯达在写文章，便要来看，并推荐一篇《求知难》在《读书》杂志发表。 当时陈伯达处在无人上门的境遇下，周扬能不避嫌，向他伸出友谊之手，使他非常感动。 后来周扬在1989年去世，陈伯达亲手写了挽联“创延安鲁艺 育一代桃李”，署名“仲晦”。
1983年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的报告，报告中“人道主义” 和“异化” 等问题遭胡乔木反对，人民日报因发表此文而受批评，付总编王若水受处分。 胡乔木找周扬谈了三次话，周不服，每次都争吵到拍桌子。 于是周扬的问题升级了，在十二届二中全会和中顾委会议上组织了对他的批评。 各种报刊发表了大量批判他的文章，各地也纷纷组织了批判会，声势不亚于文革中对他们“四条汉子”的声讨。 其实周扬关于“异化”的观点，就是指事物会发展到自己的反面，如有的干部把手中的权力来谋私利，这就是权力的“异化” 。 今天看来，周扬的论点是十分正确和有予见性的，当时却受到如此大规模的口诛笔伐。 某省一个负责人在该省的批判会上振振有词地说∶“中央号召我们搞四化，周扬却只讲“一化” （异化），这不是公然与中央唱对台戏吗！” 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大批判” ，本应只发生在文革中，但却真实地发生在八十年代，实在令人深思！周扬又一次陷入极度困境之中，被迫作了检讨。 以后他心情郁郁不欢，不久就中风了。 1985年以后直到他逝世，他大部分时间处于昏睡状态，靠鼻饲维持生命，直到生命的终结。 周扬在三四十年代是对敌斗争的战士，五六十年代是整人的“阎王” ，文革中是囚徒， 文革后变成忏悔者，他想再度作一个战士，却又再度变成被批判者， 最后以一个植物人了结余生。 一生跌宕起伏，有着太多的悲剧色彩，这是他个人的悲剧，还是时代的悲剧？ 历史这面铜镜常会引起沉重的联想与反思，读者诸君看完这篇文章，也能咀嚼到一些历史的苦涩味吧！
延安时期的周扬
大权在握时的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