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记耳光，终结了我们乡里的一个传统

偶尔查看自己在“文学城”的留言，发现以下一段：

最让我痛心的，是中国农村乡绅文化的毁灭，和地痞流氓文化的发扬光大。民国时期，政府不下县。乡村基本是自治。虽然穷困，虽然贫富不均，但人们知礼义廉耻，邻里关系也比较和睦。土改把乡绅灭了，文革把乡绅文化彻底毁灭了。再也没了互相信任，再也没有了温尔文雅，和睦相处。代之而起的是地痞流氓文化。残酷斗争，互相残害。故乡已成匪乡！

上面的话，我是有感而发。

我们那个自然村，有120多户人家。其中80来户姓蒋，据说都来自一家。所以村名是“蒋家巷”。另有30来户姓汤。他们集中在村的东南头，我们叫做“汤家头”。还有3-5户，分别姓孙，蔡，吴，每个姓只有一两家。我的奶奶来自汤家头。她有四个兄弟。我的母亲来自村里唯一的蔡家。我的姑妈嫁给了村里唯一的孙家。所以，村里差不多有一半人是我们家的亲戚。

周围几个村庄都不大。十几户到三十多户吧。

土改时，我们村里一个地主也没评上, 有两个富农。一个据说是在上海滩做过保镖。另一个，是伪乡长的手下的治安队长。这个伪乡长，就是我们村西边的石巷村里唯一一个地主。解放前夕，伪乡长和我们村的这个治安队长逃到台湾去了。这个治安队长留下了一个老婆和一个女儿。这对母女，尤其是母亲，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白天在地里劳动改造，晚上被拉去批斗会。挂牌戴高帽游街是常事。风姿卓越的女儿，不得已嫁给了外地的一个麻子。

我5，6岁时，我们大队里的文艺宣传队来我们村演出。在打谷场上，搭起了棚子和舞台。演员们就是我们村里或邻村的。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脸上抹着锅灰。其中有一个小孩，匍匐在地，双手抱住衣衫褴褛的女人的腿，哭喊着“妈妈我饿”“妈妈我饿”。舞台上还有各种折磨人的道具，很吓人。大概是“收租院”。说的是解放前的大地主刘文彩，如何剥削压迫穷人。以后我们见到这个小男孩，就学他的样子，爬在地上，喊“妈妈我饿”“妈妈我饿”。他就会很恼火。

到十一，二岁时，终日劳作，始终吃不饱穿不暖，却还要整天歌功颂德。加上和党和政府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的小人行径，使我对党和政府的宣传产生了巨大的怀疑。解放前生活真的是那样苦难吗？地主富农真的那么坏吗？

我知道，这些问题，不能问老师。也不方便问父母。我只能自己观察，自己判断。后来不久，一位解放前的赤贫发的牢骚，让我明白，以前的地主富农不可能都是坏人，政府在说谎骗人（见前篇短文）。

那以前的人是怎么样的？生活是怎样的呢？记得在我小的时候，人们还都彬彬有礼。邻里邻村的人在路上碰见了，尤其是老年人，会笑脸相迎，互相招呼问候。给人温和优雅温暖的感觉。到文革的中后期，即使是村里的同族人，也分成不同的派别，明争暗斗。打骂吵架是常事，互相陷害也不少。我父亲当大队长时的几个最好的朋友，在父亲被关学习班的时候，明智地远离冷落了我们一家。

等我上了大学，知道了在民国时期，“政府不下县”。也就是乡村基本是自治，乡长保长是由村民们推举出来的德高望重的乡绅。我们那里的乡村，是如何自治的呢？譬如民间有纠纷时，没有政府，如何解决呢？我经常问父亲这个问题。

父亲是个老党员。他可能对我在政治上的不求上进（不愿入团，入党）有些惋惜，虽然他从来没有要求我去入团入党。当我问他这个问题时，他好像不愿意多说。三十多年前的一个暑假在家，当我再问时，他沉默了一会，不紧不慢地给我讲开了。

“你知道我们镇上那个茶馆吧？”。我说我知道。就在我们小学旁边。里面经常坐满了人，大多是老人。他们边喝茶，边抽着水烟，边聊天。里面烟雾缭绕，灰暗又热闹。我从来没进去过。

“人们有了纠纷，就相约好了，请三先生到那里喝茶讲理。三先生是渡船头人。”

我知道这个村。它在我们村的东北方向5里左右。已经是另一个公社了。是叫“渡船头”，还是“大善头”，我不清楚。因为我们老家话里，两个的发音完全一样。小学五年级时，他们村有3个男孩到我们班里来插班上学。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们还邀请我去他们村割过猪草。两个公社间隔着一条河，要靠摆渡才能过。所以，我想村名应该是“渡船头”。

父亲接着说，“三先生家里富裕，父亲和兄弟在上海开工厂。三先生在家排行老三，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怀疑那个村的村名可能是“大善头”）。邻里有纠纷了，大家就会去请三先生来镇上喝茶评理。”

“有纠纷的双方，先在镇上的茶馆里安排好茶座，等候三先生。三先生来，坐在八仙桌的上首，争论的两方分坐两边。大家见到三先生来了，会恭恭敬敬，安安静静地听三先生讲理。

三先生说话不多。他穿着长衫，双手捧着茶壶，端坐在上首。他先让一方说话，再让另一方说。

双方陈述完了，三先生会思考一会，然后和颜悦色地轻声判定：

“我看，这次是您甲老的不是了。应该陪给乙先生家5升米。但乙先生您也知道，甲先生家里困难。这样吧，乙先生，您就到我家去拿5升米吧”。然后，三先生就会退场，领着乙先生去三先生家里。一般情况下，乙先生不肯拿5升米。只会要一点点走过场。三先生会派人去跟甲先生说，不用还了。

所以，在我们那，邻里有纠纷时，就会说，找三先生来评评理。只要三先生一句话就行。

但这一切，因为一记耳光，都变了。

你还记得我们村上的汤汉良吧”。

我说记得。汤汉良是我们村汤家头的。诨名“鸦片鬼”。人长得短小精廋，像个猴子。据说以前吸鸦片而倾家荡产，成了贫农。解放后，是学“老三篇”的积极分子，大队里“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队长。在那个“收租院”里演过一个乞丐。他个子虽然矮小，但在村里的派系斗争中，是出了名的积极。

“文革开始后，三先生已经很少出来喝茶评理了。但有一次，三先生还是被人请来了。三先生听完双方的陈述后，开始评理。大家也都静静地听三先生说讲。突然，汉良鸦片鬼站了起来，快步跑到三先生面前，抬手就给三先生一个耳光。汉良鸦片鬼指着三先生高声叫骂，“都什么年代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资格来说理？””

“三先生低下头，涨红了脸。然后一言不发地站起来，走回家去了。从此，三先生再也没有来镇上喝过茶说过理。喝茶说理的传统，就此消失了。”

父亲和我都沉默起来。我又问，从书上看到，民国时期政府不下县。那乡长保长是怎么产生的？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父亲欲言又止。终于说，“你知道，我的爷爷，也就是你的曾祖父，当过我们村的保长吗？”

我说，我隐约听村里人说过。曾祖父是我父亲最尊敬的人。在我父亲十岁左右时，我的爷爷就去世了。是我的曾祖父教会我父亲认字写字打算盘。但父亲的仕途，似乎也受他的保长爷爷牵连了。

父亲说，“我的爷爷心地宽厚，待人仁慈。村里谁家有难，他都会去接济，即使自己家里也不富裕。我爷爷还读过私塾。所以，被村里人推举当了保长”。

我说，“这么说，解放前的地主富农不都是坏人啊”。

父亲停了一会，有些为难，说，“也有一些富农，比较精明。譬如我们村的某某，请别人来做工时，会把挑粪的簸箕装得严严实实。”

我心里想，这些富农是精明些，但也不是犯罪啊。但我知道，父亲受党的教育多年，不可能接受我对党和党的政策的任何质疑。所以，我也就没说出来。

一记耳光，终结了一个传统，一个时代。

又过了二十多年，父亲出国来看我们。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突然神色严肃地跟我说，“共产党越来越黑社会化了。” 我吃了一惊。我知道，这是父亲通过观察故乡的现实而得出的结论。

今天的故乡，政府黑社会化，人文流氓化痞子化。再也没有了醇厚温馨。小时候读过书的小学中学高中，只剩下断垣残壁。曾让我迷恋的弯弯清水沟，浅塘石板桥，和错落有致的江南小村落，都早已被改造成毫无个性的万亩良田。村里的人们挤在一起，住在火柴盒一样的简易高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