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的秋天可真短。好象那汗流浃背铲三遍地还是昨天的事，一转眼，小兴安岭成了“五花山”，青翠金黄艳红夹杂，热闹而又灿烂。大田里一天一变样，这里的小麦黄了，那边的大豆摇铃了，玉米顶花谢完，棒子须枯焦了……。大队干部们天天盯着，庄稼黄一片赶紧收一片，独怕一场雨雪毁了辛苦一年的收成。地里的庄稼收了，拉到场上了，我们就该日夜连轴转地打场扬场了。有时场还没打完，心急的雪花就飘飘荡荡地下来了。冬天来了，猫冬啦！队里开始冬季工时，每天两顿饭，中午不再歇晌。黑龙江的冬天日短，下午四点天就黑下来了。五点吃完晚饭，一个长长的无聊的冬夜就开始了。到底是年轻人，后来几年粮食没那么紧了，肚子没那么饿了，再让我们在炕上猫上十几个小时，太难了！得找点什么有意思的事干！
最开始，大队团支部组织办起了了夜校。夜校分两部分，一个是贫下中农夜校。由知青给老乡念报纸和毛选。另一个是知青夜校，由高中生教初中生学数学。那套《自学丛书》里的《代数》就是我们的课本，隔天上两小时的课，另一天做作业。很多68，69届初中生直到这时才知道除了正数还有负数，还有负负得正这一说；才知道了什么是方程和怎么解方程。大家热情高涨，知青宿舍新出现好多用各种玻璃瓶子做成的小油灯。在每一盏直冒黑烟的油灯下是看书做习题的知青。连几个平时调皮捣蛋得紧的男知青都在抓耳挠腮地做习题。可惜好景不长，知青夜校办了不到一年，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公社传言我们大队知青全是大学迷，不愿扎根农村一辈子。在工作组干预下，知青夜校夭折（好在这个起点给了不少知青动力和能力，以后坚持自学，所以77年到79年之间我们大队知青考上大学和中专的人数最多，77年县里预考几门课的第一名都是我们队的）。继续运行的贫下中农夜校用不了几个知青，大多数人又没事干了。于是有了后来的“演剧”热。
知青刚下乡时过年过节也表演节目，但多数是唱歌，跳舞，快板，三句半，吹笛子等等很革命但又有点文绉绉的节目。虽然有的节目也有老乡中的年轻人共同参与，但观众们感到不满足，提出要看“剧”，这就开启了我们队表演必有“剧”的传统。而且因“演剧”还发生过不少趣事。
“演剧”是从演样板戏开始的。观众们不满足于听唱段，而是要看带妆演的选场。于是“红灯记”成了我们的保留节目。队里有个知青叫章郎，因为母亲是京剧演员，他打小在戏院的排练厅和后台混，混成了京剧迷。说是红灯记的戏和电影他前后看过十二遍，里面的每句台词，每个动作都记得滚瓜烂熟。于是他成了不折不扣的导演（而且确实有才）。问题是章郎自个儿个子矮小，长相有点猥琐，既演不了英雄李玉和，也难胜任演鸠山。他退而求其次，想演王连举，可大家认为他个子太矮，演王连举也不行。把他气得直嚷“连叛徒都不让我演啊！”大伙说，要不你演磨刀人吧！他嫌磨刀人戏份少，不愿演。结果很多人在戏里都能挤上一脚，反倒是导演上不了台。我对唱戏是门外再加隔壁，所以从未尝试。但我是后台总管。服装，化妆，道具，后台调度一手总抓。记得演红灯记服装是个大问题。问题不是在李玉和或者李奶奶身上。两个穷老百姓的衣服，知青和老乡中找找就有了。缺的是铁梅那件红褂子和鸠山的那件和服。老乡家闺女有穿花褂子的，也有红花的，但一是破旧，二是对襟而非大襟，无法做戏装用。队里也没闲钱买服装。后来不知是谁想到队里有面游行时用的大红旗，拿来让队里手巧的大嫂一量，说是正好够裁一件大襟褂子。这让几个大队干部好一阵为难，最后点头同意把这面旗帜变成了铁梅的红褂子。鸠山的和服更难些，因为除了电影上见过，谁也不知道和服该是怎样的。我从一个男知青那里借来一件灰色的中式棉袄罩衫，又从赤脚医生那里要来几大块纱布，在冲淡的墨汁里染成和罩衫差不多的灰色，在罩衫下接了一段，成了半长衫；又把袖子下面拆开再帡大。如此胡弄成了大家都认可的“和服”。（讨厌的是那个男生就两件罩衫，每次演完戏我都得把衣服给他改回来还给他。下次要用了，再借来照样复制。反正他那衣服让我来来回回改了有十来次。）演鸠山的就是那个“老夫子”，戴上眼镜穿上“和服”活脱脱一个“死啦死啦”的小日本。老夫子原是我们中学学生话剧团团长，也是个有经验的老演员了。可是在某次演出中却出了个不该出的洋相：鸠山正拿酒瓶要给李玉和倒酒，不知为啥那天的酒瓶塞塞得有点太紧，鸠山连拔几次没拔出来。急得一头汗，回头对站在幕后的我说：“怎么搞的，拔不出！”我连连给他打手势让他别拔塞了，假装倒一下就是了。不知他被什么昏了头，就是一个不领会，又连着问了两次“怎么搞的？”本来台上也没电灯，靠几盏马灯照亮，你倒没倒出酒谁看得真啊，让他这么一耽误台下观众反倒看出问题来了。直到台下有了笑声，老夫子才突然醒了过来，赶紧装着倒上了酒，和李玉和唇枪舌剑起来。
后来又演过“龙江颂”选场。演江水英的是我们隔壁宿舍的玲。玲是个爱美的女知青，有个在地质部门工作的父亲，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她父亲也很宠她，所以她是我们朋友中第一个用上无形眼镜的人。玲唱得好，也会演，尤其擅长用眼神。上台演江水英不能带眼镜，可不带她又看不清，就用上了无形眼镜。唱着唱着一个眼神，左眼的镜片竟然不告而别，悄无声息地脱落不见了！玲很有戏德，仅仅是楞了一下，就坚持着把戏演完了。演完了这段戏，后台大乱。玲急急忙忙在台上寻找，想要找到那片掉落的镜片。别人想帮她找，她又怕人多踩坏了镜片。那么黑的地方，哪里去找还不如小指甲盖大的一片透明的薄片呀？好不容易让大家安静下来，接着把下面的戏演完，玲就哭了出来。玲的男朋友建是我们大队团支部副书记，戏完到后台一看玲在哭，问明原委立马转身趴在台上又仔细搜寻了一番，还是没找到。他怕镜片顺着台板缝隙掉到台下去了，又拿来大手电，钻到才半人高的戏台下，几乎是匍匐着一寸一寸照看了台下的地面。可是台下一片泥地夹着草根，当然也是找不到的。建只好安慰哭哭唧唧的玲说，我明天再来找，真找不到的话，我再给你买一片。听说那时的无形眼镜一片就得二百来块钱，够我们挣一年工分的了。第二天再找，当然还是没找到。以后建是不是真的给玲另买了一片也不得而知，但“玲一个眼神，建一年工分”倒是流传下来，成了大家调侃他俩的桥段。
观众的胃口是惯大的。演了一阵样板戏，大家又觉得看厌了。因为县里每天两小时的有线广播，除了毛主席语录，报纸社论，就是那几个样板戏。耳朵都听出茧来了。于是演话剧“年轻的一代”。林育生念他爸的狱中遗书，不但唸哭了自己，还唸哭了台下一帮观众。只是不久就听说此戏已被批判为大毒草，就没敢再演第二遍。再以后，就自己写剧本了。独幕剧，对口剧，快板剧，还有木偶剧（人演木偶，比现在街舞里那一类早多了）…… 每年过年演出，没有自己编演的“剧”那是不过瘾的。那年我把一个戏曲短剧改成了快板剧。戏里有个落后的“二嫂”，把自家的鹅放到生产队的地里吃庄稼，后来让小学生姐弟“小青”和“虎子”教育了一场。我演“二嫂”，但“小青”和“虎子”无法在知青或队里的青年里找，就想到了我的学生们。可一圈问下来，只有四年级的珍子一个主动请缨。那帮平时胆大包天的男孩们，这时都磨叽起来，你推我让，谁都不肯出头。考虑到太小的可能记不下词，大的比珍子高，又不像姐弟，就盯上了也是四年级的国全。国全长得英俊，眉目如画，但个子不高，演珍子的“弟弟”正好。经我反复动员，国全总算点了头。珍子演戏很有天份，毫不怯场。没排几次就已演得很好。国全词也记得挺快，可还是抹不开。但凡排练时有人在旁边看，他就脸红卡壳。就这么排着，练着，转眼到了演出那天。珍子眼睛比较小，化妆一画眼线，眼睛大了不少，人也变得漂亮。她自己瞅着镜子直乐。可国全在旁边紧张得都有点发抖。我拍拍他的肩膀，“上场!” 于是开演。开始还算顺利，可当虎子说到“我把鹅嘴来支上”时（虎子恼恨二嫂放鹅吃庄稼，摘来柳枝支鹅嘴，让它们无法再吃），忘词了！国全连说三遍“我把鹅嘴来支上”，硬是想不起下一句词。我在后台急得汗都出来了。这时只见珍子接了一句：你都支了几只鹅啦？国全猛一激灵，记起来了！顺顺当当接了下去：我把鹅嘴全支上，看它怎么再吃苗！戏演完了。估计除了我们仨，台下看戏的都没发现这个小插曲。可经这么一磨练，国全不怕了。后来演得越来越好。
其实演剧，真正上台的人也不算多，但其他不演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全都起劲，积极参与。每天傍晚那顿饭后，总有人提前赶到排练的大队会议室升好炉子，把屋子烧得暖暖的，然后就看着我们排练直到结束。看的人有知青也有老乡，看着看着就有人跃跃欲试，参与进来。所以后来参加演出的人越来越多，知青老乡都有。那里面有个知青，长着一双贼溜溜的小眼睛，脸上还有一大块红色胎记，就得了个“红疤”的外号。红疤原本是个大坏事不干，小偷小摸不断的家伙。但他有个特点，就是学什么都很快，动作也很“挂架”。他每天在排练的地方蹭戏看，还不时点评几句。有次忘了排什么戏，里面演反面角色的人始终到不了位，红疤看急了，竟然走上来给他比划开了。大家一看，天！这不就活脱脱一个坏蛋的样子吗？于是红疤顶替那人成了正式演员，而且一演即不可收拾，成了我们演剧时反面人物的专业户。不管是地富还是坏分子，落后分子，只要他一上台，微微猫着腰，贼溜溜的小眼睛四下一转，台下就是一片笑声。他自己也演上了瘾，碰到编的剧本里没有他能演的角色，他还会来央求给他加写个角色。原本因为这家伙偷我们宿舍种的菜和瓜，我们和他吵过架，这时倒是成了不错的Buddy了。
我们队演剧基本集中在过年那几天，一连得演三次。其实三次演的是一样的东西，但大家就是喜欢看。第一次演，只对本大队社员知青。后两次，就有社员或知青邀来其他队的亲友观看。后来演得出了名，就有其他大队来邀去他们那儿演。邀请的大队会在中午派马车来接，到地儿就开演，演完正好晚饭时分，邀请大队会好吃好喝招待一顿。东北人实诚，大肉包子，发糕，二米饭，手擀面管够。有时还有酒。再后来，别的队来请，人家派车接演员，自己队也会派几挂大车拉着还想看剧的社员一起去。当然招待的那一顿跟去看戏的是捞不着吃的。不过老乡们亲戚连亲戚的，自有吃饭的地方。所以每到这时就得热闹一整天。最热闹的是演“支鹅”的那一年。县里搞文艺汇演，听说我们大队剧好，特意邀请我们队到县里演一场。那天早上县里派来接我们的大客车开到了队里，几乎是全屯老少出动。其中有很多人还从未乘过这种跑长途的“大轿子车”，所以连带看新鲜了。家里有孩子参加演出的，象珍子和国全，父母亲戚都骄傲得不得了，说做梦也没想到乡下孩子能上县城舞台演剧啊！客车开动，车下一片挥动的手，就像我们是要开上前线为屯子增光的军队一样。
冬天到，演剧啦！那年轻时的声音至今还在梦里回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