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双重性格

日本人的双重性格

 

1941年，随着战事日渐升温，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被邀请担任国家研究会饮食习惯委员会（Committee On Food Habits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委员，开始研究各文化与饮食之间的关系。这段期间，她逐渐展开对国民性格的研究，并提出一些报告与摘要。

《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受美国政府委托，为解决盟军是否应该占领日本以及美国应该如何管理日本的问题，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对即将战败的日本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综合报告，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分析了日本国民的性格。1946年该报告被作者整理成书出版，遂成本书。

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被称作日本民族性格研究的经典之作，至今仍被奉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先河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之际的1944年，为了做好进驻日本的各种准备，作者受美国军方之托，撰写了一份有关日本人性格的调研报告，后整理成该书。作者主要是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通过调查采访美国本土的日本人和分析整理日本电影、戏剧作品等完成的。而且，作者是在完全不懂日语和没有亲身实地感受的条件下完成该书的。书中通过大量的事实，总结和分析了日本民族诸多不可思议的双重性格，并将书名确定为《菊与刀》。“菊”代表和平、和谐及和睦，“刀”代表武力、残暴及战争。书中指出，日本人正是这两种矛盾性格体的集大成者：“我们把人加以分类，是期望他们的行动能始终如一。不管他们慷慨大方，还是小气吝啬;乐于助人，还是生性多疑;是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二者必居其一。我们希望每个人都信仰某种特定的政治思想，并且坚决反对与其相左的意识形态。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在精神上不会感到痛苦，这种能力是西方人所难以理解的。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如此极端的可能性。但在我们看来，矛盾已深深植根于他们的人生观之中，正如同一性植根于我们的人生观之中一样。”

作者指出：“菊与刀便是这样一组矛盾。很大程度上，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既骄傲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屈能伸;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而当别人对他们的劣迹毫无所知时，他们又会被自己的罪恶感所击倒。他们的士兵规规矩矩，但骨子里他们又生性叛逆。”

鲁思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看，认为日本人的行为充满矛盾和怪异。应该说，这些概括大都是印象主义的，并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特点。尽管如此，该书中的许多观点对后来的日本人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周作人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同样注意到了日本人的这一特点，他在自己的书中指出：“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大的疑情，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

鲁思•本尼迪克特和周作人几乎在同一时间——1944年——指出了同一个问题。这应该不完全是巧合，多少说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被人们同时发现，所谓“英雄所见略同”。他们的论述意义深刻，阐述精辟，揭示了日本民族带有典型意义的性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