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纽约,我从法庭出来,准备进地铁。
一位中年非裔妇女从紧急出口出来,
一位高中生模样的非裔女孩意图从那出口进入地铁。
那位中年妇女拦住她说,这样不好,要从刷票的进口进,并问她“
你是学生”?“你没地铁票”?那女孩有点尴尬,没有回答。
不等那女孩回答,
中年妇女拿出自己的地铁票为那女孩在机器上刷了卡,
让那女孩进了地铁。那女孩还是很尴尬。事后,两代非裔妇女各自走自己的路。
大年初一不是非裔的节日,她们也没看春晚的道德秀,但是,
道德和道德的教育在这两代非裔妇女短短的接触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道德,乃至于立法和国家政治,
说到底是相不相信普通老百姓有自我教育和矫正的自治能力。
在某种理论看来,老百姓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有“教育”之说,
要有一个伟大的党来引导。这是剥夺人民权利的理论基础。
一些精英老是说中国不能搞民主,
因为中国人的文化和道德水平低下,甚至用”暴民”和“刁民”
来形容中国人。这是中国人的悲哀。
悲哀在一些中国的精英有意无意的否认了存在百姓心里的良心和正义
感。
我几乎每天要批评政府。但是,我爱中国人。
我在纽约的办公室就像是国务院驻纽约的办事处。
从中国来的各种阶层的人都找我谈他们的故事。
我天天触摸着中国人的脉搏。
尽管我看到了中国的腐败和某些社会风气败坏,
但是我感到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管教育程度多高,
他们都保有一颗善良的心。中国人有希望。
只是他们被一种绝对权力束缚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