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伟大的缘故”
—读《卡拉马佐夫兄弟》
夏维东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部奇特的大书，他不仅在思想和文本上影响了很多作家，连心理学家都拿它作为精神分析的样本，弗洛伊德就曾盛赞这部小说的价值之高难以估量。
卡拉马佐夫家族成员的内心秘密被陀氏手术刀一样的笔法解剖开来。 这部中译本长达八十万言的小说围绕着杀父的疑案，从发生到水落石出不过一周时间，可以想象情节推动得有多快！与一般惊险小说不同的是，陀氏关心的不是谁是凶手，而是凶手为什么成为凶手，在对案情的层层剥离中，包裹在人物肉体里面的血脉和神经都暴露出来了，小说因此抵达了通俗侦探小说不能望其项背的精神高度：信仰和无信仰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同的人物在相同的时空里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形成多声部的合唱，后世作家们津津乐道的“复调小说”其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手里已经运用自如了。我没有足够的证据说陀氏是“复调小说”的鼻祖，但他肯定是先驱者之一，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明显受到《卡》叙事模式的影响。
老卡拉马佐夫是恶的化身：贪婪、自私、冷酷、亵渎等等，不择手段攒了万贯家财，到头来却被自己的亲生儿子斯梅尔佳可夫杀了。这个轼父的儿子是一个疯女人被老卡拉马佐夫强奸后生下的，他是他老子的翻版，老卡拉马佐夫被他杀了，也算是恶有恶报吧。斯梅尔佳可夫杀了父亲后，嫁祸于同父异母的哥哥德米特里。
德米特里是个矛盾体，既高尚又卑鄙，心灵挣扎在信仰与无信仰之间，是个聂赫留朵夫式的人物，他在审判前的夜晚，在人类苦难与基督受难的思考中，他的精神“复活”了。尽管他没有杀人，可他愿意背负起十字架，借以纯净自己曾经浑浊的灵魂。
德米特里的弟弟伊凡是个无神论者，他对人类流血的历史痛心疾首，并对人类彻底失去信心，在他看来，人类的悲剧是由于人的软弱和下贱引起的。伊凡甚至认为人连自由的权利都不配有，因为人太卑劣了，有了自由就胡作非为。他杜撰一个“宗教大法官”的故事向弟弟阿廖沙宣传自己的学说：宗教大法官是大独裁者的象征，他以铁腕来维持社会的稳定，他给人们面包，条件是人们必须无条件服从他。为了让统治名正言顺，他居然以基督的名义发号施令。有意思的是，等到基督来临时，他巧舌如簧劝耶稣回去，因为人们需要的不是爱，而是能够号令和强制他们的权力。“宗教大法官”一节长达二十余页，洋洋万言，充满了想象和思辩的力量，后来几部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比如《我们》、《一九八四》和《美丽新世界》都受到“宗教大法官”的启示。伊凡绝不是个肤浅的无神论者，相反，他非常深刻，他看清了人类苦难的根源，唯一遗憾的是，他没能跳出自己的认识误区：大法官本事再大，他终究还是人，历史上大法官一类的强人还少吗？恺撒大帝、尼布甲尼撒、希特勒、斯大林……结果怎么样呢？流出的血依旧是红的，眼泪依旧是苦涩的，“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其实伊凡认识到自己的思想的局限，他渴慕真理，可惜他躲不过自己认识的盲点，他没能像哥哥德米特里那样在精神上“复活”，良心和思想的撕裂，使他像尼采一样疯了。阿廖沙对哥哥伊凡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他不是在真理的光照下站起来，就是为自己曾献身于使自己失掉信仰的东西而对人对己进行报复，最终在仇恨中毁灭自己。”
阿廖沙是个象征式的人物，他有着明确的信仰，尽管他与周围的人在行事上格格不入，但所有的人都愿意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他。陀氏有意将他虚写，让他成为小说的观察者和倾听者。阿廖沙显然是陀氏试图竖立的“榜样”，可是他并不是总是坚强的，他也有软弱动摇的时候，他之所以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沉沦下去，完全是因为他内心的信仰。老卡拉马佐夫在世上唯一爱着的人就是他的小儿子阿廖沙，因为阿廖沙从来没有谋算他，尽管他坏到自己都认为自己要下地狱，可阿廖沙仍然拿他当作父亲，而不是像其他兄弟那样出于不同的动机仇视他。
《卡拉马佐夫兄弟》就像是一部教导作家们如何塑造人物的教科书，陀氏不仅写出了多种不同的人物形象和他们的复杂的性格，更重要的是他写出人物内心的挣扎，并以复调的方式呈现了人物在精神上的归宿。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所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于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以来，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红楼梦》在中国小说的地位和其作者的才气都是勿庸置疑的，但在思想的深刻性上实在不能与《卡拉马佐夫兄弟》相提并论，最终不过是“由来同一梦”的虚无，舒芜先生从积极的意义上看也只能说《红楼梦》是“女性的颂歌”而已。鲁迅先生在论及陀氏时说：“他把小说中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而这陀思妥夫斯基，则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着似的。这绝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总而言之，就因为伟大的缘故。”（《陀思妥夫斯基的事》）先生很少把“伟大”这个词用在自己同行的身上，可他慷慨地给了陀氏。
陀氏自己也很自信，在论及《卡》时，他自豪地说：“在欧洲，无神论表现这样的力量是没有的，也未曾有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