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想底蕴非常丰厚的毛泽东，事先就知道他带领人民进行的第二次长征，触及到了人们的灵魂和人们的根本利益，支持他的人不会太多，特别是他领导的第一次长征时的战友和下属中的多数人，都是坐江山的利益集团，让他们在斗私的战争中让出自己的利益，无异于与虎谋皮。而这些人大都因大跃进的失败而明地或者暗地投靠了刘少奇，如毛泽东一直信赖的田家英以及陶铸就是典型。一个把毛泽东的私下讲话作为情报透露给向刘少奇，还在一篇文章中删去毛泽东的极为重要的讲话，以此为刘少奇打掩护，结果引起毛泽东震怒，吓得上吊；另一个暗度陈仓，不惜用“换头术”来保护自己的主子（据陶铸夫人曾志后来回忆，1966年国庆，新华社要发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一定要有邓小平的照片，并询问新华社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新华社同志说可做技术性处理。后来他们将一帧照片上的陈毅元帅头像隐去，植入上了邓小平的脑壳。这就是后来哄动一时的“换头术”事件）。另一方面，刘少奇集团掌控了大部分的党组织并严密地控制了宣传舆论阵地，使得毛泽东发出任何有关冲击旧体制的号角都难以出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让江青去到对他非常忠诚的柯庆施所管辖的上海寻求帮助。柯庆施安排张春桥具体协助江青。张春桥推荐了思想文笔俱佳的姚文元。江青在找张春桥和姚文元写文章时，对他们说，你们如果搞不好，要倒霉的，官要当不成，老婆要离婚，要坐牢、杀头。秘密工作实际搞的是在共产党内的秘密工作，可见斗争之复杂。他们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通力合作，写成了一篇战斗檄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前后历时九个月，在发表前大修改九次，毛泽东本人也审看过三次，可见毛泽东对此文的重视。此文于1965年11月10号在文汇报上发表，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
火虽然点起来，但北京的彭真却不买账，首都所有的报纸不予转载，毛泽东恼怒，决定在首都发行单行本。结果北京连一本都不订。因为走资派门知道这是江青搞的，而江青是毛泽东的老婆，显然是在抵制毛泽东，由此可见刘少奇集团势力之大和他们的肆无忌惮和刚愎自用。毛泽东最后不得不让周恩来出面干预。周恩来批评彭真说：你们要干什么，说姚文元文章是毛泽东伟大战略部署，你们胡搞，抵制还行？要发姚的文章，彭真顶不住了。但是他以守为攻，用写按语办法，往相反的方向引导转化，希冀把政治斗争搞成学术讨论。
1964年7月2日常委会决定让彭真担任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是毛泽东的一步妙棋。彭是刘集团的第一大将，书记处的二把手，掌管意识形态和北京市委，同时也是北京卫戍区的政委。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后的一年多内，并没有出现重大举措。直至1965年11月，姚文元突然于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矛头直指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五人小组才开始研究讨论吴晗与姚文元的文章言论性质。姚文元的文章是在极度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出台的，中宣部、北京市委都因事出意外而震惊。而彭真认为他作为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竟然对如此大事一无所知，因此将姚文元的做法视为严重错误、违背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和党内生活准则（按照当时的规定，批判吴晗这样级别的人，是要通过中宣部同意的。《文汇报》居然敢不通过中宣部，直接刊登点名批判吴晗的文章，简直就是跟中宣部作对。）。实际上，彭真知道姚文元文章出台的经过，但仍然于1966年2月3日亲自主持召开文化小组扩大会议，除原成员外另有临时与会的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和郑天翔，共十二人参加。次日，由许立群、姚溱将会议决定以《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为名上报，一星期后被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二月提纲》明确反对将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立场问题，明显与毛泽东的意图唱反调。彭真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党内的政治力量的对比，毛泽东的力量是弱势。
但是，毛泽东此时已经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军事组织布局，在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上拿下作为总参谋长的罗瑞卿，换上了林彪的亲信杨成武，又于1966年5月15日，绕开政治局由周恩来牵头成立了以防政变为主要目的首都工作组，做好围堵刘邓的一切准备，然后抓住《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文章所写的按语和“二月提纲”不放，毛泽东在杭州遥控指挥，逼迫在北京的刘少奇出面自斩膀臂。
1966年6月27日，北京时间下午四时，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与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讨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几个同志的问题。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刘少奇做了主旨讲话，有关政治方面现摘录如下：
“彭、罗、陆、杨他们的互相关系是不正常的，到底是什么关系，达到何种程度，我们组织了审查委员会，正在进行审查。他们共同特点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都是搞地下活动的。他们的企图不是个人要点什么东西，而是企图根本改变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要按照他们的路线办事，要按他们的面貌改造党，改造全中国，企图在中国实现修正主义政策，也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如果他们的企图得逞，就可能实现政变。”“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
有关个人态度和情绪方面，摘录如下：“在今年二、三月间，召集了几十个人，有地方、军队干部参加的会议，进一步讨论罗瑞卿的问题，他在会上讲了一次话，大家不满意，没有让他过关，此时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层楼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现在住在医院里，本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邓小平：就像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棒冰）他的这种行动，是对抗情绪，是严重地对抗党，对抗同志们的批评。”
你的亲信，由你自己主持会议去打倒，这种羞辱加逼迫就范的政治艺术怕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原本认为自己实力强大得昏昏然的刘少奇集团如此不堪一击，实在出人预料。毛泽东的观点通过刘少奇的嘴巴讲出来，于刘而言已是十分的难堪，为什么刘还要自我作践地嘲笑罗瑞卿的自杀方式？人之丢脸，无以复加！由此，刘少奇集团土崩瓦解，成为砧板上待剁的鱼肉。
1966年八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8月7日，大字报发表后，全会立即转为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刘少奇的排名从第二降至第八，邓小平第六的位置没变。这说明毛泽东此时对刘少奇还是网开一面，毕竟是并肩作战二十余年的战友，不想把他置于死地，至于他后来仍然心存侥幸，负隅顽抗，加之其党羽煽动部分红二代（联动，西纠）闹事，致使其死于关押之中，则是事物发展得出人意料了；毛泽东对邓小平一直信任，不因其偶尔心怀二意而意气用事，此时还是加以保护。“太祖”，“太宗”一脉相承振兴中华，危险时刻，“太祖”不忍加害于“太宗”，“太宗”继正统之后不毁陵，继续高举“太祖”旗帜，此政治家的风度乎？还是天佑中华的神运所致？
无论如何，刘邓在此期间举止失措，颜面扫地，不仅丧失了显赫的权势，连工作的机会也没有了。随着刘邓靠边，新成立的中央文革逐步取代了中央书记处。作为第一副组长的江青正式走向政治前台，开始了她呼风唤雨的时代。
从现有已经披露的资料来看，毛泽东将妻子江青推到政治前台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一 加强对江青的培养和教育。《党史博采》2005年第1期刊登的郑克卿、常志《<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看毛泽东对江青态度的演变》一文。此文详尽地收集了毛泽东文稿中涉及到江青的地方，统计出有关江青的批示、信函、电报、诗词或谈话多达77篇，从中可以摸出毛江关系脉搏。文中说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减少，政治上的关心、指导多了。从1958年到1963年，是毛泽东对江青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从《文稿》中我们可以看到涉及江青的内容陡然增多。如前所述，从1949年到1957年，有关江青的文稿只有4篇，而从1958年到1963年，涉及江青的文稿则多达21篇。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它表明，毛泽东对江青政治上关心、教诲多了起来。现选几段重要的：
1958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一份刊有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的《红旗》杂志封面上批示：“江青，陆定一的文章极好，必须看，至少看两遍”。
1960年6月，原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之后在农得拉鲁公司举行的宴会上说，他在中国期间，看到了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中国文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向前推进，并未受到损害。他认为革命对中国是有益的，贪污、腐化、地痞、流氓和洋鬼子都被赶走了。当然革命流过血，使许多人掉了脑袋，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但看来不流血也没有办法。……毛泽东在读了蒙哥马利的演讲摘要后批示：“江青阅。应当研究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1961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改草案的指示》等两个档上批示：“江青精读。两个好文档，可以为各级干部的学习材料。现在是一定要重新教育一切上中下干部的时候了。”
1963年9月26日，毛泽东将25日的《参考消息》批给江青，告诉她“第一版、第四版都要研究”。“只看不研究，毫无用处。并且要反复看几遍。”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江青谆谆教诲、悉心培养。应当是寄予深切地希望。
二 支持（可能是安排）她推动京剧改革，在舞台上树立工农兵伟大形象，为其登上政治舞台建好台阶，招揽观众。江青不负所望，在京剧现在化改革上做出了巨大成就，成就了一生的辉煌。1964年5月9日，林彪就部队文化艺术工作发表了一个谈话。谈话认为，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斗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6月4日，毛泽东在刊载这一谈话的《工作通讯》上批示：“江青阅。并于6月5日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说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很好的，并且很及时。”并让江青去转达自己对林彪谈话的支持。仅仅过了十几天——6月23日，江青便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上发表了《谈京剧革命》的讲话。她在讲话中说：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那是不能设想的，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要反映建国以来十五年的现实生活，要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这是江青以艺术的名义走向政治前台的重要标志。
三 安排江青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掌握了指挥和操控文革发展的权力。在担任这一职务后，可能担心她资历不够深，又在1966年7月写信给江青。这是一封极为重要的信件。当时，文革尚未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政治形势极为紧张，各派力量虎视眈眈，大有一决雌雄的阵势。毛泽东把对复杂形势的看法，用家书的形式表达出来。在这封信里，毛泽东对自己、对当前的政治形势做了概括，并对左中右三派的前景做了预测，特别是对林彪的一些做法保持了高度警惕。信写好之后，首先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看过，后让秘书徐业夫抄写一遍备存，原件寄给江青（有人说原件烧掉了，由此推测寄给江青的信也是抄写的。若果真是抄写的，修改此信就有可能，真实性值得考虑。）他这样做，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他是想通过此信向全党表明，无论于公还是于私，江青都是他得力的助手，她代表我，他人不得轻视。联想到党内大佬对江青的一贯轻视（周恩来除外），特别是在京剧改革期间彭真陆定一周扬对她的顽强抵制，毛泽东此举不算多余。同时也留下充分的进退空间，万一出现差错，他可以以导师的身份对她差错的言行做出修正。既然需要江青在前台当操盘手，巩固她的地位、树立她的威信是必须的。但是树立威信不能靠行政命令，写这样一封密切关注政治的信无疑是最好的形式。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这封信里，以忧虑的心情特别提到了“我的朋友”，对他的讲话表示了深切地不安与不满。此信在“9·13”事件发生后公布，想以此证明毛泽东高瞻远瞩。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事物处理失当往往会促其走向反面，公布这封信却给毛泽东带来很大伤害，既然看出林彪别有用心，为什么还要培养为接班人？说白了这就是利用，由此可以说，毛泽东此时已由伟大的政治家蜕变为伟大的政客。 “家”与“客”，一字之差，内涵截然不同。政治家注重的是哲学与实践、理想与实际的结合，政客追逐的是权利与权势。并非所有的政客都是卑鄙的，不谋私利的政客，利用权力为国家和大众谋福利的政客，虽然迷恋权力，同样也是伟大的，如美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另外，在文革极为关键的1967年8月4日，毛泽东又给江写信，提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等重大举措，这封信通过江向政治局传达，和在全党、全国贯彻执行。其目的也是树立江青的威信。
经过这三步安排，江青由文艺旗手摇身变成文革前期冲锋陷阵的先锋官，她率领中央文革，追随毛泽东，以摧枯拉朽之势，瘫痪了各级党委和政府，彻底铲除了刘少奇集团的政治基础。1967年二月，在中央文革成员参加中央碰头会合并之后，她又成为新的权力中枢的传令官，因为这个碰头会的权势超出了原中央书记处。这显赫的地位，一直维持到1969年中共九大开幕为止。在取消中央文革小组后，她继而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成为党内文革新贵的领军人物，最终在政治这潭浑水中失去自我，成为继续革命理论神龛前的祭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