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刘少奇死于幽愤
从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带领5000清华井冈山红卫兵，上街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到1969年11月12日病逝，刘少奇顽强地活了1082天。现在有人说他是被迫害致死，这有些言过其实。他当是含冤幽愤因病而亡故。含冤幽愤将在下面讲，先简要说一说因病而亡故。
中南海门诊部(现警卫局保健处前身)二名负责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的顾英奇在《炎黄春秋》发表一篇名叫《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的文章，该文说：“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还是从保健药房(文革中编入中央警卫团后勤部)发给。” 又说：“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据刘少奇病历记载，我们调回中南海之前，医院曾有四位医生到他家出诊过。为解决疑难问题也曾在他家多次组织过会诊。
参加会诊的专家有：北京医院内科陶桓乐教授、外科吴蔚然教授，眼科左克明主任、口腔科李善荣主任、五官科王淑云主任，放射科李果珍教授、岳辉南主任；同仁医院眼科张晓楼教授、北医口腔科朱洪荫教授、三〇一医院五官科姜泗长教授等。”
“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的各科专家，按医德规范和医疗原则，为刘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疗护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工作，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当时，少奇同志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免疫力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报。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兼医生顾英奇、医生董长城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顾英奇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四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有人说：“当时，说是为了留活靶子，所以要抢救他。”我只能说，当时是汪东兴向我传达的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我们执行的是“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这个指示。除此之外，我没有接到过其他的指示。”
“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少奇同志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医学术语叫醒觉昏迷)。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由于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均经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在这期间曾多次出现病危，都是由于医护人员奋力抢救才得以好转的。”
“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10月11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 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少奇同志到1969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 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才得 到这样好的结果。”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三次。参加会 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顾英奇、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男)、三〇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 等。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新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17日，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旁，从未发生过差错，完全是按医疗原则进行工作的。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1969年10月17日，上级指示要把刘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一直护送到洛阳，并向当地接班医生做了详细交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 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查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下面再说含冤和幽愤。
刘少奇是共和国缔造者之一，从功绩上讲，他的功绩仅次于毛泽东，位居第二。我们不能把建国的功劳都算在将领身上，因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没有适合国情的政治路线和策略，将领即便是超级军事指挥家，也打不赢战争，林彪在四平战役的表现就是最好的说明。林彪在1946年和1947年连续三次和国民党部队在四平鏖战，均以失败而告终。1947年6月30号在四平攻坚战败于陈明仁后，部队撤入黑龙江省修生养息。经过土改后的黑龙省根据地，使得林彪部队获得了厚重的战争之本——兵民，以及雄厚的物质供给。八个月后，1948年3月林彪再战四平，打得称心如意，3月4日开始，集中力量扫清四平守军的外围支撑点，仅花了到7天时间就结束战斗。1948年3月12日开始攻城， 13日7点整个战斗全部结束，四平获得解放。这个事实说明，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是保证战争胜利的根本，而刘少奇是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制定者之一和坚定的执行者。
为共和国建立立下卓越功勋、位居共和国主席高位的刘少奇，万万也没想到竟然会在垂暮之年在中南海住地连续被批判5次，被拳打脚踢不说，还被架成“喷气式”。除去皮肉之苦外，他还承受了两次极大的精神折磨，一次是他在1966年底写了检查，要求辞去共和国主席的职务，去延安或者老家务农，未被获准；另一次是在1967年1月他女儿刘涛的大会检查和大字报。当时，江青找刘涛谈了一次话，之后，蒯大富又对其讹逼，安排其在大会上做检查，会后又将检查登报，之后又将录音带拿到王府井大街等地播放，当时，听录音的人把王府井大街都堵了。
刘涛的录音和大字报，是在其生母王前揭发问题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录音中，刘涛称自己的父亲是敌人，一贯反对毛主席；说刘少奇有野心，1941年就说过“外国出了个马克思，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出一个刘克思！”，批判彭德怀时说“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还说：“他对军队干部看不起。认为军队干部要听党的干部的，受党的干部支配就行了。”更为要害的是，刘涛说：“联想到当今，我们看刘少奇除了走这“唯亲信”的路’线外，还走“老婆路线”，“女儿路线”。王光美这几年青云直上，一个形“左”实右的桃园经验竟然由刘少奇本人亲自到处宣传；这次文化大革命，也是由王光美在清华“蹲点”，又搞了个“反蒯”──学生斗学生的经验。我妹妹曾说（也可能是她自夸），刘很信她的话，她觉得第一个工作组不好，刘就给撤了；她认为第二个工作组有问题，但基本上还是革命的，于是就给留下了。刘涛用大量的事实证明刘少奇的人生哲学都是活命哲学、叛徒哲学。不仅如此，刘涛还在录音中说刘少奇贪污，“刘少奇无耻到极点，竟然贪污！他把白区工作党的事业经费（包括党员的党费和党的外围组织的捐款）打成一个金皮带圈和一个金鞋拔子。”刘涛还说：“刘处处为自己打算，自私自利到极点，但在同志们面前却又装作很廉洁。刘少奇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他曾对我母亲谈过：“你看人家刘瑛（洛甫的老婆）多聪明，穿的不好，吃的可好呐！吃在肚里谁也不见，穿在外边大家不都看见了吗。”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刘少奇的小算盘打的有多精。还有一次给战士缝衣服，妈妈让阿姨去了，自己带孩子。刘知道了就指责妈妈说：“你真愚蠢，在家带孩子多累，去缝衣服又轻快，又是群众场合，大家都能看到……。这就是他那个“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商人哲学的典型表现。”
自己的女儿亲自揭发这些见不得人的内情，等于把刘少奇品德中的某些缺陷的真实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对刘少奇伤害非常大。外面，低声下气地检查不得过关，家中，女儿造反痛揭私疤，如同两把利剑刺向胸堂。这冤屈和幽愤连述说的对象都没了，因为此时王光美和他尽管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虽然身边还有秘书、警卫、炊事员数人，考虑到不给他人带来麻烦，他也只能缄口不言。这种伤害对他的精神和身体都是致命的，加之原有的糖尿病，导致他免疫力急剧下降，最终被肺炎夺去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