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周末，需要把一周吃的主要蔬菜和鱼肉类从华人超市买回来。中国男人，哪怕是都当了汉奸走狗卖国贼，好像这胃口仍然是爱国的。
在水产品摊位（专柜？）上又看到了银鱼。有半年多没有吃这东西了，还是买一些吧。我一边买还一边在想，这银鱼（面条鱼）虽然长着两只小黑眼睛、无鳞、洁白、个头大，但是它不晶莹透明、不是我心目中的那个鱼。
在我的童年时候，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过了正月，就是春荒。姥姥说，有那么一句诙谐的话，“老婆老婆别发愁，还有个二月二龙抬头”。二月初二一过，家里就算有些油水，也没有肉食了。一般人家若想再吃口肉就要等到五一劳动节或十月一国庆节生产队是否能够杀口猪了。
怎么一到这时候我耳边总是想起来小时候学的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呀就是好，……”。地处大平原的我家离海只有18公里、离盐场只有30公里，可是在1973～1975年，唯一卖盐的地方，各级供销社居然没有盐卖，我爸爸只能托人弄脸地弄回来几十斤盐底子（盐场出的带有很多黑泥的大盐粒子）供全家用。我们县有着全国最好的海盐盐场，也不知道那些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县供销合作社主任都是干什么吃的？！
但是春天里地处沿海的我县老百姓还是有些盼头，就是一到农历二三月份，一开海，白皮虾和杂连鱼就有卖的啦。
杂连鱼（谐音，我家乡的发音）是我们当地人对面条鱼（银鱼）的叫法。或者说，杂连鱼是面条鱼十几个亚种中在渤海的一个亚种。本地杂连鱼的特点是个头比较小、晶莹透明、带着两个黑黑的小眼睛、长度也就4～6厘米，真的是像面条似的。其最大特点是无鳞无刺、细嫩透明、味道鲜美，所以我们本地人很喜欢杂连鱼。我宁愿叫它为杂连鱼，是为了区别于现在的面条鱼，因为现在每年的早春，提前从山东等地贩过来的面条鱼就是不是这模样，个头大一些、洁白一些、但是不透明，味道要差很多。美国华人超市的面条鱼就可能来源更丰富了。山东近海、太湖、巢湖、洞庭湖，都有可能。
你过去了解吗？太湖、巢湖、连远在长江中游的洞庭湖里都出产银鱼，太湖银鱼是著名的太湖三白之一吧。
这个银鱼或面条鱼，也出产于中国近海，具有海洋至江河洄游的习性，是掠食性鱼，有十几种呢。
老人们讲杂连鱼可娇嫩了，如果不幸在早春有几场大风，海里面的杂连鱼就刮没了，所以那时候我可不愿意在春天的天气预报了听到有大风警报了。老人们还说，这杂连鱼，吃就要趁早，只要是时间一晚，母的杂连鱼的肚子一大甚至要破，那杂连鱼就没有新鲜味道了，就不好吃了，当然了价格也就下来了。
我姥姥家比较富裕，哪怕是在大跃进文革时期，既有偷偷攒下来的几缸陈年麦子，手里也有零花钱。所以，每年到了春天，我姥爷进城去赶集，都会买回来杂连鱼。杂连鱼可以用豆酱熬着吃、也可以做馅儿包饺子或包玉米面的菜饽饽吃。作为馋痨的我，当然当棒子面窝头和菜饽饽二者可得兼时，宁舍窝头而取杂连鱼菜饽饽者也。
至于我爷爷奶奶家，人口多、又不会过艰难日子、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的我爷爷却把精力都用在骂共产党上了，每一到春天真的是度春荒，一天两顿能够吃上萝卜缨子白菜帮子晒的“黄菜”拌上一些玉米面，就是相当不错了，真的是要谢天谢地了。所以，我爷爷家不会去赶集买杂连鱼的。
我在题目中也提到了白皮虾。白皮虾是什么东西呢？
白皮虾应该是我家乡的一种特产（天津市区在早春或初冬偶尔也有卖的，众网友知道山东或江苏沿海有吗？），在我的家乡海虾从小到大的排序是
虾钻儿（极小的虾，几乎看不清楚个头，晚春有煮熟了卖的）；
乌虾（主要是做虾油、虾酱，山东莱州湾和青岛也有出产）、
白皮虾（本博文的主角）、
虾米仁（本县叫法，全国沿海都出产，通用的名字是干虾皮，没有见过有新鲜的出售）、
狗虾（生产廉价的红虾仁，本县叫海米）、
白虾（生产高质量的白虾仁，本县叫海米，沿海有鲜的甚至活的出售）、
大对虾（就是现在的大虾中的一种，过去渤海盛产，我奶奶姥姥等老太太们经常说过去（文革前）一块钱买一大盆大对虾。但是我1990年出国前从来没有吃过见过，养殖的不算）。
这个白皮虾，个头比常见的干虾皮看起来还小很多、长得更单薄。我没有见过制作虾皮的那种鲜虾，但是白皮虾晒干以后厚度不到干虾皮的二分之一。而且干白皮虾的味道根本无法与普通的干虾皮相比。
所以，这个白皮虾基本上是默默无闻的，按我妈妈的玩笑话说，“这个白皮儿虾，听名字都可怜，就是一个皮儿”。
可是就是这个白皮儿虾，它能够给我们，相对于还没有吃到白皮虾的人，补充额外的营养：蛋白质、磷脂、钙、镁、碘、锌、牛磺酸，甚至盐分。
“小王庄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卖白皮虾了”，
70年或71年春天的一天下午，庄里有人喊道。姥姥当即拿出了3毛钱和一个碗让正在一边看小人书的我去邻村买白皮虾，我顺路过我们家，问奶奶买不买，奶奶也给我一个碗和两毛钱。我几分钟后就绕过村头进入另外一个村子。
这个村子在解放前有个赵姓大地主，老爷子和三个儿子每人有一套大宅院。解放后当然被分给农民了，主要是给一些复员军人，一套宅院住三四户人家吧。赵三少爷（本地人这样称呼）的大宅院的前半部成了供销社，赵三少爷就住在后院的小厢房屋里，上工还需要从村头去绕过去（冀东与其他地方不同，邻居家的房子都完全挨着建的，没有缝隙，没有夹道，一个村子，胡同很少，为了防洪水吧）。这个供销社就供应周围七八个村子日常的布匹、糖果、水果、酱油（我见过夏天时酱油缸里面的蛆）、醋、红糖、碱面（苏打）、面起子（小苏打）、点心、锅碗瓢盆等，除了锅碗瓢盆，其它的好像都需要票儿的，什么布票、粮票，连红糖、碱面、面起子都需要购货本做记录的。
这个赵三少爷大院很大，外院已经拆了，一走过文革中砍掉脑袋的两个石狮子，再上几个台阶，就进了钉着几排大钉子的厚重的二门，里面是铺着砖石的大院子，还种着几棵石榴树，两边有相当高质量的厢房屋（比我姥姥家的高大），但是院子里随便堆放着酱油缸、醋缸和各种大小的碗。那时候我经常替国家担心的是，“那些来买东西的人，临走时顺手牵羊拿走几个碗不给钱怎么办？”。看来那时候的我就具有住北戴河边上操北戴河心的潜质。
供销社实际上是设在正屋里，三大间的正屋里面的隔墙、锅台和炕都拆了，宽敞的大屋里只是放一些货柜用售货台把货架和顾客站的地方隔开。这个供销社是我小时候除了我家、姥姥家和小学之外，最常去的地方。供销社的西墙上挂着马恩列斯毛的大幅画像。儿时井底之蛙的我，免不了的心底疑问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他们仨为什么每个人在怀里都揣着一个酒壶？是不是为了喝着方便啊？”，井底之蛙的我小人家，把他们的领带视为酒壶了。
因为即使在文革中，我也是经常在这个供销社看到怀里面揣着个扁平小酒瓶子的酒鬼，而当时喝酒的那些男人，差不多都是不管老婆孩子的，老婆汉子之间经常打架的。所以，自那时起，我就认为喝酒=败家，天生看不上喝酒的。我有三个没想到，没有想到改开以后有那么多贪官，没有想到改开以后有那么多酒鬼，没有想到改开以后有那么多环境污染。
这次卖白皮虾用来盛白皮虾的筐，就放在供销社的屋中间，已经围着了一群人。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