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曾希圣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老百姓恨他，因为他领导下的安徽饿死几百万人（曹树基根据地方志： 安徽饿死人口为630万，占人口比例18%，为全国第一）；百姓怀念他，是因为他搞了救命田。而党内的正统派，却对他的救命田抓住不放，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他是湖南资兴人，1904年生，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年，他参与创建中央军委二局（即军事情报局），并担任首任局长。由于二局提供的大量的准确的军事情报，对粉碎国民党对江西苏区的几次围剿和以后的长征中摆脱国民党的追击起了重要作用。他是中国共产党军事情报工作的创始人之一。在六十年代大饥荒时，他执行左的政策，给安徽造成了严重后果，又到山东反左，揭开了山东的盖子。1965年8月，中共中央调他到西南局任职，不久就“文革”爆发，他在四川被揪斗。后来人们对他印象最深的不是传奇性的军情工作，而是责任田。1968年7月15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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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是毛泽东重视的地方，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到安徽视察，从《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当时领导人对共产主义的热衷。人民日报记者记述了当时的情况。对毛泽东活动的报道是要经过中央、甚至毛泽东本人审批以后才能发表的。这则报道是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等当时的思想状况的：
舒茶人民公社今年的农业和茶叶生产都有很大发展，今年的粮食总产量预计可达7200万斤，平均亩产1600斤，比去年增加138％，每人平均有粮1900斤，比去年增加136％。这个公社办公共食堂以后，已经实现了吃饭不要钱。毛主席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可以办到，其它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钱了。”曾希圣同志告诉毛主席说，舒茶人民公社8600户现已养猪32000头，现在这个公社的食堂每星期每人可吃到半斤猪肉，将来全社计划养猪6万头，如果吃一半，卖一半，这样每人每天平均可以吃到四两猪肉。曾希圣同志说：这个公社的食堂目前还不供给蔬菜，由社员自带蔬菜吃，将来也是要供给蔬菜的。毛主席听了很高兴，指示说：“人民公社将来要集中种蔬菜，种蔬菜也要专业化。”
毛泽东在这里谈到人民公社要实行供给制，吃饭、穿衣都不要钱。这对几辈子缺衣少食的农民来说，是多么大的鼓舞！基层干部认为自己要亲手建成共产主义，感到无比自豪。
人们急切地希望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急切地希望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将私有财产变为公有财产。既然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消灭私有制一定是正义之举。“共产风”就是这样刮起来的。而率先反对“共产风”的干部就当作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被打了下去。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治淮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刘秀山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反右倾使“五风”迅速蔓延。
1、“五风”是怎样摧残农民的
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是全国的普遍现象，安徽省也不例外。
1958年的安徽可谓意气风发。
这一年安徽部分地区发生旱灾，《安徽日报》头版通栏标题是“端起巢湖当水瓢，哪方干旱哪方浇”，大话说得没边儿。1957年秋，淮北水利建设动工，按当时的能力，整个水利工程每年只能完成4亿方土，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40亿立方任务，基本解决淮北水旱灾害。开工以后，省委制定了一个冬春完成8亿方土的计划。据当时报纸报道，这个任务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过了一个月，第二个8亿方土的任务又完成了。1958年2月，省委又下达了第三个8亿方土的任务。为此，《安徽日报》发表了《八亿，八亿，再八亿》的文章。文章写道：“上山可以擒猛虎，下海可以缚蛟龙。可以翻天覆地，可以移山倒海。一个、两个、三个8亿土方算得什么！”可见口气之大。
在这五风中，“共产风”处于灵魂地位。它是其它“四风”的出发点，也是其它“四风”的认识依据。
所谓有“共产风”，就是农村基层干部（其中主要是十八九岁到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干部）搞的一种群体性、强制性的行动，他们将私人和小集体的财产无偿变为大集体的财产。当时的说法是“一平二调”，即从小集体和农民家庭中，无偿拿走各种财产（物资、资金、劳动力、土地、生活用品等），以满足兴办公共事业（如办公共食堂，办养老院，幼儿园、办学校，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大炼钢铁等）的需要。既然“一平二调”是为了兴办公共事业，又消灭了私有财产，因此，搞“一平二调”的人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他们不仅不负疚，还有一种自豪感。
在安徽，共产风像其它各省一样，是从1958刮起来的。毛泽东在安徽讲供给制无疑会给这股风增加了动力。
1959年蚌埠大办土机床，没有原材料，就让社员将家里的门板、门框、板凳、甚至连棺材都拿去做机床架子。做出来的土机床全是废品。1960年春天，蚌埠市委提出，在郊区5个公社建立15个万头养猪场，每个大队建立一个千头养猪场，每个生产队建立一个百头养猪场，还要建立若干个养鸡场、养鸭场。为此，强迫社员交出自己家庭的猪羊鸡鸭，还强迫社员搬家拆房盖猪圈。结果，集中起来的猪羊鸡鸭大量死亡，有的被少数干部偷吃偷卖了。
和“共产风”相关的是“浮夸风”。浮夸风就是吹牛说假话成风。这种说假话的风气是强大的政治压力的产物，也与当时全社会的气氛有关。明眼人一看就会知道，《人民日报》关于毛泽东在安徽活动的报道，其中说的粮食产量和养猪数量显然是浮夸的。曾希圣明目张胆地向毛泽东说假话，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这种假话在《人民日报》上登出来，对各地干部当然会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各地、县在省委的压力下，说假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1961年3月，蚌埠市委书记程光华代表市委在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中谈到浮夸风时说：“我市盲目赶风头的现象是很严重的，甚到为赶风头而造假。1958年，看到其它地方放了粮食高产‘卫星’，我们郊区也假造了一块‘卫星田’，将三亩半稻子移栽到6厘面积的稻田里，实际亩产只有200斤，却吹嘘为11000斤，并拍了照片，开了现场会，登了报纸。……我们提出‘人家有的我们要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组织干部翻阅种种报纸，寻找新鲜报道，并派出干部常年在外地取经，强调‘先进经验不过夜’，听到风就是雨，看到其它地方的新消息，不加分析，不问需要，就盲目跟着干起来，就造成了严重的浮夸风。”程光华的话反映了当时干部们的心态。
既然粮食产量这么高，征购任务也就相应地高了。而实际情况是，从1957年到1961年，粮食产量农年下降，征购任务逐年提高，农民口粮逐年减少。
表4-2 1957－1961年安徽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征购和销售都是贸易粮）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安徽》。
注：表中粮食产量为生产年度，购销为粮食年度。
表4-2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从人均净拥有量来看，人均口粮（贸易粮）：1957－1958年度，为312.7斤，1958－1959年度为312.7斤；1959－1960年度为246.64斤；1960－1961年度为291斤；1961年1962年度为242.1斤。这里是平均数，由于压农村、保城市，农民人均口粮比这个数少得多。再加上层层克扣，农民吃到口里就更少了。不过，虽然1961－1962年度数字最小，但这时曾希圣放开了政策（包产到户，三边地），农民实际掌握的粮食比前三年要多。
安徽的饥饿从1958年冬天就开始了，1959年春天已经很严重了。可悲的是，广大农民因饥饿濒于死亡，而从省委到中央还不相信农村没有粮食。1959年，《经济消息》第9期发表了安徽省的一篇文章，题为“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文章一开头就说：
安徽省委工作组最近对桐城县闹粮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材料表明，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安徽省委认为，桐城县的材料，可以代表全省一般情况，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真地做好当前粮食工作。
这篇文章援引调查报告的材料说：“所谓粮食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原来各农业社瞒产私分的现象非常普遍，且瞒产数字很大，花样也很多。有的生产队平均亩产1700斤，只报700斤，有的搞秘密仓库，一个生产队在一夹壁墙中藏粮3万斤，另一个生产队把五万四千斤粮食藏在稻草堆里；有的干部带头集体私分，有一个生产小队每户分粮200斤。”
文章列举了大量的“瞒产私分”的情况以后写道：
为什基层干部普遍瞒产和带头闹粮呢？据了解主要是公社化以后，由于宣传工作没做好，一些（不是一些，而是大多数，或者全体──毛泽东注）基层干部和群众以为“成立公社以后一切都要归公”，再加上卖粮时采取了“小社卖粮，大社结帐”的办法，使小社到卖粮以后粮钱两空；某些公社又对增产的大队几次追加征购任务，使基层干部对统购不摸底，因此，思想上有几怕：一怕实行“三包”办法，由公社统一分配；二怕报实产量会追加征购任务；三怕春荒时公社在各队间调剂余缺；四怕自己报实产量而别人不报，自己队吃亏。这样，瞒产私分就成了普遍现象。至于吃糠，吃菜，叫喊没有粮食吃，只是一种以攻为守的办法，目的在于希望不再追加他们的征购任务。
文章接着讲，在做好宣传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以后，“不到一个星期，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来停伙的食堂恢复了起来，原来吃糠吃菜的又变成了两干一稀，暗仓变成了明仓，干部群众闹粮变成了议论丰收，无精打采变成了兴高采烈，田野里又开始出现了红旗招展热火朝天的局面。”
毛泽东真是相信了这篇奇文中讲的情况。相信瞒产私分，相信农村粮食很多。他比一般干部高明的是，不是就事论事地反对“瞒产私分”，而是从所有制上找原因。1959年2月28日，他在这篇文章加了以下按语：
政策是对的，理由没有说清楚。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不但1958年如此，1959年及往后几年还是如此。要翻过来，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制，需要多年时间，这是一个由小集体所有制（队有）到大集体所有制（社有）的逐步发展过程。不认识这个客观真理，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不能说服人。
这篇文章，加上毛泽东的按语，转发全国。虽然对抑制“一大二公”的“共产风”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使全国各地的高层干部对粮食形势产生了错误的估计，加强了全国各地对农民的反瞒产私分的斗争，从而加剧了农村的饥饿。死人越来越多。
1960年安徽农村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我的一位老同事、现在和我同住在一座楼里的陈大斌，他的家乡在安徽淮北平原，他是这样描述当时他家乡情景的：
1960年，我正在邻省上大学。春节前收到父亲的一封信，他再三告诫我：“千万不要回家过年！”我想这太不近情理，可能家乡出了什么变故吧！可是，即使我从最坏处着想，也没想到会出现那种局面！
半年后我回到故乡，简直是被吓呆了！下了火车找不到回家的路，老路废了，挖了深坎横沟，长满荒草荆棘；而新路没有修通。深翻五尺的土地，留下一条条深沟，一道道土岭……绿油油的故乡大平原被挖得遍体鳞伤，成了“人造丘陵”！
还没进村，远远地就看到了村里的塌屋和断墙，过去村里里三层外三层密密匝匝的绿树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半人高的野蒿、荒草。许多屋子倒塌了，水井、池塘似乎移了位置……故乡的人呢？许多看着我长大的前辈们，甚至有一些同辈人，包括我的一些亲友在内，都在那年春天亡故了！我的奶奶饿死，母亲逃往准南，婶婶带着几个孩子逃往宁夏，父亲躲过这场大劫，吃草末树叶作下了胃病，几年后肠胃大出血亡故。可是，比起来，我家的灾难还算轻的，村里好些正是壮年、青年人都饿死了。有几户人家老老少少全部死绝……
夜间，我躺在没有一棵树木、院墙几乎倒尽的空空荡荡的院子里，呆呆地望着满天繁星和耿耿天河，村子里死一样的寂静，偶尔有什么声响，父亲告诉我，那是野狐子在蹿，人烟少了，野物白天也敢在村里乱跑……
这就是“大跃进”之后的农村，人口大量死亡，土地荒芜，村庄破败……
与群众大批因饥饿而死相对应的是，干部们却照样享乐。留下来资料是这样记载的：
“曾庆梅到蚌埠检查工作时，一到蚌埠就要跳舞，还以书记的名义让女演员连夜学跳舞陪伴。当时蚌埠已经有饿死人的现象，影响很坏。”曾庆梅是安徽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主管党纪的高官如此，其他官员就更放肆了。
“1960年安徽省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地委却抽了许多人去盖宾馆。中秋节时，街上饿死人，而地委、县委书记却在交际处大摆酒席，不是星期天也办舞会，找人去跳舞，吃夜宴。”
既然刮“共产风”的人们有一种“替天行道”的自豪感，那么，对于他认为阻碍这个伟大目标实现的人，进行无情打击，当然也是天经地义的。基层干部素质本来很差，有了这种为了共产主义而横扫一切的心态，什么极端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对共产风不满、或有与共产主义风格相反的行为，那就要遭殃了。
省监委书记曾庆梅1960年8月4日的一份报告反映了一个公社干部迫害农民的情况。萧县马井公社有专业组长以上的各级干部909人（公社一级34人，大队一级161人，生产队一级403人，专业组一级311人），据揭发的材料统计，犯有不同程度的违法乱纪错误的干部有368人，占干部总数的40.5％。其中，公社干部违法乱纪的占33％，大队干部违法乱纪占64％，生产队干部违法乱纪的占50.4％。违法乱纪的具体表现是：
捆绑、吊打、关押、体罚群众。据不完全统计，全社被捆绑、吊打、关押的有1026人，占全社总人口的3.8％。打人的花样很多，打耳光，扭耳朵，让人自己打自己，让人互相打，带驴笼嘴，冷水浇头，等10多种。更加疯狂的是以下刑罚：活埋人。郝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保民今年春天埋过5个小孩，土埋齐腰深，社员苦苦哀求才扒出来。用针剌。范庄大队党支部书记胡念堂麦收前发现两个10多岁小孩在地里吃豌豆秧，因为这两个小孩太瘦，身上无肉，就用针剌耳朵。脱女人裤子。陈坡生产队队长吴某看到社员陈徐氏搓了几穗麦子偷放在裤腰里，吴即当众把陈徐氏的裤子撕掉，陈徐氏羞得当场投河，被救回家后晚上自缢身死。让社员吃屎。郝庄大队郝庄生产队社员郝明良在地里摘了几根豆角吃，支部书记硬逼他吃下一块牛屎，吃下去后还逼郝说“牛屎好吃，又香又甜”。
扒灶砸锅。不准社员在家生火做吃的。据不完全统计，仅生产队干部直接砸锅的就有151人，共砸锅234口。
扣饭。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上半年，全公社被扣饭的就有537户、1558人，其中因扣饭而饿死多人。有的还采用“一人犯错，全家扣饭”、“一户犯错，邻近四户都要受辩论”的连环保制度。社员朱宗道有病，多喝了一碗稀饭，当即扣饭10天，不到10天，朱宗道就死了。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萧县，几乎每个县都有类似情况。
农民在下面挨整与干部在上面挨整是并行不悖的。如前所述，因张恺帆而被牵连的人达两万八千多人。此外，还有大批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蚌埠为例，这个以交通枢纽为特征的城市，1958年10月，彻底清算罗霞光（市委第二书记）、王荣华、杜宏本、李世农、史坚、李斌、吴正等反党联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大批干部受到牵连。1959年11月，又揭发出以市长朱德兴等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这一次被批判的干部有236人。蚌埠共有1000多名干部受到批判斗争。1962年甄别时，这些被打下去的干部全被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恢复职务和原级别。在“共产风”最为猛烈的时候，这种以打击不同意见为目标的政治运动，把“共产风”推向了极端。
2、捂盖子和揭盖子
安徽省的饥饿状况一直被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捂着盖子，既不向上面汇报，也不让下面说真话。毛泽东很相信他，还让他兼任山东省委书记，到山东揭盖子。但安徽的盖子不能长期捂下去。严重的饥荒使大批人死亡，在外地工作的军人、学生、干部回安徽家乡探亲，发现乡亲大批饿死，不断有人向中央写信。但写信的人反而被迫害。在省委捂盖子的指导思想下，各级领导都封锁消息。
1960年3月13日，省委财贸部向省委了一份《关于当前粮食工作上的几个主要情况》，当时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作为主管粮食的部门财贸部的这个报告只字不提死人的情况，却对人民反映饥饿的来信百般曲解。请看：
从人民来信的数字看，今年一二月份比去年同期增加，1月收到182件，2月收到283件，计476件，比去年一二月增加187件。以阜阳、蚌埠最多。从已经检查的31件内容看（省查2件，地委查17件，县查12件）部分属实的8件，占26％，完全不实的23件，占74％，其中13件匿名信有12件是揑造的，是恶毒攻击的。例如，江西省军事医学科学院何承才（安徽人）来信说：金寨县关庙生产队政府不给一点粮食，群众生活问题很大，人口外流死亡很多。当即进行调查时发现，这个地方群众每月都能吃到35－40斤粮食，每天一干两稀，外有蔬菜，没有一个人因生活困难而外流或死亡。这封信及调查结果已转该学院。
一件匿名信说定远县沛河公社荒沛大队，从去年6月到现在光吃青菜和树皮，有的还吃死小孩，人口大批外流死亡。经查对结果，这个队从去年6月到8月，每人每天吃1斤小麦，9到12月吃1斤杂粮、4斤菜，今年1－5月每人安排12两原粮，另外还有蔬菜和代食品，也没有因生活问题外流和死亡。
朱升平来信说，凤台县清泉集附近有两个月吃不到粮食，有不少病人死了，有一个村就死了十几个人。又说，上河堤的只吃到6两粮，在家的还吃不到6两。经查结果是，清泉集附近的新庄、孟庄，老姚湖等村庄，每人每天吃粮6两、淀粉6两，加上干菜，合1斤以上。清泉集整个大队3个月来死了23人，是因老弱病而死的。
不知道是曾希圣的指导思想促使财贸部写出了这样的报告，还是这样的报告使曾希圣坚信没有饿死人，从而更坚定了自己的认识。更大的可能性是，这种说假话的情况是上下互动的。
回乡探亲的人因反映真实情况大都受到迫害。1960年春节时，福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潘康，回到家乡凤阳小溪河公社新华大队，看到了南毛小队和石马大队大韩小队饥饿的惨状，他家里也死掉多人，到公社又见以缪坚为首的公社干部大吃大喝，极为不满，与缪坚进行了一次争吵，并且拿出自己的工资给小队买种子。潘回部队后，缪坚等发动大队、小队干部向福州空军连发三封检举信，说潘康“思想右倾”、“立场不稳”，回家“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缪坚亲自向福州空军写信，说潘康是“牛鬼蛇神”。福州空军第一次来调查，县里还编造假情况欺骗调查的人，福州空军第二次来调查，才得知这个小队饿死了66个人。但是，潘在部队还是受到不应有的处分。
1960年7月2日，蚌埠地委办公室转来一封信，这封信是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另一资料说他是凤阳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张少柏化名“石求名”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百分之五，一个死亡占百分之十五，一个占百分之二十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收集起来被大人遗弃的儿童有三四百人，死亡有一百名左右。”事后才知道，饿死的人这个数字还要多，但此信被定为“反动信件”由公安部门追查，对张少柏横加迫害。
一方对外面封锁消息，一方面在安徽制造假象欺骗从外面来安徽的人。董必武到安徽阜阳视察，安徽省事先作好准备，清理沿途死尸，把浮肿病号集中看管，不让董必武看到真实情况。1960年在新华社工作的外国专家休假，国内部副主任方实陪同外国专家去合肥游览。安徽省委安排他们去逍遥津公园等有限的地方。在外宾所到之处，完全布置了一派丰饶、富裕的景象：湖里有穿着漂亮的女子悠闲地划船唱歌，在路旁的小店里食品丰富。省委所划定了外宾活动的地方，不让老百姓进入，特意布置假象欺骗外宾。
由于捂盖子，民众饥饿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直到1961年秋后，饥饿还相当严重。地处交通枢纽的工业城市蚌埠一份报告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浮肿病有2330人，干瘦病141人，子宫脱垂2936人，闭经病2895人，小儿营养不良尤其突出。据卫生部门9月份对9个幼儿园、托儿所、五个居民段、二个铁路职工住宅点的调查，在3181名7岁以下儿童中，营养不良的就有1176人，占总数的36.9％。其中有328个儿童得了不能站、不能走的软骨病。
越是弄虚作假，死人就越来越多，情况也就越难封锁。反映安徽问题的信件有一部份送到了中央。1960年4月，中央监委派审查处处长刘力生和信访科长张珉去安徽潜山了解群众生活情况。8月，中央监委派张珉、曹思恒去安徽宿县、萧县、全椒县了解群众生活情况。11月，中央监委派李海去安徽阜阳地区临泉等县了解人口外流情况。这几次调查得到了一些真实情况，但由于从上到下封锁，他们没有得到安徽的全面情况。12月，中央根据中央监委反映的情况，派以中央监委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为首的工作组去安徽了解肿病死人的问题。参加工作组的有中央组织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监委、共青团中央、和农业部等部门的干部。不久，安徽省委书记、省监委书记曾庆梅和蚌埠地委书记单敬之为了掩盖真相，向中央告工作组的状，说工作组听信坏人的话。工作组被撤回。
1960年12月28日到1961年1月3日，王从吾主持中央监委会议，听取派往安徽工作组的汇报。王维纲、杨海波、王愈明、朱农分别汇报了蚌埠、阜阳、芜湖、安庆地区群众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发生原因，以及有关当地领导封锁消息的情况。安徽的曾庆梅、单敬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安徽省仍然认为中央工作组反映情况不实。
由于安徽省委不让人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还派人监视中央工作组的活动，向中央告工作组的状，因此，在这次中央工作组汇报工作之前，王从吾向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作了汇报。接着，谭震林、柯庆施一同找曾庆梅、单敬之谈话，严厉批评了他们，把张少柏（署名“石求名”）的检举材料向他们谈了，他们表示认错。
1961年1月3日，王从吾在中央监委会常委会上说：昨天，我与曾庆梅、单敬之同志谈话，指出：第一，你们回去以后，一定彻底揭开盖子；第二封锁消息不对，单敬之也要写出书面检讨报中央监委；第三，对张少柏应给予表扬，党内这样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那种情况下，敢于说老实话，是好同志，你们要保证对他不打击报复；第四，安徽省委为什么不反映真实情况，这是违背党章规定的。曾庆梅说，他完全同意检查组的意见，他们准备检查处理。扣压人民来信问题他们有责任，向中央写信反映检查组的问题是错误的。
1961年4、5月间，中央监委又派农村处处长李坚、张珉等人去安徽进一步调查。李坚等先不到合肥，而直接到下面了解情况，他们得知蚌埠15个县、阜阳8个县、肥东、肥西宣城等28个县大量饿死人情况。蚌埠监委书记邓衍才告诉他们，蚌埠地区15个县就饿死了100万人。李坚等又到凤阳、定远，得知更多的情况才回到省里。他把省监委的人集中起来，要求他们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省委怕从监委打开缺口，对监委施加压力。曾希圣看到李坚的调查材料，拍桌子骂：“他们在安徽搞特务活动！”老红军翁可业（省监委副书记）调查了蚌埠15个县，曾把调查情况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置之不理。翁可业把调查汇报的底稿交给了李坚。李坚向王从吾作了《安徽省肿病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称，安徽饿死了300万人。王从吾将这个材料以调查组李坚的名义送给了中央书记处。面对血淋淋的事实，曾希圣辩解说，是下面向他封锁情况。中央监委王从吾拿出翁可业给省委的报告底稿，对曾希圣说，已经有人向你们报告了，怎能说下面封锁你们？曾希圣才无话可说。
安徽的盖子迟迟没有揭开，所以饿死的人很多。直到1962年1月7000人大会上，才彻底揭发了安徽的问题，中央批评了曾希圣的错误，曾希圣作了检讨。
2001年春，83岁的李坚对本书作者说：盖子揭开得早，死人就少一些，安徽盖子揭得晚，死人就多，四川盖子一直没有揭开，死人就更多了。
3、欺骗肚皮
在粮食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安徽省各地采取了欺骗肚子法。一种办法是让同样的粮食多出饭，营养价值降低了，但肚子可以显得更饱。
改进做饭的办法，同量的粮食多出饭。粮食严重不足，不少食堂创造了“先进的”做饭方法，1960年1月26日，中共蚌埠市委节约粮食领导小组发文推广。文件说：“这些先进的方法大大提高了出饭率，最高达到一斤米出饭8斤，山芋干出饭达四斤四两，都较原来的出饭率提高了二三倍。”对此事“必须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教育，对各种右倾思想应给予坚决的反对和批判”。这个文件介绍的方法如下：
净米饭先进制作方法：
高温双蒸法。每碗放米1.25两，再兑入开水5两，然后将碗放入盛有开水的锅内，用大火蒸到九成熟时，再兑入开水4两复蒸，前后约60分钟即成。每斤米可出饭8斤。
一炒三蒸法。先将米入锅炒10分钟，再用开水浸泡10分钟，泡透后再将水除去，入锅干蒸20分钟，再盛出摊凉后加水（每斤米放4斤7两水）复蒸10分钟后，再盛出凉干（10分钟），最后加水再蒸。每斤米可出6斤饭。
浸泡双蒸法。先把米用开水浸泡半小时，连同盛米器具放入盛有开水的锅内蒸，半小时后拿出摊凉（约10分钟），每斤米再加水4斤6两，再蒸40分钟，每斤米可出饭6斤2两。
双蒸法。每碗放米1.25两，参水6.6两，放在开水锅内蒸煮，30分钟后每碗再加水2.5两，复蒸20分钟后，每斤米可出饭7斤半。
泡米复蒸法。先把米用水泡10分钟，水除去摊凉以后，将米放入锅内蒸20分钟，再拿出摊凉并再进行复蒸即成。每斤米可出饭6斤半。
蒸煮法。先用热水将米浸泡20分钟后，入锅煮，到米涨开时捞出复用笼蒸，每斤米可出饭5斤4两。
干、湿双蒸法。将米干蒸后，以1.7两米兑2.6两水的比例，加水复蒸，每斤米可出饭5斤6两。
山芋丁饭先进制作方法：
双泡双蒸法。先将山芋丁用水泡2小时再蒸，蒸后1小时取出，用凉水浸泡后，再放入笼内兑水复蒸，每斤可出饭4斤4两。
浸软复蒸法。先用温水洗淘山芋干，待浸软后，入锅干蒸，蒸熟取出摊凉，10分钟后再加水（每斤山芋加水1斤1两）复蒸，一个半小时后成饭，一斤山芋丁可出饭4斤4两。
山芋面饭先进制作方法：
炒烫法。先将山芋面干炒，炒后用开水烫，山芋面凉透后用水拌合，制成馒头，入笼蒸后，每斤山芋面可出饭4斤4两。
发酵蒸馍法。将山芋面进行发酵，制成山芋面包，一斤山芋面可蒸出馒头3斤。
小苏打拌制法。用混合面做饭时，先用水烫一烫后加小苏打拌合，做出馒头蒸熟。每斤可出山芋馒头4斤。
豆粉面制饭法。先将豆粉面炒熟，冷凉，用开水烫后，用温水拌合制成馒头蒸出，每斤面可出馒头4斤4两。
很明显，上述“先进”制作方法，并不能真正能增加食品的量，只是吸水多一些，膨胀得厉害些，而且反复蒸煮，破坏了营养。农民说，这是“欺骗肚皮的”的办法，但是，只要把肚皮装得满一些，农民还是愿意接受的。这种量不增多、营养下降，而显得很多的食品，今天可以作为减肥食品。因为它可以满足生理感官的需要，而不增加营养。
大力寻找代食品。上述“先进”的制作方法，还是需要粮食（包括山芋）的，到后来粮食完全没有了，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只好发动群众寻找代食品。大搞代食品是中共中央的号召，当时的各级党报也大力宣传某些代食品的营养如何丰富。
1960年，安徽省全省各地都大量采集代食品。以蚌埠为例，1960年11月29日，市委第一书记程光华在全市小秋收会议上作了《全民动手，大办代食品》的专题报告。他指出，“搞好以代食品为中心的小秋收运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我们过好生活搞好生产的一个关键性措施，我们必须在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把大搞代食品的小秋收运动推向新的高潮。”1961年3月26日，中共蚌埠市委以发出了《中共蚌埠市委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采集野菜的指示》（中共蚌埠市委文件 [61]52号），文件一开头就指出，“自今年春季以来，我市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采集野菜的高潮。”报告进一步强调野菜的好处，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抓住清明前后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掀起一个采集野菜的新高潮。
1960年11月29日，蚌埠市委第一书记程光华在发动群众采集代食品的报告中，列出了以下代食品的营养价值：
表4-3 一些代食品的营养价值
资料来源：程光华：《全民动手，大办代食品》，1960年11月29日。
上述的代食品是与庄稼有关的，或一般荒年吃的榆树叶、桑树叶之类。几个月之后，这些代食品吃光了，就把一般荒年不吃的野草当代食品了。1961年3月26日，中共蚌埠市委发出的《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采集野菜的指示》中，列出了这些代食品的营养。
表4-4 每1市斤各种代食品的营养成份
资料来源：中共蚌埠市委：《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采集野菜的指示》，1961年3月26日。
蚌埠市留下来的上述两个文件中，都提到一个月有数十万人次上山、下田采集代食品。然而，野菜、树皮也是有限的。不出多久，树皮没有了，野菜也没有了，代食品也很难采集了，人们只好坐以待毙了。
我在凤阳看到一份文件：《中共凤阳县委通知（1960.10.1）》，粮菜混吃，是节约粮食、保证吃饱吃好的一个重要方法，在大抓蔬菜生产、大种萝卜的同时，还应大搞各种代食品，以弥补当前蔬菜之不足。每亩约计可采集豆叶100─150斤。采后用水煮八成熟，手揉、挤出绿水，变成豆叶块，煎、炒、熬菜或兑粮食做饭都可以。
4、“救命田”救了农民
挽救危局最有效的办法是从共产主义倒退回来。1958年各地搞“一大二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乐观其成的。“一大二公”引起的“五风”造成了很大破坏，中共中央才被迫退回来，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级是指公社、大队、生产队，即人民公社的财产由这三级共同所有，而生产队是基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对遏制“共产风”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还没有改变“上工一条龙，干活大咚呼隆，出勤不出力，记的一样工”的状况。生产仍然上不去。
安徽的责任田酝酿于1960年秋，试点于1960年底，形成于1961年春，结束于1962年底。对于安徽的责任田，毛泽东态度暧昧，他前后四次表态值得玩味。
1960年8月28日，曾希圣提出了在生产队下划份三个组，分别包产：一组包口粮，一组包饲料，一组包商品粮。10月，他进一步提出：“生产队下面均设生产组，避免生产大呼隆。”这年10月，曾希圣接替舒同，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1月，安徽省委贯彻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批示信》，曾希圣从山东赶回安徽，在会上他强调：“我们是三级半所有制，小组是半级所有，以加强生产责任制。包产仍实行双包制，小队向大队包产，小组向小队包产。”此后，这个办法在安徽省得到全面推广。但以生产小组为单位还是没改变“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的问题，只不过是“大锅”变得小了一点。
1961年元旦后不久，安徽省委派副省长张祚荫和郑锐到山东向曾希圣汇报情况。曾希圣听完汇报后向他们讲了几件事：第一，关于恢复农村经济问题，他说可以走包产到户的路子，并说已给黄岩同志打过电话，请他亲自去金寨县搞包产到户的试点。第二，已经向毛主席请示，农村食堂制度不成功，要取消，让社员一家一户自己做饭吃。第三，安徽也出了大问题，主要责任在他，他向毛主席请示，拟不再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回安徽纠正自己的错误，把安徽生产搞起来。
看来，曾希圣深知安徽问题的严重，他捂盖子的目的是想在外界知道安徽问题之前，自己把问题先解决掉，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包产到户。
1961年2月，曾希圣从山东卸职回安徽，路经蚌埠时，在此地驻点的省委常委张祚荫向他谈了一件事：宿县褚兰公社苗光大队73岁的农民刘庆兰带着有肺病的儿子上山开荒，没有牛，没有犁，只靠一把锹，第二年收了粮食3300斤，除了口粮种子外，还卖给国家1800斤粮食，向公社交了60元钱。可见，包产到户不仅是农民的要求，而且的确能解决问题。
一回到合肥，他就提出“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办法。“劳动底分”就是每个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如成年男子每天底分是10分，妇女为6分，少年为5分，是事先评出来的。按底分包地就是按劳动能力包地。这样，就把土地分包给劳动力了，只要上交承包的粮食就行了。曾希圣强调，这不是单干，因为土地和大型农具还是公有，包产得到的粮食还是统一分配（超产的归自己）。他强调“五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超产部分归自己），大农活和技术统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统一。尽管开始推广，但干部还是有顾虑，怕说是分田。1961年3月15日和16日，在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上，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个作法。毛泽东回答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好事。”曾希圣立即叫秘书把毛主席的话电告诉省委，并说：已经通天了，可以搞。这样，安徽就全省搞起责任田来了。正在全面推广的时候，在广州会议上，毛泽东又让柯庆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转告曾希圣：责任田“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由于看到毛泽东态度和上次表态有所不同，3月20日，曾希圣又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写了一封信，比较详细地说明了责任田的作法和积极作用，也指出了这个办法的缺陷。信中说“我们的做法，并不是单纯接受部分群众的要求，而不顾可能发生的危险；而是吸取它的好处，又规定办法防止它的坏处。”毛泽东看信后没有表态。3月28日，曾希圣回到合肥，当晚召开省委常委会，简要传达广州会议，说：“这个办法（指责任田），现在看来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能够增产，我们就今年试验一年，如果实践证明是好的就继续搞，如果证明不好，就不搞了。”为了减少搞包产到户的阻力和猜疑，1961年4月27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安徽省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中说：“我省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的办法是从3月6日开始的，到3月20日接到希圣同志由广州发来的电话后即行停止。总计个省试行这个办法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39.2%。”这里说的广州来电后“即行停止”应当是一种谨慎的试探。因为毛泽东在广州说了“如果证明不好，就不搞了。”实际上此时并没有停止。为了消除中央的疑虑，这个报告对外面的批评作了解释：“在试行中，有些地方由于宣传工作做得不深不透，以致有少数群众把这个办法误解为包产到户，甚到误解为分田，也有的希望多吃超产粮，故意把它说成包产到户写信给工厂做工和给部队服役的亲属回家生产。实际上，这个办法不是包产到户，更不是分田，这和六十条中所说的’实行严格的田间管理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是完全一致的。”1961年7月，曾希圣又一次在蚌埠向毛泽东汇报了责任田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曾希圣立即向省委常委和地市委书记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部署继续推广责任田。到10月中旬推广面达84.4％。
责任田的效果很好。全省大部分地区一年就消灭了荒地（1959－1960年，因人口大量死亡土地也大量抛荒）。牲畜农具很快增加（1958－1960年农具大量破坏，牲畜大量死亡）。1961年10月份36个县的典型调查，实行责任田的36个生产队，粮食平均亩产比上一年增产38.9％。粮食多了起来，交了公粮以后基本能够吃饱。因此，农民称责任田为“救命田”。为了吃饱，第一年种的主要是红薯。当时不少河南人到淮北来捡地里没挖净的红薯。
在形势刚有好转的时候，毛泽东对责任田的态度发生了变。1961年12月，毛泽东在江苏无锡把曾希圣找去，用商量的口吻说：“生产开始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曾希圣回答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还让群众搞一段时间。”当时毛泽东没有表态。1962年继续推行责任田。但是，为了怕人家说责任田是资本主义，就再三强调“五统一”。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7000人大会）。大会结束后，中央留下安徽省的代表揭盖子。和吴芝圃、舒同不同的是，曾希圣不仅要为安徽省大量饿死人承担责任（在这方面还有他压制民主的霸道作风，毛泽东讲不要走“霸王别姬”的路就是说曾希圣的），更要为责任田承担责任。责任田虽然经过毛泽东的首肯，但毕竟和共产主义不是一个方向。中央当时的说法是，责任田没有经过试验就全面推广。中共中央改组了安徽省委，派李葆华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曾希圣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老百姓恨他，因为他领导下的安徽饿死几百万人；百姓怀念他，是因为他搞了救命田。而党内的正统派，却对他的救命田抓住不放，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他是湖南资兴人，1904年生，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年，他参与创建中央军委二局（即军事情报局），并担任首任局长。由于二局提供的大量的准确的军事情报，对粉碎国民党对江西苏区的几次围剿和以后的长征中摆脱国民党的追击起了重要作用。他是中国共产党军事情报工作的创始人之一。在六十年代大饥荒时，他执行左的政策，给安徽造成了严重后果，又到山东反左，揭开了山东的盖子。1965年8月，中共中央调他到西南局任职，不久就“文革”爆发，他在四川被揪斗。后来人们对他印象最深的不是传奇性的军情工作，而是责任田。1968年7月15日逝世。
中央的态度很明确，责任田要改变。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对李葆华说，责任田是走回头路。回合肥以后，李葆华在安徽省书记处会议上说：“现在看，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安徽的责任田，一种是中央的十二条、六十条，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实践证明，按中央的办法做不会走回头路，按责任田的办法做要走回头路，而且后果很坏，会把农民引向单干道路，发展下去会两极分化，出现高利贷。”1962年3月20日，中共安徽省委常委会上通过了《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这个决议指出，责任田与中央的六十条背道而驰，它引导农民走向单干，其结果是瓦解集体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方向上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地把它改正过来。
在改正责任田的过程中遇到很大阻力，也出现了争论。一些了解基层情况的干部上书毛泽东和省委，主张继续搞责任田。这样的干部不仅安徽有，中央也有。1962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并书记处诸同志，表示支持责任田。同年7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派人到安徽符离集调查，写出了《关于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的调查报告》，肯定了责任田的好处，主张对责任田“不能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中央书记处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时，邓子恢直言指出，生产责任制好，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可以在农村普遍推广。不久，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子恢又一次推荐这个调查报告，因而招来了严厉的批评。但是，邓子恢还重申：“对责任田，我现在还这样看。”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连同邓子恢的职务，一起被撤消了。这个会议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安徽省的责任田被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风”而受到批判。
1962年底，安徽省分三片举办了有区社干部1万多人参加的改正责任田训练班，结业后以他们为骨干组成工作队，大张旗鼓地到农村强制改正责任田。省委要求“1963年春耕以前改正一些生产队，其余部分在1964年春耕以前改正过来。”不过，很多地方采取明改暗不改的办法，延长责任田的实行时间。中共中央将《安徽省委关于第一批改正“责任田”的总结》转发全党，以期推动全国各地改正“责任田”的工作。这个文件介绍了改正责任田的进度，列举了“责任田”的五大危害。
在批判“单干风”时，一大批干部受到批判。随着“四清”、“文革”，这种批判变本加厉、日益升级。全省从上到下有几十万人因责任田的牵连受到了批判斗争。
15年以后的1978年，安徽省又在全国率先搞起了责任田，最后在全国普遍推广。
5、安徽饿死多少人？
三年大饥荒期间安徽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本书作者据《中国人口.安徽分册》的数据计算结果，为226.28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口为243.06万人。（见本书“大饥荒年代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这本书的基本数据来处官方，显然是缩小了的。这里我再按1989年《安徽统计年鉴》计算，结果是，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24.67万人；少出生人数为241.17万人。计算过程如下：
表4-5 安徽人口统计资料
单位：万人；出生率、死亡率：‰
资料来源：《安徽统计年鉴》1989年，第40页，41页。
正常死亡率＝[（11.8+14.3+9.1）/3+(7.9+7.2+7.1)/3]/2=9.55(‰)
非正常死亡人数：
1958年：3366＊（12.3－9.55）‰＝9.26（万人）
1959年：3410＊（16.7－9.55）‰＝24.38（万人）
1960年：3235＊（68.6－9.55）‰＝191.03（万人）
1961年实际死亡率低于正常死亡率。可以说没有饿死人。
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24.67万人。
正常出生率＝[(27.7+33.2+29.7)/3+(39.9+41.8+41.1)/3]/2=35.55(‰)
1958年：3366＊（35.55－23.8）‰＝39.55（万人）
1959年：3410＊（35.55－19.9）‰＝53.37（万人）
1960年：3235＊（35.55－11.4）‰＝78.13（万人）
1961年：3016＊（35.55－12.3）‰＝70.12（万人）
4年少出生人数为241.17万人。
《中国人口·安徽分册》一书中出生率和死亡率和《安徽统计年鉴》数据一样，但历年总人口数略高于《安徽统计年鉴》，所以用《中国人口.安徽分册》的数据计算出来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略高于用《安徽统计年鉴》计算的结果。由于这两本书的数据都是官方公布的，缩小了饥荒严重程度。
安徽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1961年5月，中央监委调组李坚写了一份报告：《安徽省肿病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称，安徽饿死了300万人。2001年春，李坚向本书作者说，“文革”中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被打成叛徒被打成叛徒下放到安徽，在安徽几年他作了一些调查，回北京后告诉李坚，安徽饿死人数不是300万，而是500万。曹树基先生用他的方法计算的结果是，从1959年到1961年，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30.6万，占饥荒前人口总数的18.3％。
当年在公安部三局（管人口统计）工作的人口学家王维志，据各省上报的数字分析，1960年这一年安徽省死亡率超过100‰县有11个：肥东县124.89‰，巢县101.23‰，宿县144.32‰，凤阳136.04‰，定远118.45‰，五河116.70‰，阜阳125.57‰，太和174.79‰，亳县162.38‰，宣城163.10‰，无为182.30‰。这些数字是官方上报的，从梁志远的亳县调查就可以证明，显然是缩小了的，但比后来出版的《中国人口·安徽分册》一书中的死亡率要高一些。如果考虑三年的情况，总的死亡率超过15％是没有问题的。安子文说的500万，占当时全省总人口15％左右。综上分析，从1958年冬到1962年春，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应在500万到600万之间。
（摘自杨继绳《墓碑》上册）
附录： 安徽人口志披露各地死亡率如下：
各市县部分年份（54，57，60，62，64）人口死亡状况比较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各市县人口死亡率均大幅度下降，其差异逐步缩小。1954 年，人口死亡率最高的芜湖县（死亡率为40．32‰）与最低的合肥市（7．80‰）相比，高低差为32．52 个千分点。1957 年，人口死亡率最高的是岳西县（16．65‰），最低的是合肥市（4．92‰），高低差为11．73 个千分点，较前期大为缩小。1960 年，人口死亡异常，死亡率在100‰以上的有太和县（163．47‰）、无为县（158．29‰）、宣城县（147．26‰）、亳县（145．95‰）、宿县（130．32‰）、凤阳县（119．46％）、阜阳县（118．31‰）、肥东县（113．31‰）、五河县（108．71‰）等9 个县，死亡率最低的是合肥市（11．27‰）。1962 年，人口死亡率恢复正常，最高的黄山市（原太平县）死亡率为14．65‰，最低的合肥市死亡率为5．12‰，高低只差9．53 个千分点。1965 年，死亡率最高的是岳西县（15．68‰），最低的是淮北市（3．37‰），高低相差12．31 个千分点。1970、1981、1985 年人口死亡率都是岳西县最高，分别为12．59‰、9．64‰和8．47‰。1970 年人口死亡率最低的是定远县（3．78‰），高低差为8．81 个千分点；1981 年死亡率最低的是临泉县（2．95‰），高低差为6．64 个千分点；1985 年死亡率最低的是淮北市（2．65‰），高低差5．82 个千分点。全省各市县的人口死亡率已较为接近。
表2—1—20 市、县阶段年人口死亡状况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各市县人口死亡率均大幅度下降，其差异逐步缩小。1954 年，人口死亡率最高的芜湖县（死亡率为40．32‰）与最低的合肥市（7．80‰）相比，高低差为32．52 个千分点。1957 年，人口死亡率最高的是岳西县（16．65‰），最低的是合肥市（4．92‰），高低差为11．73 个千分点，较前期大为缩小。1960 年，人口死亡异常，死亡率在100‰以上的有太和县（163．47‰）、无为县（158．29‰）、宣城县（147．26‰）、亳县（145．95‰）、宿县（130．32‰）、凤阳县（119．46％）、阜阳县（118．31‰）、肥东县（113．31‰）、五河县（108．71‰）等9 个县，死亡率最低的是合肥市（11．27‰）。1962 年，人口死亡率恢复正常，最高的黄山市（原太平县）死亡率为14．65‰，最低的合肥市死亡率为5．12‰，高低只差9．53 个千分点。1965 年，死亡率最高的是岳西县（15．68‰），最低的是淮北市（3．37‰），高低相差12．31 个千分点。1970、1981、1985 年人口死亡率都是岳西县最高，分别为12．59‰、9．64‰和8．47‰。1970 年人口死亡率最低的是定远县（3．78‰），高低差为8．81 个千分点；1981 年死亡率最低的是临泉县（2．95‰），高低差为6．64 个千分点；1985 年死亡率最低的是淮北市（2．65‰），高低差5．82 个千分点。全省各市县的人口死亡率已较为接近。
表2—1—20 市、县阶段年人口死亡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