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母亲有着善良勤俭克己隐忍的美德，是亲朋好友公认的好人；我们是普通人，并不完美无缺，有时我们会因为生活小细节起争执。我很少和他人抱怨，因为别人可能会觉得：“你怎么对母亲都不能容呢？”。相似的原因，也绝少和国内的亲朋讨论政治问题，我很怕人家回我一句：这些年我们的成就是有目共暏的；同时在心里鄙视并默念：出国几年就忘了自己是谁了？！ 儿子小时回国，我再三叮嘱：不要报怨人多拥挤大声喧哗随地吐痰…千万别说我们那里如何如何…如果我们没出国和人家没有一丝一豪的分别！人的本质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真的只需要听颂歌吗？我们真的只需要政治无比正确却无比无益无用的废话、甚至无耻的谎话吗？ 一个“孝道”让我们不能反思父母的弱点或过失, 无感地将之传递给一下代；一句“祖国母亲”让我们不能反思过去/现世的失误或错误，一段歌舞升平的所谓太平盛世放在历史的长河里，要留给后代的又是什么呢？不应该有一方净土和一片蓝天吗？
二.
前日看《锵锵三人行》，话题是近期的司法案例。聂树斌案经历二十多年尘埃落定, 那个生命在二十出头终止的男孩终于洗清污名。只是这样一个特别重大几经波折的案子不该深入研究，并反省出以后不再重演悲剧的教训吗？ 公检法各环节的涉案人员各部门的责任人不应该被仔细调查吗？ 雷洋案在纠缠半年多之后，最后还是不清不楚。 退一万步就算他真的嫖娼, 警察就有权以罪犯对待, 他就应该被伤害吗？为什么涉及的警察免于起诉呢？天津的赵春华摆摊谋生而已, 就算方式不妥，怎么就判成为非法持枪罪要服刑三年呢？ 窦文涛质问：头上三尺有神明。这些法官在宣判时，心里不颤吗？？
窦文涛说：“该用法律的偏拿道德说事, 用道德的偏摆出冰冷的法律”。网上一则新闻（不知真假,期望是假的）：男人年轻出轨有了孩子, 老了变成孤家寡人突然想起这孩子, 一纸诉状要求孩子尽赡养义务，非婚生子女被判要养一天没尽职责的父亲，真是笑话！儿童权益得到法律保护了吗？那些卖掉自己亲生婴儿的父母不该被重判吗？ 道德与法律暧昧，加上权力和利益的纠缠，法律失去惩恶扬善的意义。
三.
不禁想起以前学过的research ethics、research methodology等课程。我觉得它们是我上过的最好的课———这是另话。
两个research ethical cases记忆深刻。一个是
Stanford university进行的prison experiment
：二十名学生randomly 分成两组分别扮演狱守和囚犯，各自很快进入角色，从第二天起看守们开始虐待囚犯，情况变得失控以至试验中途叫停。另一个是耶鲁大学的Obedience expriment (milgram)：被测的参与者扮演老师的角色，对犯错的“学生”用电击实行惩罚，两者用幕墙隔离。实验者扮演“权威”命令“老师”使用电压越来越高的电击，既使另一侧的学生发出痛苦的呻吟或哀求直至无声。结果出乎设计者的预想：大于60%的被测者在“权威”的指示下将电压加至400伏。
两个试验的方法设计被质疑有悖research ethical principle。现在的research 需要经REB（research ethics board）的严格审查,类似的实验很难再重复，因而这些以往实验获得的结果及对心理学的影响就显得愈加有意义。
反观那些案例不难理觧：人性有善恶——良心良知和冷漠冷酷共存。“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人们容易受环境影响而做恶”。而普通人对权威的服从可能超越我们预想的边界。那些狱守或警察，从穿上制服的那一刻起就会不自觉地向他心里的警察形象靠齐, 如果再被告知：“对坏人绝不能心慈手软”，你觉得他在执行公务是会怎么做？
环境和体制影响并塑造人：好的制度（大到政治法律小到公序良俗）肯定并强化人性中善的成分；坏的体制引诱或诱导人性之恶的释放。人的恶念可能被体制裹胁或权威威胁而无限放大。如果法律没有公平公正惩恶扬善, 与社会大环境形成良性互动，那么就可能出现“slippery slope”, 人人都可以是恶行的旁观者、或恶行的实施者, 也可以是恶行的受害者。
~~~~~~~~~~
LG要回国，我嘱咐他：离城管警察远点，离色情场所远点——后半句是重点：），就算我信你是良民, 警察叔叔未必信啊，咱们就是opq的“那啥”民，惹不起就躲起，记住没有？ LG感动地直点头：媳妇真好！没有见财起意…我说：切,是你不值那么多好吗？ 留着当个长工，凑合着用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