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和鲁迅
钱钟书
我和钱钟书有一点缘。当然，我没有见过他了。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什么大人物。不过，我想见见钱钟书吗？我当然想见见他了。坐在他的身边，听听他极为机智风趣又有知识含量的议论。
说我和钱钟书有缘，是因为在高中的一天听我姐说，钱钟书在四十年代写的一本小说《围城》是中国最好的小说，而这是他们大学里的一位老师告诉他们的，而这位大学里的老师是听到一个美国的学者夏志清说的。那时，我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钱钟书，也没有听说过《围城》。这样，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神秘感。那个时候是我的身体里性激素和神秘感分泌最旺盛的时期。结果，奇迹发生了。
一天，在琉璃厂的一家旧书店，我看到了一本陈旧的《围城》。繁体字。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中文白话长篇小说。我当然不是说，过去我只读古书和外文书。我哪会那么有学问。那时我只读教科书。所以，教科书的编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我坚持认为本来我是一个挺聪明的孩子的。
随后，钱钟书成为了我的具有一定神学意义的偶像。在大学里，一次我用献血的补助，又向同学借了一些钱，买了一套《钱锺书论文集》，一共十二本，（或者十三本，）很重，里面基本上全是《管锥编》的内容。本来想买《管锥编》，但买不到。我那时吃了一个月的馒头就咸菜啊！从头到尾细细读了一遍。那时，我很年轻，但也不是个孩子了，有了一些严肃的思想和追求。但崇拜权威和知识，缺乏想象力，没有独立的思维和判断，理性的批判和分析的能力和习惯。那不就基本上等于一个有知识的白痴了吗？
是到了30岁之后，我才开始有了一些反思，从而放弃了他。那时，我不再崇拜知识和权威了。知识就是知道，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知道的时候，去找来看一看学一学就知道了。错了，改过来就是了。但是，在过去获得知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那时，知识是一种稀缺资源，拥有知识就拥有了一种特权，而如今在google的时代，知识只是色痴和瑞色痴，一种工具而已。知识是一条船，但不幸的是，有时那船太豪华了，人就一辈子呆在了里面。后来有一次看到啊扑评论说，钱钟书的《管锥编》，像是一个微型的google。我会心一笑，可随即又意识到，《管锥编》不是google，二者有着一些本质的不同。
从某种角度来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今天这个看似极为丰富的时代更需要一些独特的想象力了。
《管锥编》据说引用了两千多部用十多种不同语言写成的著作。这当然很了不起，可我总是觉得，如果钱钟书在此基础上，能更多的把精力用在写出自己独到的深刻的论述和充分的分析就更好了。我想有一天如果真的实现了智能检索，那么写一部引用两千部著作的书就太容易了。也就是说钱钟书的《管锥编》有可能既属于最博学的著作，又属于最容易被机器替代的著作。但谈何容易啊！因为，毫无疑问，钱钟书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但问题是，智慧有时候不需要这么多的聪明啊。
在中国的历史上，知识向来是一种升官发财的手段，和炫耀的装饰。知识是用来束缚人的创造力和自由思想的。直到不久前，我们改革开放，一解放了思想，首先想到的是知识改变命运，而不是思想，不是一个人的创造力。而我们的时间，就是金钱。三十年过去了，我们有钱了。但不钟书了。
而现在，我也不认为钱钟书是中国最好的文学家了。那么谁才是中国最好的文学家？当然是鲁迅。
当把围城的城墙拆掉后，围城就不在了。而其实，那里根本就没有城墙。可仍然有些人想进去却止步不前，有些人想出来却不敢出来。哪可怎么办啊？我们还能拆什么呢？
鲁迅
我和鲁迅有一点缘。当然，我没有见过他了。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什么大人物。不过，我想见见鲁迅吗？我当然不想见他了。反反复复的读他的文字就可以了。我为什么要见他呢？他那么好斗，又心胸狭窄睚眦必报。钱钟书说过，你吃了一个煎鸡蛋，感觉不错，这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要见见那只下蛋的母鸡。相反，如果我吃了一只有着草莓冰淇淋口味的，粉红色的鸡蛋，我倒想见见那只下蛋的母鸡了。不过，说实话，有时候，在夜晚，我却总是禁不住，特别的想见见一那些下金蛋的母鸡，和他们聊一聊，研究研究他们下蛋的家伙。看看你怎么能够下出那么奇妙的蛋？
说我和鲁迅有缘，是因为在初中时，我很逆反。虽然在市重点，我根本不喜欢读书，也反感上进。但是我却出奇的喜欢初中课本里鲁迅的那些文章。在整个中学，从初中到高中，课本里鲁迅的那些文章我都逐字逐句反反复复的读过许多遍，并为之深深打动，感觉鲁迅的文字和那文字里的感情，无比的深沉优美。其实，那时候凡是我感觉优美的有个性的文字我都喜欢，一些唐诗，宋词。我也特别喜欢老毛的文章。有一次，我在自习课上读老毛的文章时，突然放下书，叫隔行的那个漂亮女生，她有些不解地问我：干嘛？我于是用老毛的语气，诚恳而动情地对她说：您过去是我的老师，现在是我的老师，将来也必定还是我的老师。当然，那时我并不是喜欢上了这个女孩子。因为，她学习太好了，而我是中下等。可惜到了初三，她的功课就不行了。有一次在考试中，我竟然看见她把答案写在大腿上，偷偷撩开裙子来看。那时候，我就非常伤心而且气愤。我想：他妈的为什么我们男生就要这么倒霉，就要在夏天穿无耻的短裤呢？
然后，在大学里，我发现学校的图书馆里有一套《鲁迅全集》，那是商务出版社出版的。很硬的封皮，上面包着深褐色的布面。我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把全集一本一本的读完。里面的一些文章反反复复读了许多遍。在那期间，我还把图书馆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部读了一遍。朱的文字真是非常的好。然后，大学毕业，挣了工资我又用了一个月的工资，去琉璃厂买下了那套《鲁迅全集》。后来那个版本好像就没有了。而我买的那套现在也没有了。你说，会不会有一天世界所有的书都没有了？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力，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出来，然后，有一天就都没有了。
又过了好几年，我回到了学校读研究生。一天傍晚，在吃饭的时间，我走在校园里，听到学校的校园广播中两个女孩子正在聊天。那是广播站采访校学生会的一个女干部。而她们谈论的正是鲁迅。当时社会上正在讨论鲁迅，许多人开始反对鲁迅。我听到那个学生会的女干部，非常轻蔑地说，她认为早就应该把鲁迅的文章从中学课本里全部删掉。她说，她上学时，鲁迅的那些文章简直让她的心理都受到伤害。而且选了那么多。当时在夕阳中，我走在学校的校园里，听着空中的这些声音，心中不禁感慨。那时，我已经逐渐对于群众这个词有了一些更加深刻的理解，从而对群众产生了深深的恐惧。我决心
- 只做少数人心灵的朋友，被少数人关注；
- 不要挑战群众。挑战群众，就是在挑战乏味，而你赢不了。
是啊，成为明星被大多数人关注，当然很风光。但是，没有被大多数人欣赏，有时候只意味着你或许不够成功，而没有被少数人欣赏，肯定意味着你不够优秀。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努力，被少数人欣赏。
钱钟书
如果钱钟书能在《管锥编》中，不把绝大部分精力用于展示他的引用文献的能力上，而是集中在更加深入、细致、实在的阐发他自己的观点，那么我在读时对于他自己的观点就会更加清晰。我觉得用自己的语言阐述自己的观点十分重要。我们的历史，甚至我们的主观和客观世界，就是在我们的语言阐述和转述中逐渐形成，逐渐变形，逐渐发展出来的。太阳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同时，太阳之下每一天都发生着新鲜的事情。如果不去力图做些新鲜的事情，那么太阳之下就只有陈旧的事情了。
而说到小说，如果钱钟书能运用他的知识写一本像《玫瑰之名》那样的小说，多好啊。我认为中国可能只有他有能力写出一本这样的小说。看一看钱钟书和翁贝尔托·埃可谁更牛，将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更炫耀一些，写一本我一直梦想的小说。它的文字全部由别的书中的文字构成，每一句话都是抄袭，但构成了一部第三者小说。原作者用其他作者的话讲述自己的故事，用别人的声音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再牛些，还要使这本书中的内容和所引用的书中的内容相呼应，牵连，指射。那么，这就几乎是一部不可能完成的书了。或者，是一部只有机器能完成的书了。
可惜，钱钟书在写《围城》时，采用了一种完全规规矩矩的写作方式。
以钱的学养和名气，花费那么大的精力去翻译毛选，再次证明他很聪明。乱世自保，倒无可厚非。而且，钱的确倒是毛选翻译的最佳人选。不过，和胡适相比，胡适的学问比较钱钟书要差远了，但胡适的思想的深度，是钱钟书所无法企及的。同样是著名文人，钱钟书私下里对人尖酸刻薄，而在大事上却缺乏傲气。和梁漱溟，无法相比，和陈寅恪，也是无法相比的。想当年，陈寅恪对毛泽东提的那三条他要研究历史的要求，第一就是不能按照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去研究历史。这才是一个学者的学术尊严和人格尊严。所以，我喜欢钱钟书的诗“驻车轻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薄雷”，钱非常聪明，嗅觉灵敏，文字精巧；但我更佩服陈寅恪的“一生负气成今日, 四海无人对夕阳”。这就是境界之差。（陈寅恪的诗读的不多，但是读过的几首，感觉都有一种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苍凉大气，而钱钟书的诗多去读的多一些，和他的小说和《管锥编》的感觉是一样的，精巧，聪明，有学问。）对于陈寅恪，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始终是我的信条。至于知识，那是次要的，尤其在今天，更是容易的啦！今天谁还没有点知识呀，今天谁又敢说说自己有知识？每一天生化医学领域的新论文，一个人看十年也看不完。
鲁迅
我读鲁迅的文章，总感觉他的文字有一种金属的硬度和光泽。黄灿然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谈到鲁迅当年的硬译和那种文白相杂的文风，也是对丰富中文表达的一种尝试。这个评论很到位。但是，黄灿然有一点没有说到，就是鲁迅的这种语言与他的整体文风，在很多时候是相和谐的。我觉得这就涉及到一种对美的更高层次的理解，就像在一次画展上，欣赏优雅细腻栩栩如生的学院派的古典绘画，很好。但要同时欣赏印象派和之后的现代派绘画，就要对于美的理解有所进步。可惜现在我们的很多人仍然认为只有优雅，细腻，栩栩如生才是好的标准。仍然有许多人只知道漂亮，不是太理解野蛮的力量和抽象的美。
当然，钱钟书的文字是非常好的。典雅，精致，巧妙。而且，在《围城》中有着一种独特的叙事语气。不过，我觉得他的文字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我阅读时会感到他在精心的把每一句话，都要说的巧妙精致风趣。而且，比喻太多，精妙乖巧的比喻太多。精妙乖巧的比喻不是越多越好吗？有时，要看写什么样的小说。我感觉像《围城》这样的小说，过多的精妙乖巧聪明的比喻，就不一定好了。和小说整体想要表达出的那种情绪不和谐了。这样一来就显出了匠气。这其实是一个大患，让我不禁想到了马尔克斯和波拉尼奥。马尔克斯的文字，是一种重度修饰的风格，每一句话都不要平淡，要浓烈，要加上许多形容修饰。但他的文字中没有匠气，因为他把这种修饰变成了一种雄浑和滔滔不绝，从而和他小说的整体风格相符合。而《2666》的文字就要平淡的多。它的形容修饰出现的频率和数量，都要远远小于《百年孤独》。这就和它的整体叙事的冷调子相和谐了。然而，波拉尼奥的厉害之处，不但在于他一旦发力能把句子写得非常的感人，富于诗意，（他毕竟是一个二流诗人嘛，）而且,他还能把一个平淡的句子写得也带着独特的波拉尼奥的语气和声音，散发出淡淡的但又不尽的感伤。
当然，还有鲁迅的那些文字中的思想性，它们至今仍然是深刻和犀利的。相比之下，《围城》更多的是中产阶级的小失落。以钱的大学者的身份，本来似乎是不应该在意这种小中产的小失落的。尤其是大学者，有时是和一般的作家不同的，他们往往有着一种更超脱世俗、更纯粹的品味和兴趣。这从《玫瑰之名》中便能充分体现出来。那才是大学者写的小说。不过，因为《围城》中描写的小失落的普遍性，所以容易引起广泛的共鸣。这再次证明，钱钟书的聪明。《围城》即便是写在今天，仍然能很容易的通过文字审查出版发行，并一夜走红。比冯唐厉害远了去了。书中具有几个流行要素，三观呢，即不能说很正，又不能说不正，书中有爱情婚姻的困境，能让从小女到中老年妇女都纠结，持续的热烈的讨论，但里面的人物又从来不性交做爱，所以，文字审查官拿这部书都没办法。总之，过去，今天，和未来，混的好的，不好的，不好不坏的，都总会有时感到累，感到没劲，感到想换一种不同的活法。总不能老是心满意足吧？那不真的成了二傻子了。上帝对他的工作都还很失落呢，而且为我们这个世界修修改改也不成功，最后干脆放弃，等末日来一个一次性的审判得了。上帝毕竟不是微软啊，没必要没完没了的为自己设计的程序打补丁。如果微软是上帝，那就应该为它写的程序的漏洞起诉使用者，将使用Windows的顾客送上法庭审判！而对于使用苹果的异教徒，则直接枪毙。而佛祖采取了一种更具建设性的生活方式，引导世人提前进入死亡状态，像已经死了那样无知无觉无欲无求无喜无怒的活着。你看，我们人类为这些神来了多少麻烦啊！这倒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一首刘文正的黄色禁歌：
你来到我身边，
带着微笑，
带来了无尽的烦恼。
我的心中，
早已有个她。
噢，她比你先到。
当年，这是一首黄色禁歌。可现在看，这三观多正啊！多高尚的操为啊！应该每个国家干部下了班，都先唱三遍才让回家啊。我们的党到底怎么了？
不过，公平的说，如果不和鲁迅比，我觉得钱钟书的《围城》在中国现代小说中仍然是一流的。这当然说明我们今天的文学还差得很远。贾平凹也非常棒，余华总体来说也非常好，王小波呢，他的小说中总能让人感觉出模仿的痕迹，卡尔维诺或者别的什么现代西方作家，而且模仿得有些用力。不如杂文里挥洒自如，或者说自信。（可能黄金时代是个例外？）从这一点来看，王小波的小说不如杂文，比莫言都差远了。莫言在模仿起福克纳时，那可真是已经达到了惟妙惟肖毫不含糊的境界。（说到莫言，倒想起钱钟书的默存，这两个人倒像是哥俩，但是，相比之下，莫言的名字就老土了，既虚假，又相当矛盾。当初要是叫默言就不同了。所以，作家和学者虽然不同，但也要有一定的学问。记起好像胡适说过，不平则鸣。那对委员长还可以，对伟大领袖，则要求就有些太高了。其实，哪个民族也经不起太久太残忍的制度。不过无论如何，一个中国获奖最高的文学家，一个中国最有学问的学者，就叫这两个名字。这即便不能算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们中国人感觉荣耀的吧。）
总之，直到今天，我觉得，鲁迅仍然是最好的。和他比，我们都差远了。
鲁迅！
立
2017-05-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