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9至1970时期，中小学教育“史无前例”地混乱。为了把孩子们培养成工人农民，合肥的乐农新村小学六年级开有“农业基础知识”和“工业基础知识”课程，任课老师是一位个头矮小的中年妇女，她讲课声音洪亮，普通话说得很好，就是总是皱着眉头、板着脸，好似有很多烦心的事，连胆大淘气的男生都不敢招惹她。讲棉花的那一课，她从学校的试验田里摘了一朵还未结棉仔的花，然后大声说：“棉花的花有五个花瓣”，随之，她一片片地摘下花瓣，扔在地上，边摘边数： “一瓣、两瓣、三瓣···”。当她摘下第四瓣时，发现手中还有两瓣，于是她沉默地扔掉第四瓣，将第五、六瓣称为第四、五瓣。下课后，我和同学们冲到讲台附近，那地上明明躺着六瓣无辜的花瓣。我们的脑袋像拨浪鼓似的在地上的花瓣和老师的脸中间来回甩，我们不敢提问，就希望老师给点解释。谁知她不理会我们，收拾完东西，佛袖而去。都说我们这些 “半大的孩子狗都嫌”，何况是老师呢。可是，老师怎能当众说谎呢？
又上课了，这次老师拿来一卷图，她把图摊开挂好，教室里顿时一片骚动，有的同学说是“工业基础知识”，有的说是“农业”，反正不是课本里的。这是一排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演示图，学生们一下子来了劲儿，忘记了不愉快的花瓣事件。最让学生兴奋的是，那图一看就是“文革”前的，图中的人赤身裸体，却没有“阶级烙印”，猴子也没有“奋起千斤棒”，没有红太阳、语录什么的。那堂课我们听得很认真，中心思想是劳动、使用工具使类人猿手脚分工、直立行走，大脑得到发展，猿变成人。
下课后，几个男生窃窃私语、低声说笑着。等老师离开后，他们转为大声说笑，其中一个男生说老师把自己讲成猴子了，要从侧面看，于是全班哄堂大笑。笑归笑，我想的是，花瓣事件说明，要有实物证实老师讲的正确与否。要是有个猴子就好了，我们可以让猴子劳动，看它能否手脚分工、直立行走。可是，上哪找猴子?
当天傍晚外婆做好晚饭，舅舅还没下班，外婆照例让我看着桌上的饭菜，别让猫偷吃了。看着假装睡觉的猫，我心中顿生一计。这是本文猫主角“闪亮登场”的大环境和小气候。
那时的三里庵，猫狗都有主，没主的恐怕都被人吃了，很多家庭穷得平时吃不上肉。这些家猫家狗在自家吃不饱，还要自谋食路，每当傍晚家家户户冒炊烟之际，也是家猫家狗“总动员”之时，猫狗们挨家挨户地讨食。我那时候怕狗，不敢搭理狗。当一只黑白花猫小心翼翼地走进我家时，和我“对”上了眼儿。邻居说这猫的主人就住在后几栋，是一只母猫。这猫没名字，那时不像现在，猫狗起人名，倒是人起猫狗名。我们班上有几个男生大名是女孩的名，小名就是 “狗子”、“猫仔”什么的。人们说男孩的命金贵，不如女孩、猫狗好养，起个女孩、猫狗名图个吉利。为了叙述方便，就叫这只猫“缘缘”吧，以纪念我和她的缘分。
我来合肥后，外婆总怕亏着正在长身体的外孙女，常常到五里墩的集市上买肉做给我吃。外婆为了让我多吃肉，常念叨苏轼的“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外婆不知道，她老人家的爱心肉大都被我用来爱猫了，在米饭里拌一点肉，猫就特爱吃。后来缘缘又带来一只小猫，我的口粮就要供养三张嘴。三里庵找不出第二家这样喂她，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她的“二主”，缘缘也上位为我家四条腿的成员。
缘缘特别聪明。自谋食路的猫玩不起“高冷”，耍不起脾气。她总是在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外婆做饭时，她围着外婆转，并不表现出对食物的兴趣，而是尽显出对外婆的依恋，回报是很可观的。做好饭等舅舅下班的时候，缘缘就卧在炉子边打盹，饭桌近在咫尺，人家对桌上的饭菜也不屑一顾。其实她把一切都看在眼里，我一转身，她就窜到桌上，常被我逮个现行。
这么聪明的猫，一定能够代替猴子胜任进化论的“科学实验”。无知者无畏，我的“实验”就在这么个荒谬的假设下开始了。从我家里屋到外屋有个门，门打开时与墙角形成一个三角地带，这就是我的“实验室”。我把缘缘关在“实验室”里，留出能伸出一只爪子的空间。又在外婆那偷了一片还未下锅的肉，放在“实验室”外边，中间放一个细树枝。我先做了个示范：用树枝抅肉，然后等缘缘自己动手。缘缘使劲地伸前爪、推门，就是不用树枝。我又做示范，缘缘也急着吃肉，还是不用树枝。外婆听到我这边的动静，大为不解地问我在干什么，我本想理直气壮地说“我在做科学实验”，又觉得有些荒唐，于是底气不足地说：“我在···反正跟您也说不清楚”。外婆要我去打开水，我用椅子顶住门，和缘缘悄声说：“老老实实地呆在这等我回来”，我常常把她当成人。
原来外婆是“调虎离山”，等我回来后，猫和肉都没了。 “实验”当然以失败告终，我无不遗憾地承认，猫没有足够长的手指，不能使用工具。可是我不甘心，干脆我们直接练直立行走。为了防止外婆干扰，我们在外面的坡上进行“实验”。我拉着猫的两只前爪走，猫只能直立行走。我们一遍一遍地走，走一段时间就有奖励，缘缘也很配合。当时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曾经教猫走路的我在瑜伽课上学猫姿。
不久，我有了一个小观众：她是隔壁殷老夫妇的外孙女阿四。小姑娘三、四岁，总是瞪着圆圆的眼睛呆呆地看着人，我曾使出浑身解数逗她，她一点反应都没有。我问外婆“阿四是不是傻子”？外婆说“哪里，她就是还没长醒”！殷爷爷从不说话，疾病使他的头不由自主地晃悠，眼睛里有白色的东西，偶尔出来走走就像僵尸一般。殷奶奶整天大声叨唠，听不懂她说什么，好像是冲着殷爷爷和阿四。家里的“第一公民”是老夫妇的儿子，有份体面的工作，从不搭理阿四。阿四的三个姐姐随父母住在城里，很少来。阿四没有玩具、图书、小朋友，呆呆地像个没有表情的木偶。看着我和猫在那折腾，我发现小丫头瞪得大大的眼睛眯成了直线，又从直线变成弧线，小嘴也变成了月牙，阿四笑了！
阿四笑了，这是我唯一的成果，还是歪打正着，因为缘缘就是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己直立行走。我突然觉得自己是在用马戏团驯兽的方法做“实验”，那马戏团的动物那么能干，还是动物，也没变成人啊？又想到，如果马戏团的狮子老虎能变成人，岂不是太可怕了？
回北京过春节时，在家里翻出一本《天演论》，如获至宝，读起来却像天书一样难懂。接着从其他书籍那了解到，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还知道了达尔文和他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之旅。后来，当局为了批判“唯心论”，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我的兴趣也跟着转移到哥白尼，将进化论的“实验”封尘于记忆深处。最近读了布朗的《起源》，才又想起这段可笑的经历。
遥想当年，不禁对教我们进化论的老师肃然起敬。她冒着政治风险，利用有限的资源和简陋的条件，将封闭的世界开了个小洞，让成天被洗脑的孩子们，看到一束人类智慧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