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革命与逍遥的日子（1）
1967年元旦前，我风尘仆仆赶回广水。
走进医院大门，只见办公区周围一片狼藉，不免让我感到意外。原先门前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冬青树被踩倒了一大片，马路中，一辆三轮自行车缺了一个轮子，仰面朝天翻倒在地，似乎这里曾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墙角下堆着一些破碎的大字报，有的被风刮到大门外的马路上、菜地里。到处脏兮兮、乱糟糟的，马上就快元旦了，居然无人清扫，奇怪！办公室墙上横七竖八残留着几张标语、口号：
“坚决落实中央军委、总政10.5紧急指示精神！”
“王世均反对突出政治，单纯追……资产……业务挂帅，必须批判！”
“清除国民党特务分子仇正轩，纯洁革命队伍！”
“院党委是我院文化大……绊脚石！”
……
第一次看到院长、院党委被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多少有点吃惊，王院长平时寡言少语，为人厚道和善，在医院是很有威信的，现在他成了出头鸟，其他领导谁跑得脱？
看来在我离家三个月里，114医院发生了重大变化，部队也开始搞“四大”了？究竟是个什么情况，我要回去问爸爸，从小爸爸在我心目中啥子都晓得，大事从来不糊涂。
“妈！我回来了。”我老远就看见了妈妈，还没进门就激动大叫。
“赵旭东回来啦。”妈妈从缝纫机旁站起身，笑盈盈迎出门来。
“哥！”赵平从干凅的藕塘边跑过来，后面跟着毕伟乐、毕伟航兄弟俩，他们同弟弟一个班，是好朋友。
“你姐呢？你没和她在一起啊？”妈妈问我。
“没有啊。我从北京回到孝感，去卫校找过她，她同学说她和朱凤华、朱华芳去南方串联了，具体去哪，我也不知道。”
“这个死女子，三个月都不来封信，她倒放得开。”妈妈埋怨道。原来我上北京，她没告诉家里啊，姐也真是。
“哥，你去过北京？见到毛主席没有？”赵平兴趣大增。
“当然。哟，你又长高了。”我该怎样说呀？为掩饰尴尬，我急忙换话题。
“嗯，赵平这半年长得快，我正拿你不穿的衣服改给他穿。”妈妈边说边解开我背包，手捂鼻子：“哎呀，这么脏啊，还刮了个大口子。”
“哥，你不是从上海拍的电报吗？你又去上海啦？”
“是的。”
“你让哥歇口气吧，以后有的是时间，我慢慢告诉你。”我想等全家聚齐再炫耀我的光辉历程。
傍晚，爸爸下班回来问我这几个月情况，我只得简单给全家汇报了三个多月行程，当然是报喜不报忧咯,闭口不提我在广州的惊险遭遇。好像家里还一无所知，真要让爸爸晓得了，休想再出去。
看来学校离家远也有好处，消息闭塞，山高皇帝远，爸爸管不到我。我暗自庆幸，暂时放下心来。
晚饭后，董雅英找上门来，向我打听朱家姐妹消息，见我不知，挺失望，出门时嘴里唠唠叨叨：“老朱什么事都推给我，烦死了。”
爸爸送走董雅英回来我问他：“爸爸，朱叔叔怎么不来？”爸爸叹道：“他现在正被人架在火炉上烤，坐月子。”稍许又叮嘱我，我们医院属于军以上机关，执行军委“10.5”号文件，开展“四大”，现正在风头浪尖上，乱的很，没事少出去。
“晓得啦。”我知道好歹，不用你操心。
67年的元旦是我这几年来过得最无聊的新年。最明显的变化表现在伙食上，食堂不但取消了以往逢年过节会餐的传统，就连平时的饭菜水平都达不到，早上只有稀饭馒头，咸菜都没有。隔壁谭叔叔说广水镇供销社两派为夺权闹得不可开交，哪有人上班卖菜？农贸市场早就被取缔，爸爸垒的灶已烂成一堆土坷垃。
医院似乎是群龙无首，松松垮垮的，无所谓放不放假。爸爸不避嫌，吃完早饭找朱超下棋去了。
开年不利呀。
“赵平，给哥说说这几个月医院的新闻。”我拉住刚要出门的弟弟。
“有啥说的？你昨天进医院大门没看见啊？搞运动呗。”赵平没啥兴趣。
“我是说朱超。”
“他也被人刷了大字报，好笑人咯。”
“啷个啦？”
“有人画了幅漫画：朱超的原配夫人（农村大老婆）背个行李卷儿，一手牵着朱凤华，一手牵着朱华芳向朱超讨饭，朱华芳还哇哇大哭。旁边站着朱叔叔和董阿姨，仰面朝天，不予理睬。画得好像哦，嘿嘿……”赵平小声笑道。
“胡来，朱超和原配是离了婚的。”
“谁管这个，现在是群众运动，过激点有啥子嘛？”赵平不以为然，振振有词。哟，听这口气，比当年的我激进。
“后来呢？”
“董阿姨看了大怒，几把就把漫画撕了，遭到一群病员围攻，说她抵制四大，对抗群众运动，逼她把大字报粘好。”
“董阿姨粘了吗？”
“没有，哭着冲出包围，跑了。”
“你不要到处宣传，朱叔叔一家平时对我们不错。”
“我晓得。这不是你问到我嘛。”赵平说完，出门找他那帮哥们玩去了。
想不到竟有这种事情发生，那帮病员都是些血气方刚的年轻战士，知道个屁，纯粹瞎起哄，我们医院职工谁能干这事？不过，我们内部自己人不说，人家怎会知道？看来事情不那么简单。幸亏朱家姐妹不在家，不然还可能闹出更大动静来。
“妈！我出去一会儿。”我要去找张敏建。
“哦。”
张敏建和弟弟张朝中串联还没回来，戈阿姨说哥俩去了老家山西运城、太原一带，不知道甚时回来。他爸爸见了我很客气，放下手中报纸给我端茶倒水，让我给他讲外面的形势，尤为关心上海局势。我是出去游山玩水的，哪会认真关心政治局势啊？既然问到我了，不能装孬吧，便将大串联中的所见所闻，添油加醋，夹带着自己主观意见，大起胆子向他胡吹一通。
没想他听了居然夸我稳重、有见识。哈哈，我有什么见识啊，肯定是我言语间流露的保守观点迎合了他的思想而已，如今自己可能要倒霉了，遇到点相同观点便视为救命稻草，岂不可笑。
回家路上我思忖，看来文化大革命也有好处，否则这些当官的哪会理我这小萝卜头？
爸爸回家听我说完后笑道：“现在几个院领导像热锅上的蚂蚁，日子难过，不过就他们那点事算得了啥子？上不了台面的。”转而对我沉下脸：“叫你不要出去逞能，怎么不听？忘了以前教训啦，当心祸从口出！”
我又没说出格的话，用得着这么谨小慎微吗？你又不是院领导，怕个屁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67年初那几天，形势变化特别快，各种消息频繁传来。
1月1日，两报一刊发表经毛主席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第二天，爸爸下班回来告知我一个爆炸性消息，12月25日，清华大学五千名师生冒着严寒游行到天安门，召开了一场彻底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誓师大会，12月27日北京高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各地造反派纷起呼应，全国掀起了一轮打倒走资派的高潮。
过了两天，又传来消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打倒。中国第四号人物也倒下了，这也算是颗重磅炸弹，预示着在新的一年里，全国将迎来文化大革命新高潮。
1月5日，上海爆发了“一月革命风暴”，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权。对此，毛主席于8号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1日，经毛主席授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给上海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两报一刊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从此，全国夺权运动开始。
消息传来，全国震动。我院也不例外，雷厉风行，积极响应。
三天后的晚上，在灯管球场召开了全院职工大会，主题是“传达军党委学习纪要，落实元旦社论精神，深入开展我院文化大革命运动。”
上海“一月革命风暴”
医院开会本来没家属小孩什么事，只是听说大会时间不长，会后要放映电影《南征北战。》虽然是老电影，但那时就这么几部老片子翻来覆去地演，管你爱看不看。周六，不看电影还能干啥？吃完晚饭，我和赵平搬了凳子去球场占位子。爸妈有座位，不用我们操心。
七点钟，篮球场灯光打开，却只亮了四只灯，其余都是坏的，光线很微弱。主席台上，一排桌子后面依次坐着王世均院长、袁劲节政委以及贾、张、朱副院长、政治处主任高炳文、副主任朱超。一个个缩头缩脑，无精打采，生怕见人似的，完全没了往日威风。
球场中央坐满了伤病员、军人、职工，家属小孩只能坐两边或最后了。
大会由高炳文主任主持，袁政委传达军党委学习纪要精神。他戴好好眼镜，拿起文件照本宣科，讲的都是些官话套话，老生常谈，毫无新意。人们最烦这一套，不一会儿就在下面叽叽咋咋开起了小会，我也加入了赵平、陈建国、毕伟航那帮小兄弟伙的胡吹乱侃，盼着大会早点结束，好看电影。
“袁劲节！”突然人群里一声大喝，站起来工作一灶司务长何文龙，手指袁政委质问：“你不要在那干念文件，现在全国的运动都进入第二阶段了，你们还在那放讲大话空话，当群众尾巴，快回答我们节前提出的实质问题。”
好厉害！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胆敢直呼袁政委名字。
何文龙是医院造反派头头，他在食堂单身宿舍旁边竖起一面大号红旗，上书“114医院革命造反司令部。”其实他的司令部一共就两人，还有一个叫卢成怀，江西人，群众关系不错，人们都称呼他“老表。”他俩30多岁，都是从衢县过来的老资格军工，工作一贯兢兢业业，多年都是医院的先进模范，这才半年不见，居然当了造反派，我感到意外。
“就是，这么冷的天，谁要听你那些官话空话，说点实际的吧。”
“是不想说，还是根本说不出来？”
“我看院领导是在拖延推诿，糊弄群众！”
球场中央，内一科几个病员情绪激昂，七嘴八舌帮何助威。我不禁替何文龙担心，这些伤病员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他们知道医院什么情况？在这瞎嚷嚷，充其量只能壮威造势，伤病痊愈出院走了，你不成光杆司令了，怎么能依靠这些人呢？这也说明何文龙、卢成怀在医院是多么的孤立，能成什么气候？
“同志们，传达军党委学习纪要，是上级的命令，我的职责，你们总得让我把文件读完吧。军党委一再强调，部队必须保持稳定，我院的四大要在院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你们节前提的十个问题，院党委正在逐条调查研究，请给我们时间，一定会答复大家的。”袁政委不紧不慢地说。不生气，不发火，就像在打太极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