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２０１４年５月４日
徐（徐友渔）：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的嘉宾是阎长贵老师。阎长贵老师是文革期间江青的第一任秘书。他的亲身经历会非常地有启发性，有意思。阎长贵老师的专业是历史。除了自己在文革期间有非常重要的经历以外，他自己也写了很多书。这是新近出版的一本《问史求信集》。他不光是讲自己的亲身经历，而且使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考证文化革命的事情。因为现在关于文化革命文章和书有大量的、错误的说法，很多生编硬造的东西。阎老师不满意。他写这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订正错讹。阎老师当江青的秘书只有一年。江青是个喜怒无常的人，一年之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把阎老师打成“坐探”，关到秦城监狱，关了七年多，将近八年。当然他现在年龄很大了，仍壮心不已，在文革方面的研究开辟了很多新的领域，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首先，阎老师当江青的秘书，像这样她手下的人，她是什么态度？她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高官，还是一个颐指气使的贵妇人？阎老师会告诉我们他亲身的感受。
阎：我给江青当秘书是戚本禹推荐的，或者说戚本禹的推荐起了主要的作用。因为我在文革中在戚本禹的领导下工作，也替他或者说做了不少事情（如代他去接见群众）。戚本禹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十八年，他和毛主席、江青都比较熟，关系比较好。我跟大家说一件事，毛主席保健医生李志绥，他给毛主席看病要向汪东兴汇报，给江青看病要向戚本禹汇报。当时戚本禹和江青的关系，要好于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文革还没正式开始，戚本禹代替田家英当秘书室主任，主要给毛主席服务。江青跟戚本禹讲了这样一句话：“在主席身边工作最忌讳结交诸侯——这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这恐怕也是当秘书的很重要的一条戒律。我给江青当秘书后，她第一次和我谈话说：“从今以后你在我这里工作，除了我交代你任务外，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再给你布置工作和任务。这是纪律。我们都是党员，你要对党负责，对我负责。”所以当时江青评价田家英，说他一仆二主。就是说他除了给毛主席服务外，还和刘少奇有交往。
徐：一仆二主，这话很尖刻。
阎：田家英被打倒后，戚本禹接替了秘书室主任的工作。秘书室后来改成秘书局。我在当江青秘书的一年——整整一年（从１９６７年１月９日到１９６８年１月９日，３６５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觉得江青还像一个正常人。她对工作人员还不像后来，据说后来她对工作人员，张口就骂，动手就打；她骂人我经历过，打我没见过。她骂人时说，你个人主义，你怎么不好，你给我滚。江青经常说，“她是一个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就没有其他的了，她连星期天也没休息过。过去江青经常玩猴子、玩狗，还打扑克。而她在１９６７年那一年什么其他活动也没有，在这一年她就是搞政治，全心全意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陈伯达是组长；而实际上她比组长还厉害，是不是组长的组长。她在文革小组专政。
徐：江青对你们工作人员如何？
阎：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格。而说江青难伺候，在１９６７年还不是很明显。
徐：“江青难伺候”，很多人都这样说，流传很广，你的感觉不是。
阎：我在的那一年，我确实觉得她还比较正常。在去给江青当秘书以前。我就在江青办信组工作，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我是负责人。跟江青比较熟了。她选秘书的情况和过程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她没秘书。她当时的一个警卫员名叫孙立志，大家都喊他孙秘书。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江青说你还有一点劳动人民的味道，还没被化掉。”当时不是流传着这样一种对大学生的说法嘛：“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我认为江青说我“没被化掉”，这是对我很高的评价。我当时不知道江青这样说的真意是什么。我跟孙立志同志说：“谢谢江青同志。”在宣布我当江青秘书，戚本禹并把我送到江青住的钓鱼台１１楼（江青的代号“１１楼”）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江青不理我。作为机要秘书，我管收发文件，但把文件送给江青还要通过警卫员，江青往外发文件，也要通过警卫员交给我，再由我登记和发出。就是说，我不能直接接触江青。我不解其故。我问戚本禹这是为什么？戚说他不知道。我跟戚说，秘书就这样当法没点意思，还不如原来在办公室（１６楼）给江青办信好呢。我很纳闷，十多天后，我又问孙立志，他心平气和地告诉我：“这叫试用阶段。”这样，我稍微懂得了一点。有一次在十七楼看电影时，康生夫人曹轶欧看到我，有点惊讶地跟我说：“你到１１楼工作了！”我觉问得奇怪，我想在１１楼工作和在１６楼工作还有什么不同。直到一个多月以后，江青才和我第一次谈话，其内容我前面已说过了。
徐：那后来的情况怎样呢？
阎：我谈谈江青和我第一次谈话的起因。我在当江青的秘书前，一直在戚本禹领导下工作，他经常布置我这种事或那种事。我到江青那里后，她一个多月不理我，当然也没有向我布置过什么事情。戚本禹仍然有时布置我一些事情。江青第一次和我正式谈话就是戚叫我做的一件事情引起的。在１９６７年一二月间，当时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办）也分成两派。汪东兴支持一派，戚本禹支持一派，两派斗争很厉害。戚本禹支持的这一派受到压制，有的都哭了。受谁的压制？戚本禹告诉我受汪东兴的压制。汪东兴说，中办机要局那一派已被打成反革命。秘书局一派和机要局那一派是一对“孪生子”。这也就是说秘书局一派也是反革命，因此受到压制。一天下午，戚本禹派我到秘书局去了解情况。
说到秘书局的情况戚本禹是很熟悉的。他在那里工作了１８年，有不少要好的朋友，他的妻子也在那里工作。此时他还担任着秘书局的副局长。他为什么还要派我去了解情况呢？显然他要利用我当江青秘书的身份。戚本禹派我去了解情况，我就欣然去了。我到秘书局见了几个和戚本禹熟的几个人，听他们谈了一些情况。回来以后，我就写了报告。报告的抬头是：“本禹同志并江青同志”——了解情况是戚派我去的，当然回来我要首先向他汇报。我把报告拿给戚本禹看，他居然说：“我不管。”我说：“唉，怪了，你叫我去了解情况，你怎么不管呢？”他还是说：“我不管！”我说：“你不管，怎么办？”他问我：“你敢不敢把这个材料送给江青同志？”我当时也年轻气盛。我说：“我去了解情况我有什么不敢的！”那我就立刻从戚本禹办公室回到我的办公室，即从１６楼回到１１楼。我把戚本禹的名字勾掉，光写江青，又重抄一遍（当时没有电脑），通过警卫员送给了江青。江青看了这封信，第二天就找我谈话。她说：“你说的情况可能是对的，我从别的渠道也听到了，但是这件事情你不要去管了。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工作。我们都是党员，你要对党负责，对我负责，这是纪律。从今以后其它任何人不能再分配你工作或任务。”她看出了这个不是我个人行为，是别人派我去的。
徐：刚才阎老师讲的其中奥妙，我体会到了。这就是戚本禹派你去做这件事，但是他又要摆脱关系，说什么“我不管”。
阎：如果江青在这份材料上批示：“请本禹同志去处理。”——这正是戚本禹所希望的。这样他不就“师出有名，名正言顺”了。这是戚本禹和江青斗法，戚本禹输了！
徐：事情很复杂。戚本禹的政治对手是汪东兴。江青也不便管。你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毛头也不懂。所以她交代你当秘书应该怎么当。这看起来政治确实是件很复杂的事情。阎老师我问你，你给江青当秘书的时候，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他虽然是第一副组长。但我们都知道，有很长一段时间，陈伯达实际上是一个摆设，起的作用并不大。实际上江青有一点太上皇的味道。那据你的近距离观察，江青在文化革命中间跟其他的那些位高权重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怎样？
阎：这里有一个变化过程。一开始江青还是很尊重陈伯达的。因为毕竟是组长，她只是副组长（尽管是第一副组长）啊。１９６７年８月，陈伯达生病需要住院。江青叫医生把医疗器械搬到钓鱼台来检查。理由是：“帅不离位。”医生说：器械很多、很重，很难搬来。没办法就只好住到住３０１医院。中共中央于８月３０日发出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这使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言论和行动，更有法理根据，更名正言顺。?
徐：那陈伯达也是对权力很看重的人，那这会不会引起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
阎：陈伯达有个绰号叫“老夫子”，他是个书生。这个人，应当说有学问。在中央领导人中，他的学问应当是比较深的。周总理称陈伯达是我们党内最能把毛泽东思想融会贯通的人。众所周知，陈伯达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陈伯达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而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选为政治局常委，陶铸在的时候，他是第五号人物，而陶铸被打倒后，他就是四号人物了。
江青地位也是非常高的，非常突出的。曾志，即陶铸夫人讲过，江青是毛主席夫人这个地位比政治局委员都重要。
徐：当毛泽东的老婆比党政治局委员还重要。
阎：她在文革以前跟毛主席到广东去。看文件的话，政治局的文件，她都可以看。她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她政治局委员比常委权力都大。我跟你说，哪一个常委出去游玩，去休养，海南也好，青岛也好，要政治局委员陪同的？而江青到青岛，到海南去玩，政治局委员吴法宪陪同，有时还两个政治局委员吴法宪、李作鹏陪同。哪一个政治局常委有这个待遇？没有吧。江青的地位、权力、特权确实都很高。举个例子说，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陈伯达主持。第二天８月１９日，《人民日报》报道：“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徐：喔唷，我们都没注意到）。当时我看到也没觉得是怎么的。现在看来却是一个谜。但这恐怕是永远解不开的谜。这个谜现在也说不清楚。报道 “参加接见会的还有陶铸”，而陶铸是四号人物，是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江青没法比的啊。中国是很注意这个名字排位的。（徐：我们党对排位是非常讲究的）对这个报道也没见毛主席提出批评。（徐：四号人物都是被“还有”）不仅正文这样说，还上了提要。不知这是谁出的主意。陶铸当时是中央宣传部长，是不是他？不得而知。
徐：阎老师根据你的讲述，江青处在那么高的地位，她的权力来源显然是毛泽东了。依仗她是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在毛泽东要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搞了一些自己的东西，是结党营私，还是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据你的体会和观察，她是哪一种情况？
阎：我看从总体上讲，江青主要是执行毛主席指示。文革中重大战略部署重大决策，都是毛主席制定的。江青自己也说（大意）：“从（１９６６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以后，我执行的都是中央的部署，毛主席的部署，或毛主席的指示，我没有自己的什么纲领。”陈伯达在常委会上公开讲，我在中央文革小组中不过是个“刘盆子”。（徐：就是说他是傀儡）在中央文革小组中陈伯达以及康生都是看江青眼色行事的。
徐：康生跟陈伯达都是看江青脸色行事？
阎：对，在文革初期，直呼江青其名的，除了毛主席以外，就是康生。这大概是从延安沿袭下来的习惯。康生比毛主席小五六岁，他生于１８９８年，毛主席生于１８９３年。毛主席也说“康老”，这是一个习惯叫法。康生直呼江青其名，并不说明康生不怕江青，对江青不尊重。后来康生给江青写关于八大的中央委员某些人的名单时，信封上就写：“呈江青同志亲启”。
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都听江青讲，她什么都讲，都敢讲，都能讲。她如果和陈伯达发生什么争论，她就会把陈伯达叫到另外一个房间里，他俩统一思想后回来，别人，包括康生都等着。我说江青在文革小组中专政，那是一点不假的。
徐：那江青跟总理的关系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总理的资格非常老，地位非常高，是党内第三号人物，照理讲，江青应该很尊重总理。但是好像反过来了，总理尊重江青表现地更明显一点。你的观察，如何？
阎：江青和总理的关系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谈这个问题的文章和书很多了。其中有个观点，说江青文革一开始就要打倒周恩来，就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徐：那是怎么一种情况？
阎：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９６８年１月，我在当江青秘书的一年中，总理经常到江青这里来。他来以前总是先给我打电话。他说：“长贵同志，江青同志现在干什么？是工作还是休息？我想到那里去一下。”
所谓休息就是睡觉，总理当然就不来，所谓工作就是看文件，总理就会来。我就报告给江青。在这一年中，我没有发现一次江青不让总理来。她总是说：“好，欢迎。”
有人生编硬造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在这方面最鲜明的一个例子，就是北京社会科学院一个名叫林青山的研究人员。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１９８８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说：江青在接周恩来电话时，她要我“把一个只有火柴盒大小的窃听装置”递给她，她把这个小“火柴盒”放在拿听筒的手里。电话打完后，“‘叭’一声，江青使劲把电话一摔，‘真是混蛋。简直比狐狸还狡猾！’江青狠狠地骂了一句。”江青又把手里的窃听器递给站在一旁的我，并向我布置：“你把录音都记录下来，交给我。”（参见该书第２９３、２９７页）从林青山的叙述中还可以看出，江青这样做并不是偶尔为之，而是经常的。这完全是瞎编。我严肃认真地说，江青一次也没有叫我做过这种事，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江青做这种事。
谈江青和总理的关系，不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脱离开毛泽东。总理对江青迁就又迁就，忍让又忍让，为什么？因为江青背后站着毛泽东。陈伯达不止一次说过一句很直白而又很深刻的话：“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见《陈伯达遗稿》，天地图书有限公司１９９８年出版第８９－９０页）江青是通天的，总理对江青的态度是他对毛泽东态度的延伸。江青也知道她在很多方面都得靠总理。她建国以后的工作都是总理给安排的，在文革中她想职务攀升也离不开总理。她１９５６年成为毛主席五大秘书之一是总理提议的，１９６９年在九大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无疑也有总理帮忙。这是从她本人的利害关系而言。而她对总理的态度，从根本上讲，也是以毛泽东对总理的态度为转移的。毛主席经常敲打总理，在每一次敲打时，江青都比毛主席走得更远，从思想方法讲，她比毛主席更极端。江青认为总理成为她实现野心的障碍而必须打倒，恐怕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后。因此，不论从情理看，还是从实际讲，说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总理视为“眼中钉”，就要打倒总理，是不对的，不符合历史事实。
徐：应说明两点。第一点，总理对江青是格外的尊重，想见他都要客气地要征求她什么意见。但江青对总理也是格外的尊重，每一次总理求见（阎：不是求见，不是求见！），都是允许了的，没有什么犹豫，是吧？
阎：对。为什么这样？我有个考虑。总理为什么要找江青？因为二月逆流，就是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６号所谓“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以后，不是成立了一个中央文革碰头会嘛，这就是中央最高的议事和决策机构。这个会议谁主持？总理。商议问题，江青仿佛具有一票否决权。总理为了节约时间往往要和江青提前商量。（徐：事先沟通？）事先沟通，对。（徐：江青不同意就不行？）我想是这样的。我是没当过兵的，我是个书生，我还代理过警卫员。１９６７年４月份，原来的警卫员孙立志查出有肝炎。肝炎不是传染病嘛，要离开首长。当时警卫局、办公厅，另给江青派了一个姓杨的人，做警卫员。干了一天，江青跟我说，我怕见生人。确实她一见生人，就出汗。她说你给我当一段警卫员吧。我说我没当过兵，我一点警卫知识都没有。她说当警卫员不就是跟着出去吗？！（徐：就是跟她出去）我不好推辞，就做了。我比江青矮一些。我给她披衣服都披不上。在我代理警卫员期间，我见过总理不止一次坐江青的车，但没见过江青没坐过总理的车。为什么总理要坐江青的车？当时我想过这个问题。我也不记得他们谈过什么了。我觉得就是总理要和江青商量事情。因为文革小组碰头会是总理主持，总理要预先和江青讨论和商量一些问题。但有一次总理说的话，我记得很清楚。总理说：现在好了，有主席、林副主席掌舵，具体事情我们来做。对这话，我倒没听到江青有什么反应。
徐：根据阎老师谈的可以说明两点。第一是江青位不高，但是权很重。另外一点，周恩来实际上是非常善于人际沟通的。他知道江青的特殊地位跟特殊权力，他在每次开会做决议之前事先要跟江青沟通，事情才办得好。是不是这样？
阎：我看是这样。大概确确实实是这样。
徐：总理跟江青之间其实是工作上合作的很好，而且个人的人际关系也是很好的。
阎：关于江青和总理关系我问过戚本禹，他说：江青和总理的关系那是很好的，这是非一般中央领导人可比的。江青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他说这就证明他们关系好的一种表现。她不敢在刘少奇面前、林彪面前发脾气。戚本禹跟我说这话，是文革以后了，但我认为是一个讨论江青和总理关系的很重要的视角。
徐：关于江青跟林彪、叶群之间也是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阎老师，据你看他们之间的关系怎样？
阎：我也看到和经验过江青和林彪以及叶群之间的关系。林彪和叶群，我见过他们来钓鱼台１１楼看过一次江青。林彪来了后，就坐在会议室里，什么话也不说。也不用上水，因为他不喝水。这一次江青拿着毛主席写的一些字（A４那种纸）从楼上下来。选了几幅说送给林副主席，其余几幅说是送给老夫子陈伯达。林彪没表态，不吱声。叶群说了一句：“我们是一介武夫。”林彪没任何表示。林彪性格就是这样。（徐：那至少还是把架子端起了的。）恐怕不是摆架子，而是他的性格。（徐：林彪就是这样的人。）叶群巴结江青那可是很厉害的。她说“俺老林是紧跟主席的”。主席说怎么办，他就在主席的批语上画圈。
关于林彪签字。现在有文章披露，那是有人替他签的。专门有个人学林彪的字，替他签字。林彪身体不好，在我当江青秘书的这一年当中，叶群经常给我打电话。当时中央负责同志接见群众很多，还有观看文艺演出等。叶群经常打电话问我：“今天这个演出或者今天这个接见，江青同志去不去啊？”我问她“你去不去？”她说江青同志去，我就去。这些事情有时候我知道，我就如实告诉她；如我不知道，我就就去问过江青再告诉她。叶群有时还打电话问：江青同志想吃什么东西，你们那里如搞不到的话，我们可以想办法。对这类问题，我很烦，我这个小知识分子，还有点清高。这类电话我都贪污了，没向江青报告过。（徐：你也不屑于给她传这些话。）江青有自己的管理员，专门给她和毛主席服务，她要吃什么东西还能搞不到啊！有一次叶群派林立果，乳名老虎给江青送来两个南方西瓜，北京的西瓜还没熟，那是南方的西瓜成熟早嘛，送给江青。老虎把西瓜放到我办公室里，他也坐在一个座位上，我跟他聊天。我比他大七八岁，他是１９４５年的，我是１９３７年的。我问他一句，他答一言，不问也不吱声，挺老实的，印象不错。（徐：当初的林立果还比较老实。）就我在的一年，我说不出江青和林彪关系是好是坏。说好，我举不出例子来；说坏，我也举不出例子来。但是江青第二任秘书杨银禄讲过，九大以前，江青告诉他，叶群这人点子很多，有些问题怕将来说不清楚，凡是我和叶群通电话，都要记录。他给我打电话要记录。我给他打电话，也要记录。我在的时候，江青没跟我说过这类话。至于总理打电话，汪东兴打电话，不要记录。（徐：江青要有记录就意味着她留了一手。留一手，是怕将来说不清楚啊。这就说明他们之间有芥蒂了。江青对叶群的有戒心，有很强的戒心）在我在的这一年，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徐：阎老师，你在江青手下工作。实际上是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后来江青怎么就翻脸，就把你打成反革命？你也不会做什么反对他的事，你说说你这遭遇是怎么回事啊。？
阎：大的背景是王力、关锋倒台。王力、关锋是１９６７年８月３０号隔离审查的（徐：７２０事件之后。）关锋是我的老师。我１９６１年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红旗》杂志，分配到关锋那个组，师从关锋学习中国哲学史。
徐：关锋在中国哲学史界还是真有点功夫的，有点根底的。
阎：所以连冯友兰都讲，批判我的文章很多，他认为关锋的文章水平是最高的。
徐：所以你因为跟关锋有这种渊源关系，所以你倒霉。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阎：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徐：那具体的？
阎：关锋被隔离审查后，江青跟我说，现在你在我这儿工作，我的压力很大。
徐：什么意思呢？
阎：因为关锋出事以后，我们单位，还有你们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院，都有人写我的大字报。说“关锋是反革命，阎长贵也是反革命，因为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阎长贵在江青同志身边，是定时炸弹，我们不放心”，等等。我把这种材料，我都送给江青了；我也不能不送给江青，也不敢不送给江青。江青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跟关锋在一起不一定都是坏人啊，不一定都是反革命啊！”江青说这句话，表明对我还是比较信任的。我当时听了很高兴。江青不仅继续让我做她的秘书，还任命我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即办公室主任）。
徐：江青总不能因为你和关锋的关系，最后把你关起来。
阎：对，这是讲的背景。导火线就是当时北京某电影制片厂一个演员或者工作人员，给江青写的一封信。这封信很长，有上万字。我工作很忙，收发文件很多，电话也很多。这封信我分好几次才看完。她讲了历史上她也叫过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还说她在文革中她受到冲击；还说她有一些存款，想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她给江青写这封信的目的，显然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去她受的冲击。对这封信，我误会了。我误以为她和江青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她以及她这封信的内容都和江青没任何关系。对这信，我觉得很难处理，生怕处理错了负不起责任。究竟怎么处理？经过再三掂量，我决定把这个问题交给江青。我就给江青写了个条子附上，说：江青同志，这封信的内容中有您的名字。就送给了江青。江青拿到这封信第二天就找我谈话，戚本禹、姚文元也在场。江青把那封信往桌子上一摔，怒气冲冲地大声斥责我：“为什么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我当时吓蒙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看到这封信，我说：“这封信是不是和你有什么关系？”“你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把郭沫若的《洪波曲》借来看看。”
徐：郭沫若有本《洪波曲》，在香港出的。很出名的。
阎：我确实把《洪波曲》借来看了。《洪波曲》讲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上海文艺界的人士，有一部分去了武汉、重庆，有一部分去了延安。江青就是去延安的，但《洪波曲》并没有点人的名字，当然也没江青的名字。
徐：那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阎：尽管江青声色俱厉地斥责，但由于我心中无鬼，所以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工作。但江青对我的态度却变了。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江青不按铃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发文件。恰巧这个星期和我一同担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回家奔丧了；待杨１９６８年１月８日晚回来，１月９日上午江青起床到办公室后，我领着杨去见江青（杨是１９６７年国庆节后调来的，还未单独直接见过江青）。我向江青报告说：“江青同志，杨银禄同志回来了。”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我悻悻地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
徐：也就是说，江青正式用杨银禄取代了你，作为她的秘书？
阎：就在这一天，我向杨银禄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点钟，陈伯达、汪东兴找我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汪东兴说：“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续，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他让我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他把我送到钓鱼台警卫连连部。在路上，汪东兴很和蔼地对我说：“你没事，你的档案我都看过，你是我挑来的。”我也很坦然，认为自己既没历史问题，也没现行问题，表示不怕例行手续。送到警卫连连部所在的楼上的一间屋里，汪东兴就走了，——从此再也没见到汪东兴；文革后汪东兴告诉我，江青从此不叫他再管我的事了。这时我发现有两个警卫战士看守自己。一个在别人眼里可以“通天”的江青秘书，一夜之间就变成被警卫战士严密看管的“政治要犯”，这今非昔比的变化让我简直无法接受。这一天对我来说终生难忘，因为一年前我随戚本禹来到江青的身边时，也正是１月９日，屈指数来，与江青为伴的时日不多不少，刚好是一年——３６５天！也许这是历史的巧合，鬼使神差地让我这个“书呆子”从１９６７年１月９日的“座上客”，变成了１９６８年１月９日的“阶下囚”！
徐：那他们是怎么审查你的？叫你交代问题了吗，有什么问题呢？
阎：我虽然被看管在钓鱼台警卫连连部所在的楼上，但并不知道需要反省，而开始认真地读《毛选》和历史书，心想不叫当秘书，就回去搞我的历史研究嘛。反正当秘书也不是我要来的，而是组织上分派的。大概是被隔离的第三、四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看书。”陈伯达操着浓重的福建腔严厉地说：“还看什么书啊，要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接着慢慢而又强调地说：“王、关、戚都是坏人……”——这三个人的姓氏连在一起并称为“坏人”，我第一次听到。姚文元立即指着我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我一听这话脑袋炸了，这样不把我看成“特务”了吗？心里怎么也想不通，王力、关锋、戚本禹怎么都成了“坏人”？我怎么是他们安插在江青身边的“钉子”？心想，江青以及陈伯达，你们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现在又把和你们一起“战斗”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个一个打倒，这不是自折“股肱”！？我当时实实在在把他们看作都属于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左派”，没有什么分歧……我感到我的思想跟不上江青他们，心绪很乱。稍微冷静后，转念一想，“胳膊拧不过大腿”。在江青身边工作一年，尽管尽心尽力，也不是事事做得妥帖，让江青满意，叫检查就检查吧。于是我苦思冥想、搜肠刮肚地做起检查。
徐：是不是一直把你关押在那里，叫你反省和检查？
阎：又过了十天左右的一天晚上，可能是１月２３日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个人一起找我谈话。一开场，姚文元对我说：“你看今天谁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指陈伯达了，他当时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这是指谢富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这是指杨成武了。姚文元没说自己。他说这些话的意思，大概是向我表明，就这么一种阵势，对你要采取什么措施了。面对着这样的“阵势”，我兀地感到泰山压顶，五雷轰顶，我这样一个仅仅２２级的小干部究竟犯了什么事，居然惊动党、政、军三方这样重要的负责人？就在这四位“大人物”和我谈话的第二天，我被告知，给换换地方，——这一换就换到秦城监狱中去了。
徐：关在秦城，就和关在钓鱼台大不一样了吧？
阎：我到秦城监狱以后，换了黑色囚衣，并被冠以代号“６８２０”（大概我是１９６８年第２０个关进来的“犯人”），成了秦城监狱单独幽禁的“要犯”。最让我难以应付的并不是审讯，而是无边的孤寂，自把我投进秦城以后就再也无人过问了。终日坐在牢房里无所事事，因为连一张报纸也不给，甚至我带去的还是林彪赠送的《毛泽东选集》（１～４卷第一个横排合订本）都给没收了。我每天只能以喃喃自语，或反反复复数床头前暖气罩上的“孔”１、２、３、４……以此来打发漫漫无际的时光，真是度日如年——不，度时、度分、度秒都如年。在监狱中我有两点体会最深，一是“人是社会动物”，只要能和人联系、接触，干什么脏和累的活都可以，而单身牢房可不是人呆的地方，记得恩格斯说过“单身囚禁是最重的惩罚”，蹲半年就可能得神经病；二是“脑子是思维器官”，共产党员蹲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怎么也想不通，越想越苦恼，但又没办法不想，真难受死了。我觉得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因为提审有与人对话的机会。这种折磨死人的境况一直到１９６９年九大召开以后才稍有改善。这一年，监狱开始发给一份《人民日报》、一本《红旗》杂志，又把入监时没收的毛选发还给了我，这样我就有报纸、杂志可看，有书可读了。
徐：在秦城监狱里，他们是怎么审讯你，追查你的问题的？
阎：在七年多的监狱生涯里，提审没几次。我说，“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这大概是没蹲过“单身牢房”的人不可能体会到的。在监狱里的一切活动都是突然的，都是“奇袭”，不给你一点思想准备。连释放也是这样。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２日，专案组来监狱，突然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释放你，到湖南某农场劳动，等待结论。”这个决定念了两遍。我没想到终于有出狱的日子了；对此，真是盼星星，盼月亮。虽然专案组要我马上离开北京前往陌生的湖南某农场劳动改造，而且摆在我面前的仍将是艰难的处境，可是我格外振奋、激动，因为我又见天日了，可以跨出这牢笼了，可以看到浩大的太阳，浩大的天了。经过长达七年半的监禁生活，现在我极为渴望回到社会，回到民间。哪怕让我做再苦再累的苦工，也比独自幽禁在铁窗里强上百倍。
徐：好不容易脱离监狱，怎么都比在里面强得多吧？
阎：我要去的是位于湖南省常德的国营西洞庭农场。到农场后，不看天，不看地，急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老家写信。八年了，音讯皆无。父母想我，我想父母；还有妻子儿子想我，我……想着想着，潸然泪下，恨不能插翅飞到山东老家，立马见到父母、妻子和儿子。信发出，盼啊，盼到第十天，接到儿子写来的信——这是一个中学生写来的信，我真高兴极了。接着父母、妻子和儿子陆续来到农场，全家人团聚了，老少三代，这是八年来第一次，这是八年来没有过的事情。父母、妻子和儿子看到我还活着——活着，这是八年来他们多么想知道而又没有人能告诉他们的事情。后来父母依依不舍地回了山东老家，我和妻子、儿子则在农场安了家。
徐：关于你的案情，后来有没有什么新的说法呢？
阎：１９７５年１０月“专案组”到农场宣布关于我的结论。
其中第一条，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说我“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
徐：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
第二条结论说我包庇“５１６分子”吴传启、林聿时。吴传启、林聿时都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社会科学院）的十一、二级的干部。我当时的行政级别是２２级，我有什么资格和权力包庇他们？他们让我签字。我觉得不能签。专案组又把江青搬出来，说这是首长给你定的性。其意思就是说，我们专案组也没办法。
徐：说的都是乱七八糟的、毫无关系的事情。
阎：第一条结论的根据就是我误送给江青的那封信。这封信确实跟江青没关系，是我误会了。我说，我送这封信如果影响了江青同志工作和身体，给我什么处罚都可以，但是说我陷害江青，陷害中央负责同志，我绝对没这个心。第二条结论是胡乱编造，妄加的。
徐：得到这个结论，你在农场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又怎么样了呢？
阎：在作结论前，农场党委书记覃正彦曾跟我说，等作了结论，你就到农场党委宣传部去工作。提到覃正彦同志，我情不自禁地要介绍几句。覃正彦，１９２８年生，石门县土家族人，家庭出身下中农，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参加工作，任过乡长，石门县公安局局长，石门县委副书记、书记，参加过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文革中作为石门的头号走资派被揪斗、打倒，其罪名有鼓吹“包产到户”、为右派鸣冤叫屈、反对毛泽东思想，等等。五六年后恢复工作。１９７３年１月任西洞庭农场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他在西洞庭农场任职８年多，是农场生气勃勃的时期之一，在国营农场普遍亏损的情况下，如前所说，西洞庭农场年年盈利，是湖南和全国的红旗农场之一。覃正彦，１９８０年调任桃源县委书记，１９８３年升任常德地区纪委书记，１９８８年退到二线，１９９１年退休。覃正彦，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我们党难得的好干部。而１９７５年１１月我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结论：“妄图陷害中央负责同志”，关押七年半后还要“留党察看一年”。因而农场党委和覃正彦也没法安排我到宣传部去工作了。当时农场党委准备安排我到场部农业科工作，我的邻居是农业科的曾副科长，他跟我说：“农业科你去不得，在农业科工作，不管风里雨里都要往分场跑，你一个书生‘耐不活’。”所谓“耐不活”，湖南土话，“受不了”的意思。我接受了我邻居的这个好心的意见，得到组织允许，到农科所学校教书，我教过初中数学、政治，粉碎“四人帮”后还当了农科所学校的校长。１９７８年农场党委和覃正彦还是调我到宣传部当理论干事。在当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中，我发挥了一定作用，我给农场干部作了几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报告，受到好评；农场党委派我参加地委宣传部召开的理论研讨会，地委宣传部留我参与写研讨会的总结。１９７８年９～１２月，农场党委又送我到湖南省委党校理干班（理论干部班）学习。这些都足见农场党委对我的重视，也说明我在农场的表现还可以。“西洞庭农场是我的第二故乡”，这是我发自肺腑之言。
徐：粉碎“四人帮”之后，你的案子彻底翻过来了吧？
谈到农场，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农场党委坚决支持我要求平反的事情。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一办”专案组又给我做过一次结论。在这次结论中，当然去掉了原结论中的第一条即“陷害中央负责同志”，但其余一条仍然没有撤销，更让我不能容忍的是，他们居然又给我加上无中生有的一条，说我反对周总理。如此不负责任地强加罪名，我断然拒绝在这样的“结论”上签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是我在湖南省委党校理干班结业以后，我几次到北京要求平反，每次所需费用，农场财务部门都按出差给我报销，这不仅是切实的物质上的支持，而且更是莫大精神上的支持。这时，“中央一办”撤销了，他们管的案子都转到了组织部，组织部又把我的案子转到《红旗》杂志社，《红旗》杂志社党委（党委书记林肖硖，我党早期著名活动家林育英之子，林彪堂侄）于１９７９年９月给我“彻底平反”，并决定调我回《红旗》杂志社工作——我原来是《红旗》杂志社的干部。对这一结果，农场党委和职工非常高兴，纷纷向我表示祝贺。在这时，党委书记覃正彦亲自帮助我解决妻子和孩子的城镇户口问题，即所谓“农转非”，而这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据说是干部名额的千分之一），——农场职工看到这种情况，就问覃正彦，你来农场这么多年了，没安排自己一个亲友，为什么对阎长贵这么热心，覃正彦说：“他太老实了！”总起来一句话，我对农场党委和职工的厚爱深深感谢，永远感谢！
徐：谢谢阎老师，今天谈了这么多，都是很有意思的事。
徐：看来，农场领导和职工对你很不错啊！
阎：最后，我发几句感慨。在文革中，被发配到农场、农村和厂矿的人很多，所谓改造思想，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位曾享受过我这样被关怀被照顾的待遇。在人性之恶发展到极致的那个年代，西洞庭农场的领导和职工给了我心灵上的慰藉和温暖，令我今生今世，永难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