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回忆江青,陈伯达,周恩来,林彪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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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4年5月4日

  徐(徐友渔):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的嘉宾是阎长贵老师。阎长贵老师是文革期间江青的第一任秘书。他的亲身经历会非常地有启发性,有意思。阎长贵老师的专业是历史。除了自己在文革期间有非常重要的经历以外,他自己也写了很多书。这是新近出版的一本《问史求信集》。他不光是讲自己的亲身经历,而且使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考证文化革命的事情。因为现在关于文化革命文章和书有大量的、错误的说法,很多生编硬造的东西。阎老师不满意。他写这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订正错讹。阎老师当江青的秘书只有一年。江青是个喜怒无常的人,一年之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把阎老师打成“坐探”,关到秦城监狱,关了七年多,将近八年。当然他现在年龄很大了,仍壮心不已,在文革方面的研究开辟了很多新的领域,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首先,阎老师当江青的秘书,像这样她手下的人,她是什么态度?她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高官,还是一个颐指气使的贵妇人?阎老师会告诉我们他亲身的感受。

  阎:我给江青当秘书是戚本禹推荐的,或者说戚本禹的推荐起了主要的作用。因为我在文革中在戚本禹的领导下工作,也替他或者说做了不少事情(如代他去接见群众)。戚本禹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十八年,他和毛主席、江青都比较熟,关系比较好。我跟大家说一件事,毛主席保健医生李志绥,他给毛主席看病要向汪东兴汇报,给江青看病要向戚本禹汇报。当时戚本禹和江青的关系,要好于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文革还没正式开始,戚本禹代替田家英当秘书室主任,主要给毛主席服务。江青跟戚本禹讲了这样一句话:“在主席身边工作最忌讳结交诸侯——这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这恐怕也是当秘书的很重要的一条戒律。我给江青当秘书后,她第一次和我谈话说:“从今以后你在我这里工作,除了我交代你任务外,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再给你布置工作和任务。这是纪律。我们都是党员,你要对党负责,对我负责。”所以当时江青评价田家英,说他一仆二主。就是说他除了给毛主席服务外,还和刘少奇有交往。

  徐:一仆二主,这话很尖刻。

  阎:田家英被打倒后,戚本禹接替了秘书室主任的工作。秘书室后来改成秘书局。我在当江青秘书的一年——整整一年(从1967年1月9日到1968年1月9日,365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觉得江青还像一个正常人。她对工作人员还不像后来,据说后来她对工作人员,张口就骂,动手就打;她骂人我经历过,打我没见过。她骂人时说,你个人主义,你怎么不好,你给我滚。江青经常说,“她是一个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就没有其他的了,她连星期天也没休息过。过去江青经常玩猴子、玩狗,还打扑克。而她在1967年那一年什么其他活动也没有,在这一年她就是搞政治,全心全意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陈伯达是组长;而实际上她比组长还厉害,是不是组长的组长。她在文革小组专政。

  徐:江青对你们工作人员如何?

  阎: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格。而说江青难伺候,在1967年还不是很明显。

  徐:“江青难伺候”,很多人都这样说,流传很广,你的感觉不是。

  阎:我在的那一年,我确实觉得她还比较正常。在去给江青当秘书以前。我就在江青办信组工作,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我是负责人。跟江青比较熟了。她选秘书的情况和过程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她没秘书。她当时的一个警卫员名叫孙立志,大家都喊他孙秘书。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江青说你还有一点劳动人民的味道,还没被化掉。”当时不是流传着这样一种对大学生的说法嘛:“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我认为江青说我“没被化掉”,这是对我很高的评价。我当时不知道江青这样说的真意是什么。我跟孙立志同志说:“谢谢江青同志。”在宣布我当江青秘书,戚本禹并把我送到江青住的钓鱼台11楼(江青的代号“11楼”)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江青不理我。作为机要秘书,我管收发文件,但把文件送给江青还要通过警卫员,江青往外发文件,也要通过警卫员交给我,再由我登记和发出。就是说,我不能直接接触江青。我不解其故。我问戚本禹这是为什么?戚说他不知道。我跟戚说,秘书就这样当法没点意思,还不如原来在办公室(16楼)给江青办信好呢。我很纳闷,十多天后,我又问孙立志,他心平气和地告诉我:“这叫试用阶段。”这样,我稍微懂得了一点。有一次在十七楼看电影时,康生夫人曹轶欧看到我,有点惊讶地跟我说:“你到11楼工作了!”我觉问得奇怪,我想在11楼工作和在16楼工作还有什么不同。直到一个多月以后,江青才和我第一次谈话,其内容我前面已说过了。

  徐:那后来的情况怎样呢?

  阎:我谈谈江青和我第一次谈话的起因。我在当江青的秘书前,一直在戚本禹领导下工作,他经常布置我这种事或那种事。我到江青那里后,她一个多月不理我,当然也没有向我布置过什么事情。戚本禹仍然有时布置我一些事情。江青第一次和我正式谈话就是戚叫我做的一件事情引起的。在1967年一二月间,当时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办)也分成两派。汪东兴支持一派,戚本禹支持一派,两派斗争很厉害。戚本禹支持的这一派受到压制,有的都哭了。受谁的压制?戚本禹告诉我受汪东兴的压制。汪东兴说,中办机要局那一派已被打成反革命。秘书局一派和机要局那一派是一对“孪生子”。这也就是说秘书局一派也是反革命,因此受到压制。一天下午,戚本禹派我到秘书局去了解情况。

  说到秘书局的情况戚本禹是很熟悉的。他在那里工作了18年,有不少要好的朋友,他的妻子也在那里工作。此时他还担任着秘书局的副局长。他为什么还要派我去了解情况呢?显然他要利用我当江青秘书的身份。戚本禹派我去了解情况,我就欣然去了。我到秘书局见了几个和戚本禹熟的几个人,听他们谈了一些情况。回来以后,我就写了报告。报告的抬头是:“本禹同志并江青同志”——了解情况是戚派我去的,当然回来我要首先向他汇报。我把报告拿给戚本禹看,他居然说:“我不管。”我说:“唉,怪了,你叫我去了解情况,你怎么不管呢?”他还是说:“我不管!”我说:“你不管,怎么办?”他问我:“你敢不敢把这个材料送给江青同志?”我当时也年轻气盛。我说:“我去了解情况我有什么不敢的!”那我就立刻从戚本禹办公室回到我的办公室,即从16楼回到11楼。我把戚本禹的名字勾掉,光写江青,又重抄一遍(当时没有电脑),通过警卫员送给了江青。江青看了这封信,第二天就找我谈话。她说:“你说的情况可能是对的,我从别的渠道也听到了,但是这件事情你不要去管了。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工作。我们都是党员,你要对党负责,对我负责,这是纪律。从今以后其它任何人不能再分配你工作或任务。”她看出了这个不是我个人行为,是别人派我去的。

  徐:刚才阎老师讲的其中奥妙,我体会到了。这就是戚本禹派你去做这件事,但是他又要摆脱关系,说什么“我不管”。

  阎:如果江青在这份材料上批示:“请本禹同志去处理。”——这正是戚本禹所希望的。这样他不就“师出有名,名正言顺”了。这是戚本禹和江青斗法,戚本禹输了!

  徐:事情很复杂。戚本禹的政治对手是汪东兴。江青也不便管。你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毛头也不懂。所以她交代你当秘书应该怎么当。这看起来政治确实是件很复杂的事情。阎老师我问你,你给江青当秘书的时候,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他虽然是第一副组长。但我们都知道,有很长一段时间,陈伯达实际上是一个摆设,起的作用并不大。实际上江青有一点太上皇的味道。那据你的近距离观察,江青在文化革命中间跟其他的那些位高权重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怎样?

  阎:这里有一个变化过程。一开始江青还是很尊重陈伯达的。因为毕竟是组长,她只是副组长(尽管是第一副组长)啊。1967年8月,陈伯达生病需要住院。江青叫医生把医疗器械搬到钓鱼台来检查。理由是:“帅不离位。”医生说:器械很多、很重,很难搬来。没办法就只好住到住301医院。中共中央于8月30日发出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这使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言论和行动,更有法理根据,更名正言顺。?

  徐:那陈伯达也是对权力很看重的人,那这会不会引起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

  阎:陈伯达有个绰号叫“老夫子”,他是个书生。这个人,应当说有学问。在中央领导人中,他的学问应当是比较深的。周总理称陈伯达是我们党内最能把毛泽东思想融会贯通的人。众所周知,陈伯达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陈伯达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而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选为政治局常委,陶铸在的时候,他是第五号人物,而陶铸被打倒后,他就是四号人物了。

  江青地位也是非常高的,非常突出的。曾志,即陶铸夫人讲过,江青是毛主席夫人这个地位比政治局委员都重要。

  徐:当毛泽东的老婆比党政治局委员还重要。

  阎:她在文革以前跟毛主席到广东去。看文件的话,政治局的文件,她都可以看。她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她政治局委员比常委权力都大。我跟你说,哪一个常委出去游玩,去休养,海南也好,青岛也好,要政治局委员陪同的?而江青到青岛,到海南去玩,政治局委员吴法宪陪同,有时还两个政治局委员吴法宪、李作鹏陪同。哪一个政治局常委有这个待遇?没有吧。江青的地位、权力、特权确实都很高。举个例子说,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陈伯达主持。第二天8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徐:喔唷,我们都没注意到)。当时我看到也没觉得是怎么的。现在看来却是一个谜。但这恐怕是永远解不开的谜。这个谜现在也说不清楚。报道 “参加接见会的还有陶铸”,而陶铸是四号人物,是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江青没法比的啊。中国是很注意这个名字排位的。(徐:我们党对排位是非常讲究的)对这个报道也没见毛主席提出批评。(徐:四号人物都是被“还有”)不仅正文这样说,还上了提要。不知这是谁出的主意。陶铸当时是中央宣传部长,是不是他?不得而知。

  徐:阎老师根据你的讲述,江青处在那么高的地位,她的权力来源显然是毛泽东了。依仗她是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在毛泽东要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搞了一些自己的东西,是结党营私,还是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据你的体会和观察,她是哪一种情况?

  阎:我看从总体上讲,江青主要是执行毛主席指示。文革中重大战略部署重大决策,都是毛主席制定的。江青自己也说(大意):“从(1966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以后,我执行的都是中央的部署,毛主席的部署,或毛主席的指示,我没有自己的什么纲领。”陈伯达在常委会上公开讲,我在中央文革小组中不过是个“刘盆子”。(徐:就是说他是傀儡)在中央文革小组中陈伯达以及康生都是看江青眼色行事的。

  徐:康生跟陈伯达都是看江青脸色行事?

  阎:对,在文革初期,直呼江青其名的,除了毛主席以外,就是康生。这大概是从延安沿袭下来的习惯。康生比毛主席小五六岁,他生于1898年,毛主席生于1893年。毛主席也说“康老”,这是一个习惯叫法。康生直呼江青其名,并不说明康生不怕江青,对江青不尊重。后来康生给江青写关于八大的中央委员某些人的名单时,信封上就写:“呈江青同志亲启”。

  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都听江青讲,她什么都讲,都敢讲,都能讲。她如果和陈伯达发生什么争论,她就会把陈伯达叫到另外一个房间里,他俩统一思想后回来,别人,包括康生都等着。我说江青在文革小组中专政,那是一点不假的。

  徐:那江青跟总理的关系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总理的资格非常老,地位非常高,是党内第三号人物,照理讲,江青应该很尊重总理。但是好像反过来了,总理尊重江青表现地更明显一点。你的观察,如何?

  阎:江青和总理的关系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谈这个问题的文章和书很多了。其中有个观点,说江青文革一开始就要打倒周恩来,就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徐:那是怎么一种情况?

  阎:1967年1月—1968年1月,我在当江青秘书的一年中,总理经常到江青这里来。他来以前总是先给我打电话。他说:“长贵同志,江青同志现在干什么?是工作还是休息?我想到那里去一下。”

  所谓休息就是睡觉,总理当然就不来,所谓工作就是看文件,总理就会来。我就报告给江青。在这一年中,我没有发现一次江青不让总理来。她总是说:“好,欢迎。”

  有人生编硬造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在这方面最鲜明的一个例子,就是北京社会科学院一个名叫林青山的研究人员。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1988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说:江青在接周恩来电话时,她要我“把一个只有火柴盒大小的窃听装置”递给她,她把这个小“火柴盒”放在拿听筒的手里。电话打完后,“‘叭’一声,江青使劲把电话一摔,‘真是混蛋。简直比狐狸还狡猾!’江青狠狠地骂了一句。”江青又把手里的窃听器递给站在一旁的我,并向我布置:“你把录音都记录下来,交给我。”(参见该书第293、297页)从林青山的叙述中还可以看出,江青这样做并不是偶尔为之,而是经常的。这完全是瞎编。我严肃认真地说,江青一次也没有叫我做过这种事,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江青做这种事。

  谈江青和总理的关系,不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脱离开毛泽东。总理对江青迁就又迁就,忍让又忍让,为什么?因为江青背后站着毛泽东。陈伯达不止一次说过一句很直白而又很深刻的话:“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见《陈伯达遗稿》,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第89-90页)江青是通天的,总理对江青的态度是他对毛泽东态度的延伸。江青也知道她在很多方面都得靠总理。她建国以后的工作都是总理给安排的,在文革中她想职务攀升也离不开总理。她1956年成为毛主席五大秘书之一是总理提议的,1969年在九大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无疑也有总理帮忙。这是从她本人的利害关系而言。而她对总理的态度,从根本上讲,也是以毛泽东对总理的态度为转移的。毛主席经常敲打总理,在每一次敲打时,江青都比毛主席走得更远,从思想方法讲,她比毛主席更极端。江青认为总理成为她实现野心的障碍而必须打倒,恐怕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后。因此,不论从情理看,还是从实际讲,说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总理视为“眼中钉”,就要打倒总理,是不对的,不符合历史事实。

  徐:应说明两点。第一点,总理对江青是格外的尊重,想见他都要客气地要征求她什么意见。但江青对总理也是格外的尊重,每一次总理求见(阎:不是求见,不是求见!),都是允许了的,没有什么犹豫,是吧?

  阎:对。为什么这样?我有个考虑。总理为什么要找江青?因为二月逆流,就是1967年2月16号所谓“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以后,不是成立了一个中央文革碰头会嘛,这就是中央最高的议事和决策机构。这个会议谁主持?总理。商议问题,江青仿佛具有一票否决权。总理为了节约时间往往要和江青提前商量。(徐:事先沟通?)事先沟通,对。(徐:江青不同意就不行?)我想是这样的。我是没当过兵的,我是个书生,我还代理过警卫员。1967年4月份,原来的警卫员孙立志查出有肝炎。肝炎不是传染病嘛,要离开首长。当时警卫局、办公厅,另给江青派了一个姓杨的人,做警卫员。干了一天,江青跟我说,我怕见生人。确实她一见生人,就出汗。她说你给我当一段警卫员吧。我说我没当过兵,我一点警卫知识都没有。她说当警卫员不就是跟着出去吗?!(徐:就是跟她出去)我不好推辞,就做了。我比江青矮一些。我给她披衣服都披不上。在我代理警卫员期间,我见过总理不止一次坐江青的车,但没见过江青没坐过总理的车。为什么总理要坐江青的车?当时我想过这个问题。我也不记得他们谈过什么了。我觉得就是总理要和江青商量事情。因为文革小组碰头会是总理主持,总理要预先和江青讨论和商量一些问题。但有一次总理说的话,我记得很清楚。总理说:现在好了,有主席、林副主席掌舵,具体事情我们来做。对这话,我倒没听到江青有什么反应。

  徐:根据阎老师谈的可以说明两点。第一是江青位不高,但是权很重。另外一点,周恩来实际上是非常善于人际沟通的。他知道江青的特殊地位跟特殊权力,他在每次开会做决议之前事先要跟江青沟通,事情才办得好。是不是这样?

  阎:我看是这样。大概确确实实是这样。

  徐:总理跟江青之间其实是工作上合作的很好,而且个人的人际关系也是很好的。

  阎:关于江青和总理关系我问过戚本禹,他说:江青和总理的关系那是很好的,这是非一般中央领导人可比的。江青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他说这就证明他们关系好的一种表现。她不敢在刘少奇面前、林彪面前发脾气。戚本禹跟我说这话,是文革以后了,但我认为是一个讨论江青和总理关系的很重要的视角。

  徐:关于江青跟林彪、叶群之间也是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阎老师,据你看他们之间的关系怎样?

  阎:我也看到和经验过江青和林彪以及叶群之间的关系。林彪和叶群,我见过他们来钓鱼台11楼看过一次江青。林彪来了后,就坐在会议室里,什么话也不说。也不用上水,因为他不喝水。这一次江青拿着毛主席写的一些字(A4那种纸)从楼上下来。选了几幅说送给林副主席,其余几幅说是送给老夫子陈伯达。林彪没表态,不吱声。叶群说了一句:“我们是一介武夫。”林彪没任何表示。林彪性格就是这样。(徐:那至少还是把架子端起了的。)恐怕不是摆架子,而是他的性格。(徐:林彪就是这样的人。)叶群巴结江青那可是很厉害的。她说“俺老林是紧跟主席的”。主席说怎么办,他就在主席的批语上画圈。

  关于林彪签字。现在有文章披露,那是有人替他签的。专门有个人学林彪的字,替他签字。林彪身体不好,在我当江青秘书的这一年当中,叶群经常给我打电话。当时中央负责同志接见群众很多,还有观看文艺演出等。叶群经常打电话问我:“今天这个演出或者今天这个接见,江青同志去不去啊?”我问她“你去不去?”她说江青同志去,我就去。这些事情有时候我知道,我就如实告诉她;如我不知道,我就就去问过江青再告诉她。叶群有时还打电话问:江青同志想吃什么东西,你们那里如搞不到的话,我们可以想办法。对这类问题,我很烦,我这个小知识分子,还有点清高。这类电话我都贪污了,没向江青报告过。(徐:你也不屑于给她传这些话。)江青有自己的管理员,专门给她和毛主席服务,她要吃什么东西还能搞不到啊!有一次叶群派林立果,乳名老虎给江青送来两个南方西瓜,北京的西瓜还没熟,那是南方的西瓜成熟早嘛,送给江青。老虎把西瓜放到我办公室里,他也坐在一个座位上,我跟他聊天。我比他大七八岁,他是1945年的,我是1937年的。我问他一句,他答一言,不问也不吱声,挺老实的,印象不错。(徐:当初的林立果还比较老实。)就我在的一年,我说不出江青和林彪关系是好是坏。说好,我举不出例子来;说坏,我也举不出例子来。但是江青第二任秘书杨银禄讲过,九大以前,江青告诉他,叶群这人点子很多,有些问题怕将来说不清楚,凡是我和叶群通电话,都要记录。他给我打电话要记录。我给他打电话,也要记录。我在的时候,江青没跟我说过这类话。至于总理打电话,汪东兴打电话,不要记录。(徐:江青要有记录就意味着她留了一手。留一手,是怕将来说不清楚啊。这就说明他们之间有芥蒂了。江青对叶群的有戒心,有很强的戒心)在我在的这一年,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徐:阎老师,你在江青手下工作。实际上是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后来江青怎么就翻脸,就把你打成反革命?你也不会做什么反对他的事,你说说你这遭遇是怎么回事啊。?

  阎:大的背景是王力、关锋倒台。王力、关锋是1967年8月30号隔离审查的(徐:720事件之后。)关锋是我的老师。我1961年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红旗》杂志,分配到关锋那个组,师从关锋学习中国哲学史。

  徐:关锋在中国哲学史界还是真有点功夫的,有点根底的。

  阎:所以连冯友兰都讲,批判我的文章很多,他认为关锋的文章水平是最高的。

  徐:所以你因为跟关锋有这种渊源关系,所以你倒霉。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阎: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徐:那具体的?

  阎:关锋被隔离审查后,江青跟我说,现在你在我这儿工作,我的压力很大。

  徐:什么意思呢?

  阎:因为关锋出事以后,我们单位,还有你们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院,都有人写我的大字报。说“关锋是反革命,阎长贵也是反革命,因为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阎长贵在江青同志身边,是定时炸弹,我们不放心”,等等。我把这种材料,我都送给江青了;我也不能不送给江青,也不敢不送给江青。江青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跟关锋在一起不一定都是坏人啊,不一定都是反革命啊!”江青说这句话,表明对我还是比较信任的。我当时听了很高兴。江青不仅继续让我做她的秘书,还任命我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即办公室主任)。

  徐:江青总不能因为你和关锋的关系,最后把你关起来。

  阎:对,这是讲的背景。导火线就是当时北京某电影制片厂一个演员或者工作人员,给江青写的一封信。这封信很长,有上万字。我工作很忙,收发文件很多,电话也很多。这封信我分好几次才看完。她讲了历史上她也叫过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还说她在文革中她受到冲击;还说她有一些存款,想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她给江青写这封信的目的,显然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去她受的冲击。对这封信,我误会了。我误以为她和江青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她以及她这封信的内容都和江青没任何关系。对这信,我觉得很难处理,生怕处理错了负不起责任。究竟怎么处理?经过再三掂量,我决定把这个问题交给江青。我就给江青写了个条子附上,说:江青同志,这封信的内容中有您的名字。就送给了江青。江青拿到这封信第二天就找我谈话,戚本禹、姚文元也在场。江青把那封信往桌子上一摔,怒气冲冲地大声斥责我:“为什么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我当时吓蒙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看到这封信,我说:“这封信是不是和你有什么关系?”“你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把郭沫若的《洪波曲》借来看看。”

  徐:郭沫若有本《洪波曲》,在香港出的。很出名的。

  阎:我确实把《洪波曲》借来看了。《洪波曲》讲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上海文艺界的人士,有一部分去了武汉、重庆,有一部分去了延安。江青就是去延安的,但《洪波曲》并没有点人的名字,当然也没江青的名字。

  徐:那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阎:尽管江青声色俱厉地斥责,但由于我心中无鬼,所以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工作。但江青对我的态度却变了。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江青不按铃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发文件。恰巧这个星期和我一同担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回家奔丧了;待杨1968年1月8日晚回来,1月9日上午江青起床到办公室后,我领着杨去见江青(杨是1967年国庆节后调来的,还未单独直接见过江青)。我向江青报告说:“江青同志,杨银禄同志回来了。”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我悻悻地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

  徐:也就是说,江青正式用杨银禄取代了你,作为她的秘书?

  阎:就在这一天,我向杨银禄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点钟,陈伯达、汪东兴找我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汪东兴说:“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续,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他让我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他把我送到钓鱼台警卫连连部。在路上,汪东兴很和蔼地对我说:“你没事,你的档案我都看过,你是我挑来的。”我也很坦然,认为自己既没历史问题,也没现行问题,表示不怕例行手续。送到警卫连连部所在的楼上的一间屋里,汪东兴就走了,——从此再也没见到汪东兴;文革后汪东兴告诉我,江青从此不叫他再管我的事了。这时我发现有两个警卫战士看守自己。一个在别人眼里可以“通天”的江青秘书,一夜之间就变成被警卫战士严密看管的“政治要犯”,这今非昔比的变化让我简直无法接受。这一天对我来说终生难忘,因为一年前我随戚本禹来到江青的身边时,也正是1月9日,屈指数来,与江青为伴的时日不多不少,刚好是一年——365天!也许这是历史的巧合,鬼使神差地让我这个“书呆子”从1967年1月9日的“座上客”,变成了1968年1月9日的“阶下囚”!

  徐:那他们是怎么审查你的?叫你交代问题了吗,有什么问题呢?

  阎:我虽然被看管在钓鱼台警卫连连部所在的楼上,但并不知道需要反省,而开始认真地读《毛选》和历史书,心想不叫当秘书,就回去搞我的历史研究嘛。反正当秘书也不是我要来的,而是组织上分派的。大概是被隔离的第三、四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看书。”陈伯达操着浓重的福建腔严厉地说:“还看什么书啊,要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接着慢慢而又强调地说:“王、关、戚都是坏人……”——这三个人的姓氏连在一起并称为“坏人”,我第一次听到。姚文元立即指着我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我一听这话脑袋炸了,这样不把我看成“特务”了吗?心里怎么也想不通,王力、关锋、戚本禹怎么都成了“坏人”?我怎么是他们安插在江青身边的“钉子”?心想,江青以及陈伯达,你们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现在又把和你们一起“战斗”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个一个打倒,这不是自折“股肱”!?我当时实实在在把他们看作都属于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左派”,没有什么分歧……我感到我的思想跟不上江青他们,心绪很乱。稍微冷静后,转念一想,“胳膊拧不过大腿”。在江青身边工作一年,尽管尽心尽力,也不是事事做得妥帖,让江青满意,叫检查就检查吧。于是我苦思冥想、搜肠刮肚地做起检查。

  徐:是不是一直把你关押在那里,叫你反省和检查?

  阎:又过了十天左右的一天晚上,可能是1月23日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个人一起找我谈话。一开场,姚文元对我说:“你看今天谁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指陈伯达了,他当时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这是指谢富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这是指杨成武了。姚文元没说自己。他说这些话的意思,大概是向我表明,就这么一种阵势,对你要采取什么措施了。面对着这样的“阵势”,我兀地感到泰山压顶,五雷轰顶,我这样一个仅仅22级的小干部究竟犯了什么事,居然惊动党、政、军三方这样重要的负责人?就在这四位“大人物”和我谈话的第二天,我被告知,给换换地方,——这一换就换到秦城监狱中去了。

  徐:关在秦城,就和关在钓鱼台大不一样了吧?

  阎:我到秦城监狱以后,换了黑色囚衣,并被冠以代号“6820”(大概我是1968年第20个关进来的“犯人”),成了秦城监狱单独幽禁的“要犯”。最让我难以应付的并不是审讯,而是无边的孤寂,自把我投进秦城以后就再也无人过问了。终日坐在牢房里无所事事,因为连一张报纸也不给,甚至我带去的还是林彪赠送的《毛泽东选集》(1~4卷第一个横排合订本)都给没收了。我每天只能以喃喃自语,或反反复复数床头前暖气罩上的“孔”1、2、3、4……以此来打发漫漫无际的时光,真是度日如年——不,度时、度分、度秒都如年。在监狱中我有两点体会最深,一是“人是社会动物”,只要能和人联系、接触,干什么脏和累的活都可以,而单身牢房可不是人呆的地方,记得恩格斯说过“单身囚禁是最重的惩罚”,蹲半年就可能得神经病;二是“脑子是思维器官”,共产党员蹲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怎么也想不通,越想越苦恼,但又没办法不想,真难受死了。我觉得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因为提审有与人对话的机会。这种折磨死人的境况一直到1969年九大召开以后才稍有改善。这一年,监狱开始发给一份《人民日报》、一本《红旗》杂志,又把入监时没收的毛选发还给了我,这样我就有报纸、杂志可看,有书可读了。

  徐:在秦城监狱里,他们是怎么审讯你,追查你的问题的?

  阎:在七年多的监狱生涯里,提审没几次。我说,“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这大概是没蹲过“单身牢房”的人不可能体会到的。在监狱里的一切活动都是突然的,都是“奇袭”,不给你一点思想准备。连释放也是这样。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来监狱,突然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释放你,到湖南某农场劳动,等待结论。”这个决定念了两遍。我没想到终于有出狱的日子了;对此,真是盼星星,盼月亮。虽然专案组要我马上离开北京前往陌生的湖南某农场劳动改造,而且摆在我面前的仍将是艰难的处境,可是我格外振奋、激动,因为我又见天日了,可以跨出这牢笼了,可以看到浩大的太阳,浩大的天了。经过长达七年半的监禁生活,现在我极为渴望回到社会,回到民间。哪怕让我做再苦再累的苦工,也比独自幽禁在铁窗里强上百倍。

  徐:好不容易脱离监狱,怎么都比在里面强得多吧?

  阎:我要去的是位于湖南省常德的国营西洞庭农场。到农场后,不看天,不看地,急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老家写信。八年了,音讯皆无。父母想我,我想父母;还有妻子儿子想我,我……想着想着,潸然泪下,恨不能插翅飞到山东老家,立马见到父母、妻子和儿子。信发出,盼啊,盼到第十天,接到儿子写来的信——这是一个中学生写来的信,我真高兴极了。接着父母、妻子和儿子陆续来到农场,全家人团聚了,老少三代,这是八年来第一次,这是八年来没有过的事情。父母、妻子和儿子看到我还活着——活着,这是八年来他们多么想知道而又没有人能告诉他们的事情。后来父母依依不舍地回了山东老家,我和妻子、儿子则在农场安了家。

  徐:关于你的案情,后来有没有什么新的说法呢?

  阎:1975年10月“专案组”到农场宣布关于我的结论。

  其中第一条,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说我“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

  徐: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

  第二条结论说我包庇“516分子”吴传启、林聿时。吴传启、林聿时都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社会科学院)的十一、二级的干部。我当时的行政级别是22级,我有什么资格和权力包庇他们?他们让我签字。我觉得不能签。专案组又把江青搬出来,说这是首长给你定的性。其意思就是说,我们专案组也没办法。

  徐:说的都是乱七八糟的、毫无关系的事情。

  阎:第一条结论的根据就是我误送给江青的那封信。这封信确实跟江青没关系,是我误会了。我说,我送这封信如果影响了江青同志工作和身体,给我什么处罚都可以,但是说我陷害江青,陷害中央负责同志,我绝对没这个心。第二条结论是胡乱编造,妄加的。

  徐:得到这个结论,你在农场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又怎么样了呢?

  阎:在作结论前,农场党委书记覃正彦曾跟我说,等作了结论,你就到农场党委宣传部去工作。提到覃正彦同志,我情不自禁地要介绍几句。覃正彦,1928年生,石门县土家族人,家庭出身下中农,1949年11月参加工作,任过乡长,石门县公安局局长,石门县委副书记、书记,参加过1962年七千人大会。文革中作为石门的头号走资派被揪斗、打倒,其罪名有鼓吹“包产到户”、为右派鸣冤叫屈、反对毛泽东思想,等等。五六年后恢复工作。1973年1月任西洞庭农场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他在西洞庭农场任职8年多,是农场生气勃勃的时期之一,在国营农场普遍亏损的情况下,如前所说,西洞庭农场年年盈利,是湖南和全国的红旗农场之一。覃正彦,1980年调任桃源县委书记,1983年升任常德地区纪委书记,1988年退到二线,1991年退休。覃正彦,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我们党难得的好干部。而1975年11月我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结论:“妄图陷害中央负责同志”,关押七年半后还要“留党察看一年”。因而农场党委和覃正彦也没法安排我到宣传部去工作了。当时农场党委准备安排我到场部农业科工作,我的邻居是农业科的曾副科长,他跟我说:“农业科你去不得,在农业科工作,不管风里雨里都要往分场跑,你一个书生‘耐不活’。”所谓“耐不活”,湖南土话,“受不了”的意思。我接受了我邻居的这个好心的意见,得到组织允许,到农科所学校教书,我教过初中数学、政治,粉碎“四人帮”后还当了农科所学校的校长。1978年农场党委和覃正彦还是调我到宣传部当理论干事。在当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中,我发挥了一定作用,我给农场干部作了几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报告,受到好评;农场党委派我参加地委宣传部召开的理论研讨会,地委宣传部留我参与写研讨会的总结。1978年9~12月,农场党委又送我到湖南省委党校理干班(理论干部班)学习。这些都足见农场党委对我的重视,也说明我在农场的表现还可以。“西洞庭农场是我的第二故乡”,这是我发自肺腑之言。

  徐:粉碎“四人帮”之后,你的案子彻底翻过来了吧?

  谈到农场,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农场党委坚决支持我要求平反的事情。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一办”专案组又给我做过一次结论。在这次结论中,当然去掉了原结论中的第一条即“陷害中央负责同志”,但其余一条仍然没有撤销,更让我不能容忍的是,他们居然又给我加上无中生有的一条,说我反对周总理。如此不负责任地强加罪名,我断然拒绝在这样的“结论”上签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是我在湖南省委党校理干班结业以后,我几次到北京要求平反,每次所需费用,农场财务部门都按出差给我报销,这不仅是切实的物质上的支持,而且更是莫大精神上的支持。这时,“中央一办”撤销了,他们管的案子都转到了组织部,组织部又把我的案子转到《红旗》杂志社,《红旗》杂志社党委(党委书记林肖硖,我党早期著名活动家林育英之子,林彪堂侄)于1979年9月给我“彻底平反”,并决定调我回《红旗》杂志社工作——我原来是《红旗》杂志社的干部。对这一结果,农场党委和职工非常高兴,纷纷向我表示祝贺。在这时,党委书记覃正彦亲自帮助我解决妻子和孩子的城镇户口问题,即所谓“农转非”,而这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据说是干部名额的千分之一),——农场职工看到这种情况,就问覃正彦,你来农场这么多年了,没安排自己一个亲友,为什么对阎长贵这么热心,覃正彦说:“他太老实了!”总起来一句话,我对农场党委和职工的厚爱深深感谢,永远感谢!

  徐:谢谢阎老师,今天谈了这么多,都是很有意思的事。

  徐:看来,农场领导和职工对你很不错啊!

  阎:最后,我发几句感慨。在文革中,被发配到农场、农村和厂矿的人很多,所谓改造思想,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位曾享受过我这样被关怀被照顾的待遇。在人性之恶发展到极致的那个年代,西洞庭农场的领导和职工给了我心灵上的慰藉和温暖,令我今生今世,永难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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