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断教育街5
命运给我留下了一段令人回味的自我解放和享受自由的时光，当时不知道这点可怜的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被抓个正着，以为自己是应验了卡夫卡的话：“因自由而迷失”。
回到北京后，恢复读禁书，读到好的句子，还抄录下来激励自己（见下图，那段著名的马克思的话应该不是禁书）。当时没多少书不是“封资修”的，只有《毛选》、马列全集、鲁迅著作，还有唯物论哲学和科学书籍，以及共产国际的一些人物传记。郭沫若为了迎合毛主席扬李抑杜，写了本《李白与杜甫》，其中杜甫 的“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被郭老考证为地主阶级，因为杜家拥有这么多的茅草。书中充斥了有很多类似的荒谬的考证，难怪有人说：“郭老这是把杜甫的诗当成检讨写呢”。
中国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寥寥无几，有那么几本都是遵循“阶级斗争”的套路，就连当红的乔冠华都感叹道：“冷眼看文坛，天下一浩然”（浩然 ：《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作者）。
为了评《水浒》、批林批孔批周公，《水浒》、《论语》等可以读了，代价是要写批判稿，最头疼的是如何找出宋江、孔丘、儒家与林彪的关系并加以批判。《红楼梦》也让读了，因为毛主席说此书是思想和艺术结合得最好的古典小说，要读N遍，要当历史读，重点学习曹雪芹对封建社会的揭露。读完了的确痛恨封建社会，不然林黛玉能死得如此凄惨？全然忘记林妹妹是“流香汗”的地主阶级小姐。后来江青推荐六大世界名著（《飘》、《红字》、《基督山恩仇记》、《红与黑》、记不清另外两本），看来还是不相信群众，小老百姓只能读“旗手”读过的书。文革后期有了“内部书店”，只要有关系，可以买到或借到《切·格瓦拉》、《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等书。
家里没大人，母亲托邻居李家照顾我，李家的老闺女小毛姐晚上在我家住。我们常常通宵达旦地看书，或者听短波，能听到朝鲜台，觉得听懂了“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一词组，与汉语很像，播音员的声音急促、亢奋。一个叫“益友之声” 的香港基督教电台，播音员用缓慢、温柔的声音宣扬博爱。我们边听边批，因为毛主席说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批是为了听，两种“人格”在我们的头脑里“互掐”。
小毛姐是北京71届初中毕业，与70届一样，除了家庭和个人有问题的都留城，小毛姐进了工厂。工厂有一大批这样的年轻人，这意味着丰富的旧书来源。除了旧书，还有旧唱片。一天，小毛姐下班带回来一张旧唱片，是印度尼西亚民歌。当唱针与唱片接触的一霎那，被“红歌”“狂轰滥炸”了多年的我们立刻陶醉了。这些歌曲包括《哎吆！妈妈》、《星星索》、《美丽的梭罗河》等。后来小毛姐又搞来一些唱片，有南斯拉夫的《深深的海洋》、墨西哥的《鸽子》、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等，这样连续不断地听了很多歌。我们用心记住了这些歌的旋律和歌词，一遍遍地听、跟着唱，因为每个唱片只有一两天的时间在我们这里。唱得忘乎所以，把革命理想抛到了九霄云外。
在学校里，我终于有了一个在自习课上相谈甚欢的好朋友。教室里经常进行座位大调换，一次调换之后，放坐在了我的旁边。她的名字来自“大鸣大放”，非常聪明好学，尤其喜欢英语，我们在自习课上切磋英文学习。
可是好景不长，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被分开，我被调到另一个座位。新的座位在玲的后面，我俩立即成了好朋友。玲写字极有天分，功夫超群，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的性格外向、开朗、活泼，特别喜欢说笑。玲常公开地抱怨文革使她父母和哥哥姐姐都收到了冲击，这使我们走得更近了。下午的自习课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教她唱新学来的歌，第一首就是《哎呦！妈妈》，这歌令人轻松愉快，那点含蓄的爱情表达为歌增添了神秘感；她教我唱《小白船》。我们小声地一起唱，自习课教室混乱、噪音很大，我们的声音很小，根本不足以PK教室的“主流”噪音。
忽然平地起风雷！就在我自我感觉良好、认为已经完全融入北京中学生生活之际，班长（“漫漫求学路”之五）找我谈话，这是我们第一次谈话，我还以为要入团了，喜出望外。实然她不容分说把我狠批了一顿，她站在革命大道理的制高点上，居高临下，以势压人，而且声色俱厉。我好不惊讶，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惹她这么生气，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人这样训斥过我。我的“罪状”有二：其一是和玲一起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说团员玉（上一篇）因为与玲交友，受了玲的影响，思想落后了，在入团问题上走了一个大弯路。其二是唱“黄歌”，接下来就是资产阶级腐朽的流氓习气、自由主义等一摞大帽子，让我接应不暇。我这才意识到，我，而非“魔头”（上一篇），才是班里最大的问题。
班长说要想入团就得与玲划清界限，还要彻底检讨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云云。我们唱歌的声音很小，距班长至少有两排座位，我至今不清楚她是如何知道的？至于妄议文革，班长早就知道了，因为玲大大咧咧的，和别人也说过。我被告知要在思想汇报中彻底检查，就这样被推到了灵魂的十字路口，要入团？还是要友谊和自由？（将在下集细述。）
大学毕业前后，多年不见也无联系的班长突然找到我，她神情憔悴，完全没有了初三时团干部的神气。她说高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干重活把身体搞坏了，表明她自己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她说话的态度谦和、友善，令我感慨万分：如果没有入团这事，或许我们能成为朋友。我们谁也没提过去，即使我们可以无言地释怀过去，却不知道如何一起走向将来，只好相忘于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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