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七）
在我还有不到一个月就刑满时，沈抗来茶淀劳改农场看我了。他看上去瘦瘦的，但很健康，目光炯炯、精神烁烁，穿着一身朴素半旧的灰制服。他没有问我改造得如何，也没向我进行任何说教，只是随便地说着家里每一个人的情况。他告诉我，他已经从陕西回到了北京，在海淀油石厂作厂医。他甚至没问我哪一天期满，只在临走时给我留下了一身蓝制服和一双布鞋。这布鞋是手工纳底的，会是谁做的呢？家里没人会做布鞋。当我们分手时，他眼中流露出我难以理解的目光，好像是失望、怜惜，还有几许无望的期盼。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一九七八年，沈抗九年多的插队生活结束了，回到了他的家乡北京。
他的归来得感谢北京驻延长县知青办总代表王志荣。他的表现以及身体状况传到了王志荣的耳中后，这位干部立即去安沟公社看望了他。在了解看到沈抗的实际处境后，当即决定让他回北京治疗、恢复身体。没有这样的干部，沈抗或许会死在那里。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是我出监的日子，我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又忐忑不安地害怕这一天来临。我不知道将怎样走进家门；怎样面对两鬓斑白的妈妈；该怎样倾听兄弟姐姐们无声的指责；怎样走向社会、谋取今后的人生。
我收拾好行李，换好衣服，等待指导员来叫我出监。已经下午了，没有人来叫我，任何一个到期出监的犯人走的那天，都是一早就被叫了出去，我奇怪道：是否队里将我到期的事忘了？同屋的人都笑我是不是给关糊涂了，把日子记错了。这怎么可能啊，这种特殊的日子，我会记错吗？我正准备去队部问问，这时值班的来叫我去扫院子，说是霍指导员说的。我说是不是指导员搞错了，我从今天起已经不是犯人了，让我跟你们见指导员去。值班的说没搞错，是指导员说的，你不用去找指导员，他也不见你。
我忽然明白了，的确没搞错，这是成心的。以前，他们从没让我扫过院子，就是扫也应该是早上，怎么会在下午呢？而且是在我从法律上应该期满释放的这天？再说值班的让一个犯人扫地，只要说一声就行了，用得着四个值班的一起来吗？想到这些，我对值班的班长说：“杨胜云，今天这事你最好不要插手，马上让我去找指导员。”
“你他妈找什么指导员呀，就是指导员让我们一起来的。指导员说了，就是架着你，也得让你把院子扫了。”杨胜云说着，就带着那三个值班的走了进来。
我忽然想起刚调到茶淀时，我曾有一天跑到我旁边的那个队去找郭仲辉，被他们队长以串队违规送回队。这是违反监规的行为，我是知道的，当指导员批评我时，我老老实实地接受了。但他提出让我在队前作检讨，说这样显得你是真心实意地改正错误。其实串组串队在那会儿是大多数人都会犯的小毛病，有时队长都不问。因为这问题在队前做检查，是没有过的事，最多在小组里自我检查一声就得了。他看我这么老实地承认错误，想借这机会让大家看看，沈猛到茶淀都这么老实了。但我还是答应了，说：“好，我在队前做一个深刻的检查。”
因为那时我已经抱定了不惹任何麻烦、度过这最后一年的想法。早知道我串队和别人的后果不一样，我真不会去，无非是想聊聊天。谁知他又拿来一根绳子，要捆我，我说：“霍指导员，捆人也得有个原则吧？串组串队的人多了，你让谁在队前做过检查？惟独到我这儿就过不去。我都保证今后不会再去串队串组了，也愿意在队前作检查，你还要捆我，这太过分了。我不会让你捆的，除非你把我打晕了。”
“我只做个样子，你看，只把这绳绕上两绕，胳膊都不往后背，还不行吗？你要配合我的工作，如果你老老实实的让捆着在队前作检查，那其他人今后不是更老实了嘛？”霍指导员说出这样的话让我想不到，我甚至怀疑起他工作的目的。
最后我不但没配合他把自己捆上，就连检查也不做了，因为我的错误按常例，最多是受到队长的批评教育。原来这事遗祸到了现在，也可能还有团河转过来的材料。但不管怎么说，法律是严肃的，是不能由任何个人的意愿而更改法律的，尤其是在已经执行完毕的判决书上。就是加刑也得由法院来决定，是要有正式的判决书的。任何人与组织都没有权力将别人的人身自由以任何借口和手段加以剥夺。
我急了：我的人身自由岂能让你个人来操控？你太不尊重人了！岂止是不尊重？你根本就没拿我当人。是谁赋予了你这权力？你也太没有法律意识了。岂止是没有？你这是无视法律，是用你手中的那点权力在践踏法律。是以革命工作为借口，掩盖你鄙视人权、蔑视人犯的心理！
我咬着牙，对几个值班的说：“你们让开，我去找霍指导员。你们谁敢动手，可别说我对他不客气。”
我希望现在就能冲到院子里去，因为这号里除了床就没地儿了，要是他们四个勇士扑上来，我没办法对付。七两粮食一天、吃了一年的我体质极差，更甭说左手还使不上力。可他们已经围住我了，先下手为强，就在杨胜云出手的瞬间，我一拳打在他脸上，他一捂脸时，我顺那空档蹿去，但被另两个值班的抱住了。第三个人要打我时，程国辉把他拦住说：“别动！动我碎了你。”
那值班的愣在那里没敢动。这时一旁的杨志刚突然蹿了过来，上去就是两拳，狠狠打在了一个值班的脸上，迫使他松开了抓我的手。我的右手解脱开来，挥拳击向抓着我左手那值班的胃，他“唉哟”一声，捂着肚子蹲在了地上。我跑到值班室，大声叫指导员，他关着门不出来。回头看时，四个值班的已经追了过来。我看到值班室门外立着一把镐，便顺手抄了起来，他们四个急忙停住，分成四面，把我围在了中央。我拿镐在地上画了个圆圈，说：“谁进这圈我就劈了谁！指导员我不找了，今儿教导员不来，我就永远等在这儿，除非我死了。”
“杨胜云，你们就这样靠拢政府啊，还想减刑？你们在反改造分子面前就这种表现吗？把他的镐抢过来！”霍指导员不知道什么时出来了，站在值班室前喊道。
“指导员，你不知道，他可真敢劈。”杨胜云无可奈何地对指导员说，看来他明白，命要是没了还减什么刑呀。指导员脸色铁青，走了过来，站在圈外说：“沈猛，你把镐放下，我们谈谈。”
“刚才你不理我，现在要找我谈了？这都是你指使的，我跟你谈不着，我要见教导员！”我知道我放下镐后的结果，现在只有找教导员级别以上的人了。
“别给你脸不兜着，我就不信你敢劈我！”
“你试试！”
他向圈里侧身踏进来半步。“嗖——嚓啦”幸亏他心里还有点信，刚试探性地迈进半步就缩了回去。那也晚了，我这一镐把他披着的大衣袖子劈了下来。他抱头向大门外跑去，边跑边喊：“武警，武警！”
值班的也都散开了，我扔下镐，向大门走去。
“站住！”一把明晃晃的刺刀对准了我的胸膛。
“我要见教导员。”
“见谁也得有提票，你再向前走一步，出了警戒线我就可以按逃跑处死你。”
姓霍的站在炮楼下，冲我喊道：“你不是横得很嘛，我看你敢往外走一步。”
看着他那小人面孔，我知道今天回不了家了，我又急又气， “呀”地一声撞在了大铁门上。
头上的血把小号地上铺的稻草和我的头发粘在了一起，我在迷糊中睁开了眼睛，看着铁栅栏门下放着的三个窝头，我明白我已经在这里两天了。
我应该是在家里过了两天的。妈妈落下儿归后欣喜的眼泪；弟弟抱着刚刚买回来醇香的酒跑进家门；姐姐们忙着摆放碗筷；哥哥在厨房“嗞啦嗞啦”地煎炒烹炸。时钟“嘀嗒嘀嗒”地走到了午夜十二点，看着满桌放凉的饭菜，谁都没说一句话，悄悄地散去------
我的罪孽不只是使他们的期盼落空，更多的是全家的担心------
我在小号里一声不响，两眼始终直直的，若不是送饭和倒马桶的声音，关在我两边的靳国全、单革都不知道他俩中间还关着一个人。
三个月后的第五天，姓霍的来了。他隔着铁门，向我说了一大堆话，我根本不屑理他。他的中心意思是：你虽然差点用镐劈了我，但我宰相肚里能撑船，不与你计较，只要你写个检查我就会放你回家。连续两天，他不厌其烦、一天几趟来劝我写一份检查，哪怕几个字也成，我都没吭一声。后来的一次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扒在铁栅栏门那儿看着我。
三个月零八天，当我在墙上用指甲抠出第一百个道时，厂长兼五处梁副处长一大早就来了。他向我说了许多前途光明等话，最后问：“这两天你们霍指导员老找你说什么呀？”我依旧看着墙，没说话，他看实在无法让我说话，就走了。当他快走出小号时，我忽然大声喊道：“既然他姓霍的肚子里能撑船，那我沈猛还不能撑只军舰吗？”
又过了一小时左右，姓霍的带着杨胜云抱着我的行李来了。他说要释放我，我没相信他的话。直到走出大门口，在值班室签字时都是他把着我的手签下来的，我看到了，那的确是释放证。
我在监狱大门外等了一会儿，班车来了，姓霍的交给售票员五元钱，对售票员说“这人受了点儿刺激，请你到车站后帮他买一张到北京的火车票。”他又对我说：“其实那天让你扫院子，你要是乖乖扫了，第二天我马上放你走。不就差一天嘛，这一闹就三个多月。”
如果他不说这句话，可能我们也就各奔东西算了。
他说这句话时是那么轻松、那么无所谓、那么视法律为儿戏，那口气像是在说着一只猪的圈放。我大吼一声：“姓霍的，我肏你妈！这事儿没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人都有报复心，施行不施行报复决定于他本人感到值不值得、条件允许不允许。一旦他认为值得报复、而且条件也允许的话，他就会施行的。只不过有人是一时，有的人则是一世；有的人放短线，有的人是长线；有的是明目张胆，有的是暗渡陈仓；有立刻还以颜色的，有待机而定的；有正面进攻的，有侧面迂回的；有自报己仇，有假人之手的；有依仗权势的，有借助法律的；有堂而皇之的，有卑鄙无耻的------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即使是无能为力的，也会在心中暗暗诅咒着对方。
物质的报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但它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精神上的报复看不见、摸不着，却是时时刻刻存在的。它的恶劣歹毒要远远超过物质报复。
在以后的岁月中，我并没有让他为此事付出代价，因为他也成了囚犯。不光他，团河农场的程耗子、那姓劳的队长也都分别被判刑和教养了。一个人在正常的工作中有着不正常的革命热情、过激的行为，用着不正当的手段时，那一定是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随着时间的推移，终究会败露的。
一进家门，我看到一个身穿绿军装、蓝裤子的青年女子在收拾房间——哟，走错门了，我忙退了出来。仔细一看，没错呀，就是中间这三间啊。可这个女人是谁呢？这时，她微笑着对我说：“是小猛吧？快进来，妈在里屋呢。”
这亲切善良的微笑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我顾不得多想，急奔里屋而去。
一位花白头发、戴着老花眼镜的老太太正坐在床边来回摇晃着一辆婴儿车，嘴里还轻声哼着：“小燕子，我问你，今年春天去哪里------”
车内一个两三岁的女婴瞪着两只又大又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老人。她是我三姐的女儿，叫晶晶。她使劲地不让眼睛闭上，恐怕一睡着就听不到这委婉亲切的催眠曲了。妈妈老多了，只是精神还好、面色红润。我叫道：“妈——”
不知道是我嗓子堵住了，还是妈妈耳背，她没有听到。
“妈！”我又叫了一声。
“哎。”她应了一声，没有抬头，继续哄那女婴睡觉。
忽然，她似乎感到了什么，猛地扭过头来看着我：“小猛？我还以为是小沉呢。我还纳闷他干嘛那么大声叫我呀？”
说着她起身向我走来，边走边摘下眼镜，泪水已“刷刷”地淌了下来。
黄河之水汹涌澎湃，奔腾不息。一汪支流偷偷向枯土中奔去，梦想着闯出一片新的天地。它不知道新的水道要耗费多少春水才能将水道浸透，它筋疲力尽、已近枯竭时，才回到大海之中，尽情地吸吮着母汁，抚慰、滋润着周身的创伤。当它饱蘸了大海的温馨，感觉羽翼丰满、精力充沛时，又开始轻狂地奔腾了。黄河敞开博大的心怀，深情依旧地等待着。
母亲啊——黄河，黄河啊——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