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尧
一
空中，敌机的炸弹不时扔下；地上，通货膨胀，物资短缺。生活在嘉陵江畔的文人挣扎着，喘息着。
许多年以后，那个生于1938年，也就是日本对陪都重庆无差别轰炸那一年的日本学者前田哲男，写出了一本研究二战时期战略大轰炸的书——《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在致中国读者的文字中，前田哲男说，他对1938年的大轰炸当然没有记忆，但“重庆爆击”这句日本话留在了他耳朵中。前田哲男后来五次寻访重庆大轰炸遗址、受害者和研究者，他置身在高楼建筑和人群中，“似乎仍然能够听到那些无助民众的呐喊”。
在重庆度过了青少年生活的史学家张开沅回忆说，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日子，许多餐馆不失“川味幽默”，将榨菜鸡蛋汤改名为“炸弹汤”。现在无法查出这种“炸弹汤”的价格。重庆物价出奇的高，时任第六战区司令官的陈诚，1942年1月在辖区接待郭沫若、阳翰笙时，不无炫耀地说，六战区的物价问题已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均较重庆相差数倍乃至数十倍。在抗战即将胜利的1945年7月，老舍致信吴组缃还谈到经济“甚窘迫”：稿费每月两万，连同太太收入，每月不到五万。所以，他劝吴组缃不能放弃中央大学的教职，在抗战结束后再做职业作家。
生活压迫着每一个人，包括文人。1943年5月31日阳翰笙从重庆城回到赖家桥后，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感叹：许许多多的文化人都失去了抗战初期的生动泼辣的精神，大都陷入了极度的苦闷状态中。阳翰笙发现许多文化人从常态到变态，有的爱醉酒，有的乱发脾气，有的无缘无故痛哭，有的不管场合大发牢骚。也许出于对生的恐惧，有人以死反抗生的绝望。1941年2月的一个早晨，洪深一家三口服毒自杀，留下了这样的遗书：“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且归去。”幸亏郭沫若等及时赶来，抢救后脱险。
戏剧家洪深
1942年12月31日是洪深五十岁生日。他在生还后，一度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此时已回重庆。阳翰笙记得洪深的生日，他觉得老洪在戏剧文化领域活动了将近二十年，应该替他祝贺。阳翰笙和戏剧家陈白尘商谈了为洪深祝寿的具体事宜，致电洪深，洪深极为高兴。25日，洪深来到文工会，与阳翰笙、翦伯赞、杜国庠相聚甚欢。是日晚，阳翰笙到中艺主持祝洪寿筹备会，他在日记中说：“大家都表示得很热心，很起劲。”
在筹备洪深祝寿活动时，茅盾也回到重庆，细心周到的郭沫若特地到生活书店看望茅盾。23日晚上郭沫若在家中设宴招待茅盾夫妇和时在重庆担任周恩来谈判助手的林彪。周恩来也特地参加晚宴。因为茅盾的归来，筹备洪深祝寿会的同志决定将30日的晚会扩大举行，“一面寿洪寿沈，一面迎茅、迎翦”。30日午后一时的重庆百龄餐厅，与会者“像潮水样地涌进来了”。阳翰笙说：一年以来，在陪都恐怕这次要算是最有生气也最有意义的一次盛会。
就在30日的早上，重庆的上空响起了空袭警报声。这一天，天空中有些阳光，在昆明经历过多次轰炸的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正好在重庆，他在教育部山洞口躲避，因非紧急，在洞外与陈部长谈了很久。十二点半警报解除后，梅贻琦被朋友约到一家天津馆子吃了薄饼。几天前，老舍在嘉厂请梅贻琦喝绍兴黄酒，吃烧饼点心。梅贻琦对绍酒的感觉甚好。酒后，老舍又陪梅贻琦去“精神堡垒”附近的戏园听戏。戏散了，两位再去一家小馆子吃了酸菜羊肉汤面，十一点半才就此别过。
薄饼、绍兴酒、酸菜羊肉汤面，韭菜水饺、绿豆稀饭，高档一点的是“炮牛肉”，这是梅贻琦在他的日记中留下的重庆菜单。读梅贻琦日记让我想起老舍1942年端午节诗作中的一句“当年此会鱼三尺，不似今朝豆味香”。端午那天适逢大雨，吴组缃邀老舍吃饭。老舍以诗纪事，其一曰：“端午偏逢风雨狂，村童仍著旧衣裳；相邀情重携蓑笠，敢为泥深恋草堂；有客同心当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当年此会鱼三尺，不似今朝豆味香。”诗的前记说：“端午大雨，组缃兄邀饮，携伞远征。幺娃小江着新鞋来往，即跌泥中。”
是的，有客同心当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
1947年4月，清华大学三十六年校庆，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左三)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二)、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合影。
二
费正清夫妇与梁思成夫妇
善于观察、也体察时艰的费正清，注意到了“吃几顿饱饭”对文化人精神的重要。1943年10月，费正清应邀参加了郭沫若五十岁生日宴会。宴会在英国大使馆楼下的“文工会”举行，郭沫若穿梭在人群中。费正清特别感受到参加宴会的许多人热情而富有创造力，“尤其是在让他们先吃几顿饱饭之后”。
在文人朋友圈中，郭沫若无疑是“群主”之一。郭沫若五十一岁生日时，董必武、林伯渠和夏衍、廖梦醒、叶挺夫人等都特地从城里到赖家桥为郭沫若祝寿。那天宾主应该喝了不少酒。晚归时，医生丁维大醉，到天明还呕吐不止。阳翰笙在1942年6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杜国庠曾经在郭家门口跌破头，但未细说原因，是酒多了，还是走路不慎？
那天阳翰笙约杜国庠、郑伯奇、冯乃超等到家中晚餐，招待大家的是野兔。但这位杜先生早晨在赖家桥郭沫若家门外跌破了头，不克出席。也许杜先生上一天晚上在郭府酒喝多了。阳翰笙遗憾地说：“此老想来舍吃野兔之念甚久，今日竟不能来一尝，可谓吃运欠佳。”
郭沫若的待客之道颇有口碑，后来因为他的变化而遭人非议，他当年的热情、诚恳也就被忽视了。1942年9月4日，同是文工会委员的翦伯赞来文工会讲中国通史。系列讲座结束后，中秋节当天，郭沫若在家中设宴为之饯别。已有九分醉意的翦伯赞午餐后滔滔不绝地和郭沫若、阳翰笙说了两个多小时，一吐胸中块垒。多愁善感的文人在酒后愈发“愁”和“感”，翦伯赞谈文化运动、中苏文协、谈从前遇到的草莽英雄，说到后来，眼泪几乎流出来了。在回溯这些场景时，似乎不能将郭沫若的热情都归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郭沫若的细心、周到反映了他人格的另一面。
毕竟年过半百了，郭沫若已被尊为“郭老”。看郭老当年的行程，不能不感叹他的不容易。1944年4月，为庆祝老舍创作二十周年，重庆文艺界举办了一些活动，4月间，郭沫若也专门请客。11月12日，郭沫若在文工会设茶会欢迎来重庆的艾芜和沙汀。11月19日，郭沫若往北碚，歇马场到北碚一段路面坏了，改坐黄包车，傍晚才到北碚。一到北碚，就请出了老舍。老舍高兴，开戒抽了一支香烟，喝了两杯白酒。翌日一早，郭沫若便到金刚碑镇去拜访熊十力先生。当时的金刚碑如同小北碚，许多文化人在此工作或寓居。老舍和阳翰笙过江访复旦，午餐后到靳以家喝茶，畅谈时局。茶叙后，靳以又陪同老舍、阳翰笙过江到兼善看郭沫若，在老舍家晚餐。21日回赖家桥途中，郭沫若等坐滑竿到歇马场看望翦伯赞。喜出望外的翦伯赞和他们谈起时局，这位史学家说：“现在不是写历史的时候，是创造历史让人家来写的时候了！”回到赖家桥后的几天，24日午后，郭沫若夫妇、胡风夫妇和阳翰笙到永兴场散步，在回来的路上，谈到目前的局势，胡风预言说：照目前的样子，恐怕还要拖半年呢，不信你就看吧。
那时重庆文艺界的聚会方式通常是“泡茶馆”，如果不去茶馆，在文人集聚的地方也热闹如茶馆。夏衍到重庆后，报人唐瑜在临江路附近的一个大杂院挤出一间小屋，夏衍一家暂时安顿于此。不久，唐瑜设法在中一路下坡盖了两间“捆绑房子”，唐、夏各一间。为通信方便，夏衍自制了一张写有“依庐”二字的木牌，立在屋前。这位唐瑜有侠客心肠，转让了一家电影院的股本，用这笔钱在“依庐”的坡下租地盖房。这间能够住十几个人的大房间，夏衍说它呼朋引类，当时无房的很多朋友，吴祖光等都住了进来。有一天，郭沫若和徐冰来这里会朋友，杂谈到秧歌剧《二流子改造》中的“二流子”。郭沫若开玩笑说：住在这里的都没有固定职业，都是二流子，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叫做“二流堂”。
历史就是如此捉弄人，“二流堂”里的那些“二流子”在“文革”中成了“二流堂”集团的“反革命分子”。曾经对郭沫若赞许有加的费正清，和郭沫若之间的关系有了天壤之隔。在参加郭沫若五十岁生日宴会的一个月之前，9月19日，费正清到文工会拜访郭沫若，费正清和郭沫若等谈了很多沟通中美文化的事情。午餐时，费正清说：希望中美两国互相派遣留学生学习和研究两国的文化，并希望郭沫若能够去美国讲学。郭沫若“苦笑”着回答费正清：到美国是我非常希望的，可是现在我到成都去都还有困难，哪还能到美国去啊！12月2日，在费正清即将回美国之际，郭沫若又在百龄餐厅为他饯行。费正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了他与郭沫若的这次餐叙。过了差不多三十年，1972年5月，当费正清回到阔别多年的中国时，他却没有兴趣与郭沫若再见。我无法设想，当同在北京的郭沫若知道费正清近在咫尺时，会有怎样的心情。
转自2018-5《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