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紧接着川习会后，媒体上出现了一系列讨伐习左路线，呼吁中共抛弃马列，走向独立，民主，富强之路的文章，其中最瞩目的是党媒多维网发文《极左撕裂中国，习近平应负责任》。万维网也及时发表了右派的文章： 《写给习近平的七个忠告》，和 《习近平的唯一出路是转向民族主义》。 这些文章可以说是海内外的反习势力，改革派一起发力，吹响了反习左的号角，要给习左势力一个重重打击，要给中国纠左。
其实，邓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这条抛弃马列，走民主富强之路，只是江湖二人没有胆魄和胸怀格局启动政治改革，在意识形态上保守残缺，在社会治理上采用腐败治国，把邓之路给走歪了，导致社会矛盾重重。习刚上台时本来被改革派寄予厚望对江湖纠偏，没想到习不但重新高举马列，还要学毛的独裁，要重回毛的社会主义老路。。。幸亏川普及时出手，用贸易战来逼迫习继续邓之路。
现在中国正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川普能否使美国再次伟大事小，能否使中国重回邓之路事大，而借用川普这个外力已经用到了极限，中国的事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这次海内外借助贸易战的关键节点齐声讨习，就是发内力，想内外合力来阻止习左的倒行逆施。
1. 细看多维网的讨伐习的檄文（见附录1），该文的主题思想就是：中国自十九大以来存在全面的向左转， 并且要习为此负责，要习做检讨。在党媒上对定于一尊的习总书记发出这样的讨伐，其背后的解读可以很多，怎么解读都不过分。 万维上转载了一篇评论文章《中南海暗流变明波，大外宣要习检讨》 值得一读。 有人说多维网是江曾权贵控制的，我看未必。 江曾正是中国形左实右的鼻祖，前面包装薄熙来做代理人，后面包装习近平做代理人，都是用左的意识形态开路，想用马列的伟光正来掩盖和保护其权贵的本质。 江曾要想换掉习很容易通过内部暗箱操作，根本不需要借助媒体来批他。 我看多维是党内偏右一派控制的。 也许有人还不知道，中共党内的权贵阶层也是分左右两派的。
2. 再看《写给习近平的七个忠告》这篇文章，那七条明显是改革派的主张。和左派高举马列毛来愚弄民众不同的是，右派中坚定的改革派认为只有做到这七条才能保中共继续执政，才能保权贵和既得利益阶层的生存，他们深刻认识到马列毛的东西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要想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发展和赚钱，就必须彻底抛弃马列毛，走邓之路。 有人说邓是坚持马列的（指邓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太山”。邓的猫论和“对姓社姓资不争论”就已经把马列放到一边了，邓的四个坚持就是用来忽悠党内左派的。当时邓要走的路在党内没有任何理论基础，只能用四个坚持这块布堵住左派的嘴，先把邓之路走好，赢得了民心后再来回来改造左派。
3. 《习近平的唯一出路是转向民族主义》一文的观点也是要抛弃马列，但鼓吹用民族主义占据意识形态，这作为一个短期的过渡也许是不得已的办法。但中国被毛的文革洗礼后，盲目的民族主义很容易滋生义和团，红卫兵和造反派，传统民族主义未必能救中国。其实中国最急需的是一个长期稳定的，法制健全的公民社会，把中国社会的污垢和文化的劣根性都洗涤掉。刘晓波说中国还要被殖民三百年（见附录2）是有点夸张激进，当然要是在中共反文明的极权统治下，五百年，一千年也不够， 但如果引进普世价值，在完善的宪政，法治，民主的公民社会改造下（即刘的“被殖民”的本意），也许一百多年就可以了。我还是倾向于用普世价值来占领抛弃马列后的意识形态。我觉得刘正是个反叛的激进民族主义者。
这三篇文章虽出自不同人之手，但目标都对准了习左，给人的感觉是权贵，右派，改革派，民族主义者站在一起，一致对习左开战。 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的大势所趋。
本博早就多次说过：习要领中国向左走必是死路一条！ 现在事实显现了。
注：截至本文发表时， 多维网已发文《恶意曲解多维文章》来给自己做辩解和“消毒”，并自称为习的诤友。 更吊诡的是多维网已经大幅修改了原文的文字和语调，把一个讨伐檄文变成了建议规劝文，并改标题为《防止极左撕裂中国，习近平强势拨乱反正》。 不过本博早已复制了原文（见附录1），读者可以看原文并与之比较。
多维这样做足见党内的斗争和博弈， 也说明了权贵们表面上还是要维护习这个前台代理人。
附录1：下面是多维网讨习文章的原文转载：
《极左撕裂中国，习近平应付责任》
过去一段时间，中国舆论场纷纷扰扰。先是几位名不 见经传的所谓经济学家鼓噪“民营经济退场论”，并很快演变成一场群情激昂的大讨论；再是从重庆到福建再到浙江的高考“政审”风波，让很多人心有戚戚焉地想 到了毛时代的“成分论”；还有中共中央政法委和浙江省委在“枫桥经验”发源地联合召开纪念大会，直接将习近平与毛泽东并列于横幅上——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 学习推广“枫桥经验”五十五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十五周年大会，批评者认定这是习近平的本意，他就是想成为另一个毛泽东。
这三个事件虽然彼此孤立发生，但放在今天中国的政治气候中，好像有着某种不可不察的共通性，一些想像力丰富的人，特别是对历史较为敏感的，所有这些都是为 担忧与警惕中国向左转提供了证据。具体对习近平本人，担忧和警惕的表达则更直接——习近平就是要成为毛泽东第二，就是要大权独揽走回头路。
事出有因
如果将很多人的这一判断作为当前的阶段性结果，那么导向这一结果之“因”，则不单纯是以上提到的三个事件，而是更长时间里各种政策导向和庙堂之高所言所行 的总累加。
首先便是习近平“权力”的不断加码。这位强势领导 人从十八大至今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担任一切关键小组的组长，并成为定于“一尊”的核心。尤其是十九大时正式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简称习近平思想）并写入党章，2018年两会又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之后官方又没有很清晰说明背后的逻辑性和必要性，以至于更加夯实外界的判 断，习近平就是要“黄袍加身”，就是要成为“终身主席”。而这一切，都让人们自觉不自觉联想到毛时代，以及“一句顶一万句”口号之下的那一场场由权力过度 集中导致的浩劫与灾难。
其次是“党管一切”。从本来已经是既定事实的“党媒姓党”、“央视姓党”到“军队姓党”，再到被西方媒体带着放大镜看的党组像红旗一样插遍国家机关、人民 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以及在华外企党支部风波，一时间人心惶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党政分开”，是邓小平为了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而做的 抉择，现如今“党管一切”取而代之。用王岐山的话说，“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对此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从“党政分开”到“党 政分工”，按照很多人的线性逻辑，这不就是要重新回到毛时代“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老路上去吗？
第三则是此起彼伏的个人崇拜风潮。这里需要分三个层面进行说明。第一层普通民众层面，不消说，对普罗大众而言，崇拜领袖再正常不过，是基于对领袖作为的肯 定与赞赏，是朴素情感的表达，一些让外界听上去很肉麻的颂扬歌曲主要由此而来；第二层是学术研究机构，比如各大高校纷纷成立的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一方面 是讲政治，另一方面也是跟风为之；第三层是官员层面，这个层面的个人崇拜危害最大，而且因为低级红和高级黑参半，牵扯到切实的利益与官位，甚至有时候夹杂 一些政治斗争的小手段，所以更容易拔出萝卜带出泥，引发外界联想与想像。2016年5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演的一出闹剧——公开演唱文革中宣扬对毛泽东个 人崇拜的文革歌曲并同时演唱吹捧习近平的歌曲《不知该怎么称呼你》，就是典型的高级黑。而这三个层面经过一番相互作用和某种程度的“共振”，便营造出了一 幅“个人崇拜”图景，人们的记忆很快被拉回到毛时代。
其四是意识形态“左”转。十八大之后不久，中共在舆论层面有过两次大胆尝试，一是山东省济南中院以微博直播的形式，实时播报了对于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的 审理，二是中共党报官媒发起的“宪政大讨论”，参与者之众前所未有，最终成为一场牵扯左右各派，社会普通民众广泛参与的政治思想理论大碰撞和大辩论。可好 景不长，随后不管是对于媒体还是高校，以及微信公众号所代表的新媒体，都不同程度进入了被管控的“寒冬”。现如今，偏右媒体已经悉数“阵亡”倒掉，主流媒 体只剩下一片红的正能量，高校课堂很多红线不能碰，某些新媒体端口海量信息被屏蔽。这样的“左”转，因为牵扯范围之广，且具体而细微，所以成为很多人判断 “中国全面左转”的关键佐证。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习近平集权、“党管一切”，以及“个人崇拜”风潮、意识形态“左”转等被外界放大或因为各种因素跑偏导致的刻板印象作为前提，诸如 “民营经济退场论”等不堪一击的荒唐言论，才能在短时间内掀起一阵狂风巨浪。从这个层面来看，与其说是不入流的经济学家很不负责任地挑动了公众神经，毋宁 说是这颗定时炸弹早已埋下，只不过在“国进民退”的争论中得以总爆发而已。
谁该负责
虽然有关“民营经济退场论”的妖风，已经在习近平北上与南下以及座谈会后得以一定程度的纾解，但是如何避免更多的“妖风”接踵而至，习近平作为这一即将满 百年的大党“核心”，必须进行自我检讨。
首先要检讨的，便是底气不足的理论。虽然由习近平 起草的十八大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后来还加上了文化自信），但具体到理论层面，似乎远不够自信。就今次已经平 息下去的“民营经济退场论”风波来说，寻根溯源，最核心的还是理论层面出了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中共至今没有解决一个理论难题：共产党究 竟要不要消灭私有制？ 如果说毛时代对于马克思的中国化，局限于历史和客观原因还只是简单的遵从，而邓时代因应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紧急纠偏，承认了私有制和 民营经济的合理性，可仍然没有从跳脱实践升华到理论，那么到了今天的习近平时代，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比毛邓时代更为严峻，矛盾和问题也更为突出，如果习近平 真的足够“理论自信”，就应该开诚布公地将《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的诸多前提和假设以及不适宜中国的地方讲清楚，甚至应该说明，消灭私有制这个概 念对马克思来说是哲学意义的，消灭资本主义并不等同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将会在一段时间之后被取缔，对这类问题做出回应必须是已经提出一年且写入宪法的 “习近平思想”该有的底气和底色，而不是任由各方势力将这一思想的外延和内涵悉数掏空。
其次需要检讨的，是对于现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未能重新定义，因而会出现各种不断挑战中共传统理论的事件。中共十三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 即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它与资本主义、民营经济或私有制有着什么关系。
其实，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共的实践中确实发生了各 种认识上的偏差，特别是在苏联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为了自己的革命和政治斗争需要，多次削足适履，将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意思扭曲了，既发 生了抽象化、教条化的情况，更对历史阶段的定义错误认定。所以，除了要更好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更要掌握到今天的历史发展阶段是什么性质的。只有 这样，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够更好认识在此特定时期某些具体政策的解释，才有机会让政府的施政考虑被理解。
回顾毛邓时代，一直面临着解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命题。当时，中国尚且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属于农业为主的社会形态，所以如何 彻底推倒三座大山、走出封建社会，成了首要任务。由于这种理论认识，对于走资派，在毛时代是不由分说必须要打倒的，这种政策是建基于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的矫 枉过正认识，让人们错误以为只有贫穷才是社会主义，越贫穷，就越接近社会主义。 到了邓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农业经济逐渐地向工业经济转变，邓小平也用辩证法阐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并直言“贫穷不是社会主 义”、“社会主义首要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种说明并没有真正让社会认识到其理论原意，但由于政策很快就解放了生产力，社会财富急速上升，大家粗略接 受了这种说明的科学性。但其实在当时，城乡依然处于二元对立中，不少人对于这个时期的社会形态依然存有困惑，却愿意对理论层面的讨论稍作延后。然而，这种 延后并不会是永远的，经济和生活越好，大家就会停下脚步质疑这种政策的长期性，担心中共一旦改变，将这种理论只是作为一时间的无奈之举，甚至是引蛇出洞， 之后就会取消这种政策。
鉴于这样的困惑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的动态变化，习近平需要通过对社会形态的重塑，来完成时代交予的任务：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更深刻说明，更 具说服力地将中国今天的社会形态解释清楚。因为当下的中国，不仅毛邓时代的二元对立被打破，城市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公平取代了效率，人们对于二次 分配的需求急剧膨胀，也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有着更紧迫的理论要求。此外，信息化时代带来便捷资讯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公民意识的崛 起，大家要知道目前的政策与社会形态是否会有足够保证，而不是会因为政治而发生较大变化。这些新时代下的新情况新问题，是毛邓不曾面对甚至不会料想到的， 却成了习近平不得不面对的时代任务。
再者需要检讨的，是模糊不清的意识形态。为什么十 八大至今舆论层面不断涌现对于中国全面“左转”的警惕？墙里墙外为何都越来越笃定撕开习近平的面具出现的是毛泽东？甚至极端论者认定，习近平正在走着一条 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道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意识形态惹的祸，将责任随意转嫁给某个批评者或某些看不清的群体并不会解决问题，只有切实看清问题 的性质，勇敢面对，与大家展开一场辩论，这既是一场理论层面的斗争，更能够让一般民众拨开云雾。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姓资还是姓社，邓小平当年以 88岁高龄南巡时说得很明白，“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至于姓资姓社，从改革开放第一天起，这个争论就是一切思想问题的中心，一直到八十年 代后期还争论不休。邓小平虽然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并直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并因此为中国争取了接近四 十年的理论冷静期，更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经济成就。
然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没有改变，中共更不会因为不争论而将自己的统治地位做出任何妥协，过去四十年的经验回答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更彻底否 定了以往那些似是而非、不伦不类的所谓社会主义政策和哲学解读，更现实地回击了社会主义就是要节衣缩食等荒诞理论。对一名历史唯物主义者和熟悉辩证唯物主 义的共产党人来说，经过历史的实践，什么是姓社姓资的愚蠢命题实在应该弃之如敝屣，以私有制、国有企业或计划经济等教条僵化一知半解的论述来评价运动中的 历史并对其冠以意识形态定义，只能是庸俗的理论家所为。左与右的分析框架早就应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桶，不要将邓小平当年不纠缠在口舌之争的一句话视为世界 真的分为左与右。
对于习近平来说，在信息技术的倒逼下，其实早就无法做到“不争论”，中国也已经不再是邓时代一味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初级阶段，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 况、新问题，尤其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乱象与争论，有必要很坦诚地说清楚，而不是一味地防与堵。习近平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时坦言，“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 尊、一成不变的套路。”所以中国究竟如何向前发展，如果人们得出结论的理据只是习近平今天说了“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否定”，抑或十八大上台后第一站选择了 重走邓小平的南巡路，那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为不管是前者和后者，背后的辩证思考和符号意义绝非左转或右转这么简单可以一概而论。
最后需要检讨的，是带有局限性和误导意义的“定于 一尊”。这个概念第一次出现，是在2018年的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共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虽然这只是现有民主集中 制的另类表达，但此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外界看作是习近平要搞独裁，要搞“一言堂”，个人崇拜之风旋即刮起。
既然中共是“大脑”和“中枢”，那么作为“定于一 尊”的中共的核心习近平，就必须走出庙堂，对于社会层面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立场鲜明的说明或斗争，就好像这一次反击所谓“国进民退”的谬论，既不能简 单假手与中宣部，更不能通过太抽象的行为或言论来完成。事实上，只有当习近平几番讲话还专门开了座谈会之后，这股持续了很久有关“国进民退”的妖风才终于 平息，焦躁不安的一众民营企业家才终于吃了一颗定心丸。吃一堑长一智，为了避免更多类似的妖风再刮起，混淆视听，习近平有必要分阶段地对社会普遍关注的理 论焦点，尤其是容易被曲解的一些政策进行宣讲，表明中南海的立场和态度，真正地“定于一尊”。这样的“确定性”，不仅能在很大程度上化解民众的疑惑和焦 虑，也能避免因政策导向不清致使中共威信和对政权的信任度被损耗。此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六十项改革举措，十九大对于中国阶段性目标的表达，就是很正面的例 子。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习近平坐在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位子上，往后看，那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耻辱，往前看，那是中国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极大可能，即便目下所及，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挑战之外中国也有着不可限量的机遇。可是对普罗大众而言，有没有切实的获得感，是不是有足够的自由和空 间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才是衡量美好生活的起点和根本，反复强调要“以人民为中心”的习近平，应该看到了普遍存在的社会焦虑，也必须深刻认识到由此而来的 后果，包括转化为民怨的可能，因此更需要切实地进行检讨和反思。
挑战依旧
在习近平十八大上台前，多维新闻就在《引领中国——习近平必须直面的十大挑战》中，以诤友的姿态表达了对他的期望，分析了落在他肩上的历史性重担。放在六 年后的今天，这些挑战依然没有过时，这至少说明挑战还没有完全被克服，一些层面问题和矛盾的激化甚至新增了更多的挑战。这不禁让人犹疑：究竟是改革不彻 底、不到位，还是习近平自己也已经被这个制度束缚住了，甚至被压得失了判断？
恐怕没有人怀疑，习近平有着足够的政治抱负和魄 力，以及对中国更为长远的思考，外界之于“习近平就是想当第二个毛泽东”的评价，某种程度上也间接印证了这一点。但必须承认的是，在重塑社会形态的过程 中，不可不体察弥漫于社会上的民怨与情绪。正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只有掌握了细微之处才能成就大业，作为国家领导人，如何与人民建立互信，跟整个社会舆论 建立互信，只能通过解民之所忧的一件件小事积累。所以一些该立场鲜明讲清楚的事情就应该干脆利索地讲出来，一些有理有据的作为就应该理直气壮地落实，而不 是遮遮掩掩、含含糊糊，任由外界纷说，让基层官员无法甩开膀子做事情，让普罗大众不断“猜猜猜”，进一步加剧庙堂与江湖的对抗与撕裂，只会贻害更深。
回到开头的话题，习近平真的想成为第二个毛泽东吗？就普罗大众来说，可能既希望他成为毛泽东，但又惧怕他成为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背后，不仅有带领受 压迫的中国人站起来，还有反右、文革等切实的灾难。对习近平而言，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想成为任何人的“套娃”，而是想摆脱左右、超越左右，进而以非传统思维 来重塑政党模式和社会形态，这既是长远计，更是他上任以来不断努力的工作，而且确实获得很好的成绩。然而在眼下，面对被极左和极右势力撕裂的中国，习近平 如果不深刻反思，摆脱中共体制内的组织约束，直面舆论层面的挑战，用直白但极具自己特色的理论深刻回应各种议题，不断磨损的不仅是对其本人的信任度、中共 的信任度，甚至是人民对政权的信用度。
附录2：刘晓波著名言论：中国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
(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全文）
作者按：自从刘晓波在本报亮相以来，我期待着和他见面。11月27日，他结束在挪威的讲学，应夏威夷大学之邀，途经香港，逗留几日，接受了解放月报的专访，下面是根据录音整理的访问记录。
今年6月，北师大举行刘晓波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的答辩会，九位全国一流的教授专家一致同意授予刘晓波文学博士学位。但是，这篇访问中的 刘晓波，没有表示一点学者的拘谨和斯文，而是更像一名顽强地表现自己观念的“愤怒青年”或“思考青年”。他的激烈和尖锐来自于世界观的成熟，他的勇敢无畏 则显示了和中国思想界主流派的深刻代沟，这很容易令人想起台湾六十年代的李敖。
如果推刘晓波为当代中国反叛的青年一代的理论代表，他是当之无愧的。因此，这篇访问记录值得推广给所有关注中国发展和青年一代状况的人士一读。
问：您在大陆被视为一匹“黑马”，言论“偏激”，他们怎么会放你出来的呢？
刘晓波：我出国没感到多大阻力，手续办得非常顺利。邀请递上去，先由系里批准，再由学校批，我只去过国家教委两次，一次送材料，一次拿护照与签证。这在中国人中是非常顺利的，人家出国不知道要跑多少趟，简直要扒掉一层皮。我一次也没去过挪威大使馆
对教育制度的批判
问：你今年6月在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是否意味着一种官言承认？
刘晓波：我永远不承认学问好坏由博士硕士决定，我只看具体的人，如果你行，可以不用任何学位。我认为，不论在国内外，真正像样的只是极少数，所 以我说大学毕业生有95%的废物，硕士毕业生有97%。博士毕业生有98%、99%的废物。不能用学位去评价一个人，同人接触，我完全凭感觉决定喜恶、好 坏。
问：西方社会的支柱之一是教育制度，学位往往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你看中国的学位制在国际上地位如何？
刘晓波：中国的学位，我不想多谈，我想谈谈中国的教育制度，这个制度有一点是世界各国无法企及的，即它通过教育如何把人变成一个奴隶。
问：你是说过去还是现在？
刘晓波：过去现在都一样。
问：一点变化都没有吗？
刘晓波：没有。中国通过教育把人变成奴隶的技巧和一套程序，已经达到世界上最成熟和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在中国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在“夹板”中长大的，就如围住长的一棵树，长出杈就砍掉。
问：你在文革时开始念书了吧？
刘晓波：我非常感谢文化大革命。那时我是一个孩子，我可以想干什么便干什么。父母都去干革命。学校都停课了，我可以暂时摆脱教育程序，去干我想干的事，去玩，去打仗，我过得很愉快。
问：你这次去北欧，是干什么？愉快吗？
刘晓波：是奥斯陆大学一个基金会邀请的，他们有一笔研究中国的经费，准备请五个人：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是北岛，然后是陈凯歌、万之、米丘。去讲了五次课，留下一个讲课提纲，3万多字，主要讲中国文学。
对西方汉学的批判
问：这三个月，你对北欧的中国研究有什么印象？
刘晓波：我仍然说，他们的汉学家中98%是废物，学素质极差，很多人在向中国政府谄媚，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有很大的功利成分，他们不是学者。我比 较喜欢的是如澳大利亚的李克曼，美国的费正清，他们真正是搞了中国问题，他们对中国采取一种冷眼旁观的超脱态度，但现在不少汉学家，如德国的、瑞典的、北 欧的，他们既不了解自己的文化，也不了解中国，中国的东西看得很少，只是喜欢某个作家，研究他的东西而已，至少我知道奥斯陆大学东亚系教授的水平是误人子 弟的，包括语言能力。我对他们说，你们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有如中国人研究越南文学、朝鲜文学的水平。那位邀请我去的汉学家说，我是第一个被他们邀请又对他 们不客气的中国人。
问：除了文学问题外，你在国外还谈政治社会问题吗？
刘晓波：很少。我在国外很深的一点体会是，想做一个真实的人，上天给了你不同于别人的天赋，你能把它贯彻到底。这就是一个彻底的人。做这种人不 仅在中国，就是在西方一样需要勇气和智慧，人类的不少弱点是共同的，只不过中国人把它发展到他妈的没法再“操蛋”(北方粗话)的地步。
问：你这次去夏威夷，准备讲什么？
刘晓波：不准备再讲文学，想讲讲哲学，大约三个月，然后可能去美国加州。
问：你这样云游四海，还打不打算回去？
刘晓波：我现在不想回去，但我不敢保证我将来会有什么变化。
问：有的中国作家说，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就很难作出成就来，你同意吗？
刘晓波：他们是给自己留退路，是弱者的表现，生活就在你脚下，每分钟都有生活，你只要能面对内心世界，能保持感觉，就能写出东西，不论你生活在哪里。
问：你自己会不会面临抉择呢？
刘晓波：我有自身无法摆脱的局限：语言问题。我没法用英语那样好的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将来有可能用英语表达的意思，但语言的味道会一点儿也 没啦。所以，语言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为语言的局限性，还不得不为中国说话，我是在与一个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东西 对话，这种对话只会使自己的水平越来越低。
问：中国文学提出“走向世界”的口号，但我发现他们对外部世界又有某种程度的抗拒感(年轻的作家好一些)，不像苏联和东欧的作家，如索忍尼辛昆德拉，不恐惧国外生活，而且写出了好作品。
刘晓波：这种抗拒感来源于他们太软弱，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他们虚构的前提，就像能不能获诺贝尔奖的问题一样，其前提是中国作家已达到获诺贝尔奖的水平，为什么获不到？如果诺贝尔奖是世界一流水平，这前提就是虚构的。当然，诺贝尔奖的作品不一定是最好的。
对电视片“河殇”的批判
问：最近我看了电视片“河殇”的脚本，金观涛他们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意念：透过所谓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对比，中国一定要走向海洋，你对此是否同意？
刘晓波：我认为东西方文明并示构成冲突和对抗，那也是中国人虚构出来的，中国文明就落伍了，并不存在与西方文明对抗的问题，需要的是从头学起， 承认落伍和失败，老老实实向别人学习，只有强度相等而方向不同的两个东西才会形成对抗，如西方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哲学，生命哲学与科学哲学等等。中国有 什么东可以与西方文明对抗？这种对抗概念证明了中国民族根深蒂固的虚荣心。
问：“河殇”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褒贬不一，你同“河殇”的作者是同一代人，很想听听你对它的评价。
刘晓波：“河殇”做到了中国人现在电视上可能做到的程度，尽管我觉得还远远不够，放在中国而言，我肯定“河殇”，假如放在更高层次上看，这个片 子也有没什么东西。我特别不喜欢“河殇”的解说词和它的语调，那是一种毛泽东式的语言，救世主式的语言。毛泽东这一点很厉害，他的语言影响了当代中国所有 的理论和小说。
问：很多人推崇“河殇”在文化层面上所作的探索和反省，你对传统文化也很批判，为什么又对它很有保留？
刘晓波：“河殇”在解说词和画画的背后，蕴含了中国人几千年的虚荣心，它不是彻底承认中国落伍。它提出中国的西化，可今后中国要中化世界。中国 人的观念是：西方强大时，中国人当奴隶，中国强大时，它要西方人当奴隶。这是“河殇”中潜在的意识，如洋务派所说：“师夷之长以制夷”，为什么一定要制别 人？中国骂别人帝国主义，其实自己最帝国主义。中国人在物质上可以承认自己落后，机器不如人家，衣服不如人家，但精神上不承认落后，道德世界第一！如梁漱 溟、李泽厚、林语堂这些学者都持这种论调，李泽厚就要求以东方天人合一补充西方的天人对立，以东方的群体性、人际关系补充西方人的空虚感……但这两种东西 是根本不能互补的！是决然不同的两种文化体系，不能调和的。
对中国人格的批判
问：你说“河殇”后面的虚荣心，我也有同感……
刘晓波：比如一开始的舞龙场面，拍得激昂，很有力量，如果我拍的话，我会拍出中国人如何的萎缩，软弱和“操蛋”，而不加一句解说。但“河殇”潜 在的意思还是在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99%的萎靡状态和那些画面表现的精神状态差得太远了。我在“新时期文学的危机”一文中，曾指出中国人从肉 体到精神统统阳痿！
问：真是一番李敖味道！“河殇”实际上把中国近几百年积弱落后解释成一种历史的误会，似乎中国本应是世界第一，根本就不应该落后，你如何看待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
刘晓波：我不相信古书上记载的知识分子人格如何高尚，如韩愈是一个很正统的卫道士，一个大儒，但此人生活无所不好，财、权、色俱全。中国知识分 子的双重性很强，学术也具有功利价值，成了学者之后，能得到许多实际的功利，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立足社会有两条路一是入世当官，成为官僚集团中的一员，得 到实际利益；一是先成名后得利，诸葛亮三顾茅庐留美名，就很会同统治者玩游戏，隐是为了显，退是为了进，出世是为了入世。
问：“河殇”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提出了一种解释，也就是现在很时髦的金观涛理论：超稳定结构，另外，也有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提出批评，你以为如何？
刘晓波：我承认我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最后走投无路，如果你把问题归结为政治腐败，再及文化腐败，就会问：为什么孔子的思想能统治中国这么多年， 至今阴魂不散？我没法回答。我说过可能与人种有关。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 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不要埋怨别人，反传统与革新要从每个人开始，中国打倒“四人帮”之后，人人都成了受难者，或是反“四人帮”的英雄，他妈 的，文革时你干什么去了？那些知识分子写大字报比谁都写得好，没有土壤，毛泽东一个人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
问：你常提到“人格”，你认为中国人在人格、人性素质方面，甚至在人种方面，同西方民族有什么差异？
刘晓波：我只能说一点，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以哲学而言，西方有最好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思辩哲学家、宗教哲学家、非理性哲学家和逻辑学者，他们能 把人身上所具有的每一创造力，都发展到一个极致和非常漂亮的地步。要非理性，就有尼采式的那样全非理性的学说；要逻辑，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有罗素的数理 逻辑，有笛卡儿、莱布尼兹的逻辑，精细严密到你毫无办法！中国人有什么？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
问：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人智能不低啊。
刘晓波：那我回答不了。从制度、文化推到人种上去找？我无力去天空几十万年前的历史。中国人一直傲称古代四大发明，西方古代以来几百大发明都有了，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四大发明对中国今天惟一的意义，就是遮羞布！
对孔孟之道的批判
问：你曾宣称要彻底埋葬孔孟之道，在它的废墟上能建立现代中国文化，如果一个民族完全否定了她的传统文化、失去了基础，如何建设一个新文化？
刘晓波：传统文化只是提供了一个否定的基础和起点，不是继承和承袭的基础。我认为孔子是个庸才，孟子比他有智慧，他承认的天才是庄子，从哲学上 说，孔子什么都不是，孔子的学说是一种入世的为政治服务的学说，汉代把它变为统治工具，它的生命到汉代就该死亡了，奇怪的是这么多年还没有死亡！不过，它 面对新世界已经死亡了。西方有人喜欢孔子，不奇怪，因为是多元社会，但是在一元化的社会中，最好的东西也没用。所以孔子在东西方的意义不一样，如果中国是 个多元化的政体，我不反对别人信仰马克思、信仰基督教、信仰孔子，但当前的中国，你信仰马克思就等于信仰一种思想独裁，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统治阶级的 工具，是棍子，不具有理论意义。
问：有人认为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成功是儒学的胜利，证明儒学还有现代价值。
刘晓波：这是胡说八道！也是忘恩负义。台湾、南韩、新加坡都有美国支持，日本也是，如果没有美国的人权观念的约束，这些国家可能什么都没有！这 是东方人的丑恶，东方人面临着人的解放的问题，中国是一架政治机器，日本是一架经济机器，每个人都是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台湾、日本的人权问题表示解决， 香港解决了西方近代的个人主义是功利化的，它争取的是政治与经济的权利，但现代存在主义哲学追求的则是生命意义上的个性解入，这是一种“纯哲学”。
问：哲学问题我们只能点到辄止了。不如你说说，你如此反传统，是否同意全盘西化？
刘晓波：现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论自由、法律至上。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不存在理论问题，只有政策问题，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 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我把西化叫 做国际化、世界化，因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性”这个词。中国就讲不清什么是“中国 特色”。
问：据了解，大陆思想界对你阁下的这些高见，颇有一些如“走极端”、“绝对化”的批评，你有何辩解？是否有意赋予它的特殊意义？
刘晓波：不是，我的声音只属于我自己，那只是中国的一种声音，别人搞条理很清晰、论证很严密的学问，我不反对，但我的方式就是这样，无以名之， 但并不妨碍我欣赏西方的科学哲学。它严密的论证环环相扣，但我不会那样写，我的极端应有存在的理由，我并不要求别人和我一样。我不喜欢钱钟书那样写一条后 引好几十条考证式的文章，那是他的一绝，我承认他的价值，虽然我可能认为他很荒谬。
问：你的思路和表达方式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是怎样形成的？通过思辩、经验还是人生的独特背景？
刘晓波：我向来不喜谈“我的治学之道”，没什么道，只不过我与别人不同，其他没什么好谈的。有的人动辄谈成材之路……他妈的，你有什么资格给青 年人做楷模，当青年导师！我很欣赏无法之法，每个人只有自己的方法，无统一的方法，做学问做人皆如此。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都是别人的坟墓，不要走别人的 路。
对四大思想领袖的批判
问：请你介绍一下，海外所说金观涛、李泽厚、方励之、温元凯是中国四大思想领袖，符不符合实际？
刘晓波：某种情况下是符合的。不过，方励之要除外，只有李泽厚、刘宾雁、金观涛，他们和青年的关系是伯乐和千里马。他们的“伯乐欲”特别强，他 们要不断发现人，给青年人写作，而年轻知识分子又要依靠大树来生活，进入名人圈子。中国不是千里马多，而是伯乐多，故尔千里马多。中国名人征服人的办法不 是打不是骂，是抚摸你、关怀你，用类似女性般的温柔去同化你。
问：他们四大领袖的思想在中国究竟有多大影响力？
刘晓波：非常大。金观涛、李泽厚很有市场，尤其在大学生中，青年导师嘛。我演讲时，别人请教，我就说不向任何人教任何东西……我为什么要演讲， 一是自我感觉好，二为了挣钱，不给够一小时多小钱，我就不去。钱是一种自我评价，有了一定数量的钱，你的生命也就随着开放到一定的广度。(众笑)我太清楚 了！有次去北京友谊商店，见到一瓶160元外汇券的酒，当时我站在那瓶酒前面，感到自己是个弱者，完全被粉碎了！他妈的，你刘晓波出名、演讲，有什么用， 这瓶酒都不能征服它！
问：四大思想领袖对青年的引导，你认为是否全是正面的？有无负面的成分？
刘晓波：我先要排除方励之，我认为他不是青年导师，他要自封的话，我也不喜欢。(问：为什么？)他有什么资格!!(问：他事实上已经是导师！) 这叫做中国人制造偶像的先天遗传，有些人不愿当偶像，是别人把他推上去的，就像一个为掌声而跑的运动员。方励之人过的最大的关，不是和当权者的关系，而是 和崇拜者之间的关系，是面对鲜花和掌声应该怎么办？我认为，他们每个人对青年的引导基本上是负面的。
问：这样说来，中国思想界对青年一代的影响是一片空白了？
刘晓波：中国现在的“文化热”是虚幻的，中国人的素质这样低，一个农业文明生存方式的国家，在十年内走完了西方两千年的精神进程，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派，似乎都接受了，但什么也没有接受，什么都玩了，什么都不地道、不深入，新名词只能满足人们的虚荣心。
问：你可否说一点你对李泽厚的“挑战”？
刘晓波：李泽厚与刘再复有一个对话，谈对青年人的态度，说他们过去“整体地支持青年人”。过去我说过再不同庸才作战了，现在我要和庸才作战(我 承认我也是庸才)。我和他们论战时是指着鼻子骂的，但他们明明骂的是我，却不指出来，说现在年轻人分化了，对有的年青人要重新看。他们的心态是：当你承认 他是伯乐时，他就整体地支持你：你想叛逆他时，他就不支持你。刘再复在文章最后说：“青年人，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是爱你们的！”他妈的，你那个爱值几个 钱？谁要你的爱！你高高在上，赐给我一个爱，谁稀罕你！你的自我评价太不准确了！他以为爱一个人，别人要感激他，跪下叩头——没那码事！他们三位青年导师 (不算方励之)的态度本身就很“操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救世主人格。
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判
问：你86年发表了关于文学危机的惊人之论后，现在你看中国文学有了多少变化？
刘晓波：对大陆文学我想说的只是：没有好的东西。不是不让写，而是写不出来。我较喜欢的作家是残雪，他有远到世界水平的潜力，他的感觉很奇特， 那种阴冷的、恐怖的、折磨人的感觉，他的“苍孝的浮云”我很喜欢。我早就想写关于他的评论，迟迟未动笔，是想看看他还能不能写出好东西来。我评价一个作品 有两个参照系，一是国内的，一是世界的，往往国内一流的作品拿出去也不能跟别人比。
问：中国作家的创作向西方借鉴的情况令人满意吗？
刘晓波：西方文学影响该唤起中国作家内心的生命力才有效，如鲁迅受到很多外国影响，但他的“阿Q正传”绝对是中国式的，现在有些作家抄西方的意 境和结构，比如高行健的“车站”把“等待戈多”的结构全部照搬过来，竟被认为是“创新”，这种庸俗是高级庸俗，比模仿句子更可怕。寻根文学也抄“百年孤 寂”的神神怪怪，陈凯歌他们也有这种情形。
问：你自己的文章与理论呢？
刘晓波：我承认也有拾人牙慧的地方，但我承认要切切实实的学习，因为我是在文化沙漠中成长起来的。我要感谢马克思的是，我在文革中能看到的书只 有马克思选集，马克思给我提供了不少西方哲学史的线索，是当时“走向世界”的惟一桥梁。我看过马克思全集四十多卷，可以大段大段背下来。马克思前期的作品 不错。
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问：马克思主义近几年受到了冲击，它是否在中国已走向衰落？或失去了生存的价值？
刘晓波：马克思给我惟一的震撼，是它不妥协的批判态度。他的历史主义方法也有一定道理，其他不少则是胡说八道，如他对西方社会结构的分析：剥削 者与被剥削者、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就太简单，没有看到各阶层互相制约的关系。严格地说，阶级的概念在西方已不适用了。马克思的两分法只适用于专制社会。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只不过是西方传统的一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圣经中的天堂。到摩尔的乌托邦，到康特拉的太阳城，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想 的混蛋的地方是，它说这理想明天就会实现：资本主义准备好一切物质条件，只要一革命就能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的理想太廉价了。
问：你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处在历史的什么发展阶段？
刘晓波：还没有走出农业文明。
问：是不是要补资本主义的课？
刘晓波：必须补课。
问：那么，今天中国的路线还是顺着农业社会的惯性在走？
刘晓波：是的。不过，它在调整它的专制，因为它面临危机。
问：中国可能在根本上加以改造吗？
刘晓波：不可能，即使一两个统治者下决心，也没办法，因为没有土壤。
问：那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
刘晓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问：十足的：“卖国主义”啦。
刘晓波：我要引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 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问：你是说，中国还要走香港的路？
刘晓波：但历史不会再给中国人这样的机会了，殖民地时代已经过去了，没人会愿意再背中国这个包袱。
问：那怎么办呢？岂不太令人悲观？
刘晓波：没办法。我对整个人类都是悲观的，但我的悲观主义并不逃避，即使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又一个悲剧，我也要挣扎，也要对抗，我不喜欢叔本华而喜欢尼采，原因便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