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秦晖先生的文章《宗族认同与人心散聚》，颇感戚戚焉，那正是我想说而尚未出口的问题。本来依学识和思辩能力，这问题由秦先生谈最为合适，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没有就某些问题做进一步开掘。我不揣浅陋，试图为他补上一些缺遗。
如果能够一言以蔽之曰：什么是人类社会历史？有人认为是物质文明的发展史，有人认为是不同文明的碰撞史，还有人认为是阶级斗争史，等等等等。我则认为，人类历史就是认同史。
《诗经》唱：“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荀子说：“人生不能无群”，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从动物群居的本能不断向主动寻求同母、同父、同祖、同族、同宗、同乡、同胞、同类、同盟、同心、同德、同志发展。结果是不断扩大认同体的范围：从血缘到地缘、到利益、到精神。
从一个山洞增大到聚落，从聚落膨胀为城邦，从城邦扩张为国家，从国家粘连出这个“盟”、那个“约”的国际联合组织，都离不开认同的共有底线。
统治者之所以重视“民心”，就在于可鉴、可防、可控、可用的认同感。
一个家族的损衰，除去天灾与战争，往往是其内部父母恶嚣、兄弟反目、勃谿相向，因而认同感降低造成的。
一个国家的败亡，千条万条都可以归结为被统治者对统治者、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崩溃了。
无论是生活穷困、还是强敌环伺，都不如认同感即民心散了可怕。
认同意味着拥戴、顺从、建言、赞赏、合作、同仇敌忾；而不认同则相反：反对、抗拒、批评、沉默、不跟你玩。
民心散了，认同感没了，必然出现冷漠、麻木、蔑法、无德、仇恨等等的负面情绪与行为。
家族为了增加认同感，在天然的血缘关系（家谱）之外，还用共有互助的经济、强制执行的家法家规、苦口婆心的家训，强化着认同心理的培养。
国家为了增加认同感，则在地缘和文化传统之上，以救济为主的福利、抵御外侮的能力、强迫遵循的法律及反复灌输的意识形态，巩固着认同心理的存续。合格的统治者，善于聚拢社会各阶层；差劲的则制造并扩大分裂。
战国末年，面对即将诞生的统一王朝，多少学者踊跃建言，其中韩非子和《吕氏春秋》分别代表了两种主要的政治思想。他们都从历史认识到，“国无常强，无常弱”，都有深重的忧患意识，但是对统治者如何保强防弱，看法不尽相同。《吕氏春秋》赞同《周书》所说：“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仇也。”所以偏重于巩固统治基础，收拢“民心”。认为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因此，对民众不能施行苛政，要把握一个适当的限度。《吕氏春秋》的思想接近荀子。荀子也曾引用古书所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主张施惠于民，只有庶人得到好处安定了，统治者才能太平。其徒韩非则反其道而行之，斥责“得民心”说是“不知政者”。他认为治理国家的手段有三条：第一、用“利”引诱民众为我所用；第二、用“威”震慑民众；第三、用法律的“名”整治民众。始皇把吕不韦和他的警示都抛弃了，虽然杀了韩非，却采用了他的主张。结果，众所周知。
对此，我们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说什么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自欺欺人嘛！两千年僵死的思维何时了？“百代行秦政”的惯性何时刹车？
当今中国统治者继承了前辈欠下的累累血债遗产，不深自省，改恶从善，反而变本加厉从经济到政治到文化各方面都严重损及普通民众的利益，该管（如对教育、医疗等的投入）的不管，不该管（如言论自由）的硬管，使不同阶层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离心倾向。而损害者还威胁并禁止被损者发声，又进一步推进了民众的反感，深化了不认同感。
四十年来，统治者增强民众认同感的唯一措施，即把他们引导驱向追逐攫取经济利益的恶性竞争漩涡。但是始料不及的是人们在扑腾挣扎之后却激发出更大的离心力。富裕起来的大佬们有分庭抗礼，掌握自己命运的需求，而继续贫穷的人们则更受不了羡慕嫉妒恨的折磨。只要上网一看就知没有哪个阶层对自己的处境满意。不满意，怎能认同？除了不断升级严防死控措施外，仍然只能尽量维持经济不下滑，保证民众生活水平不跌落，使民众聚焦于逐利的赛跑中。然而在全球经济低迷萎顿，而且自家越来越孤立，被各大经济体共同围剿的形势下，能办到吗？如果还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这都不是事。但对执政者的认同感早已挥霍殆尽，只要民众生活水平不保，别说民众会揭竿而起，统治集团内部为了维护统治，大概会首先政变，就像以往做过的那样。
林彪事件后，毛要求党内高层品读《晋书》中谢安，桓伊等四人的《传》，借此敲打周恩来等人要同心协力辅佐他。毛不是不知民心的重要，而是那时的他真不需要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只要全力对付“萧墙”之内就行了。现在的统治者，腹背受敌，四面楚歌，既要防止祸起中南海内，也担忧各地民众的不驯服。
也许现在的统治者比以往更真切地感受到，曹操说的坐在火炉上的滋味，不，坐在火山口上的恐怖感。
“民言无嘉，憯莫惩嗟。”民众怨声载道，上层还不知警醒吗？外无颜值，内不修德，对民心的控、驱、用的筹码还有几何？
近日读到秦晖先生的文章《宗族认同与人心散聚》，颇感戚戚焉，那正是我想说而尚未出口的问题。本来依学识和思辩能力，这问题由秦先生谈最为合适，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没有就某些问题做进一步开掘。我不揣浅陋，试图为他补上一些缺遗。
如果能够一言以蔽之曰：什么是人类社会历史？有人认为是物质文明的发展史，有人认为是不同文明的碰撞史，还有人认为是阶级斗争史，等等等等。我则认为，人类历史就是认同史。
《诗经》唱：“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荀子说：“人生不能无群”，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从动物群居的本能不断向主动寻求同母、同父、同祖、同族、同宗、同乡、同胞、同类、同盟、同心、同德、同志发展。结果是不断扩大认同体的范围：从血缘到地缘、到利益、到精神。
从一个山洞增大到聚落，从聚落膨胀为城邦，从城邦扩张为国家，从国家粘连出这个“盟”、那个“约”的国际联合组织，都离不开认同的共有底线。
统治者之所以重视“民心”，就在于可鉴、可防、可控、可用的认同感。
一个家族的损衰，除去天灾与战争，往往是其内部父母恶嚣、兄弟反目、勃谿相向，因而认同感降低造成的。
一个国家的败亡，千条万条都可以归结为被统治者对统治者、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崩溃了。
无论是生活穷困、还是强敌环伺，都不如认同感即民心散了可怕。
认同意味着拥戴、顺从、建言、赞赏、合作、同仇敌忾；而不认同则相反：反对、抗拒、批评、沉默、不跟你玩。
民心散了，认同感没了，必然出现冷漠、麻木、蔑法、无德、仇恨等等的负面情绪与行为。
家族为了增加认同感，在天然的血缘关系（家谱）之外，还用共有互助的经济、强制执行的家法家规、苦口婆心的家训，强化着认同心理的培养。
国家为了增加认同感，则在地缘和文化传统之上，以救济为主的福利、抵御外侮的能力、强迫遵循的法律及反复灌输的意识形态，巩固着认同心理的存续。合格的统治者，善于聚拢社会各阶层；差劲的则制造并扩大分裂。
战国末年，面对即将诞生的统一王朝，多少学者踊跃建言，其中韩非子和《吕氏春秋》分别代表了两种主要的政治思想。他们都从历史认识到，“国无常强，无常弱”，都有深重的忧患意识，但是对统治者如何保强防弱，看法不尽相同。《吕氏春秋》赞同《周书》所说：“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仇也。”所以偏重于巩固统治基础，收拢“民心”。认为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因此，对民众不能施行苛政，要把握一个适当的限度。《吕氏春秋》的思想接近荀子。荀子也曾引用古书所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主张施惠于民，只有庶人得到好处安定了，统治者才能太平。其徒韩非则反其道而行之，斥责“得民心”说是“不知政者”。他认为治理国家的手段有三条：第一、用“利”引诱民众为我所用；第二、用“威”震慑民众；第三、用法律的“名”整治民众。始皇把吕不韦和他的警示都抛弃了，虽然杀了韩非，却采用了他的主张。结果，众所周知。
对此，我们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说什么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自欺欺人嘛！两千年僵死的思维何时了？“百代行秦政”的惯性何时刹车？
当今中国统治者继承了前辈欠下的累累血债遗产，不深自省，改恶从善，反而变本加厉从经济到政治到文化各方面都严重损及普通民众的利益，该管（如对教育、医疗等的投入）的不管，不该管（如言论自由）的硬管，使不同阶层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离心倾向。而损害者还威胁并禁止被损者发声，又进一步推进了民众的反感，深化了不认同感。
四十年来，统治者增强民众认同感的唯一措施，即把他们引导驱向追逐攫取经济利益的恶性竞争漩涡。但是始料不及的是人们在扑腾挣扎之后却激发出更大的离心力。富裕起来的大佬们有分庭抗礼，掌握自己命运的需求，而继续贫穷的人们则更受不了羡慕嫉妒恨的折磨。只要上网一看就知没有哪个阶层对自己的处境满意。不满意，怎能认同？除了不断升级严防死控措施外，仍然只能尽量维持经济不下滑，保证民众生活水平不跌落，使民众聚焦于逐利的赛跑中。然而在全球经济低迷萎顿，而且自家越来越孤立，被各大经济体共同围剿的形势下，能办到吗？如果还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这都不是事。但对执政者的认同感早已挥霍殆尽，只要民众生活水平不保，别说民众会揭竿而起，统治集团内部为了维护统治，大概会首先政变，就像以往做过的那样。
林彪事件后，毛要求党内高层品读《晋书》中谢安，桓伊等四人的《传》，借此敲打周恩来等人要同心协力辅佐他。毛不是不知民心的重要，而是那时的他真不需要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只要全力对付“萧墙”之内就行了。现在的统治者，腹背受敌，四面楚歌，既要防止祸起中南海内，也担忧各地民众的不驯服。
也许现在的统治者比以往更真切地感受到，曹操说的坐在火炉上的滋味，不，坐在火山口上的恐怖感。
“民言无嘉，憯莫惩嗟。”民众怨声载道，上层还不知警醒吗？外无颜值，内不修德，对民心的控、驱、用的筹码还有几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