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父亲去世三周年的时候
2014.1.10
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赶上文革，记得每个学期开学报到注册的时候是我最尴尬的时候。报到时， 班主任老师坐在桌子前，将每一个学生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和家庭出身等记录在一本册子里。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每次我都是等大多数同学都报完了，老师旁边没有同学了，我才上前去小声地将上述逐项报给老师，每次报到家庭出身的时候，总是用小到不能再小的声音迅速地挤出两个字“地主”，说完之后总是恨不能有一个地缝钻进去。
我刚上小学时是在省城我母亲教书的大学的子弟小学上学，那时还好些，因为同学中有不少家庭出身和我差不多的。后来随着文革的深入，奶奶因为是地主婆，被从城里赶回老家改造，父亲进了干校，哥哥自己留在城里上初中，我随母亲一起下放到农村。在村里的小学上学，一个班上同学的家庭出身都是贫下中农，估计农村地富子弟连小学都不让上，我的处境就更尴尬了。后来母亲知道了这事情，就很生气地教我跟老师讲，我应该是“革命军人”家庭出身，因为父亲和母亲很早就脱离了“反动家庭”，在解放前上大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党，大军打过来后又都参加了解放军，解放时都在部队上，是革命军人，所以我应该是“革命军人”或者“革命干部”出身。听了母亲一席话，我很高兴，觉得我一夜之间就要大翻身了。后来我去找老师谈，老师回道，家庭出身只有工人、市民、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地主和资本家，不同意我填“革命军人”，于是我就顶着个“地主出身”从小学顶到高中。
在农村时同学们都不知道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大家一起玩的挺好。我们村上有一个地主，据说他们家解放前养的一条狗像小牛一样大，我看到这个地主时，他是全村穿着最破烂的一个，见人都是躲着走，村里的孩子们若是在一起玩时候碰到他，总是向他身上投土块，骂他“狗地主”，他也不躲避土块，只是低着头加快速度走过去。看到这种场景，我心里总是砰砰地跳，设想着如果村里的孩子们知道了我是地主出身的话，我该如何对付。记得有一次一个村里的孩子问我是什么出身，还没等我回答，另一个叫王长江的孩子抢在我的前面答道，那还用问，城里来的都是工人嘛。 为了这个无意中的解围，王长江这个名字我一直记到现在。
记得上初中报到时，那时已经回到城里了，我和一个小哥们一起去报到，他父亲是印尼归国华侨，班主任老师问他出身时，他答道“贫农”，老师一脸讥笑地问 道“你是贫农出身”，这哥们红着脸答道“我妈家是贫农”。这哥们的父亲就在我们中学教数学，老师也就没有再难为他。 轮到我了，老师问到出身，我从牙缝里挤出了俩字儿“地主”。后来老师在班上讲到，有些同学不隐瞒自己的家庭出身，这样很好。我知道这是表扬了我，同时又隐喻地点了我的小哥们。 我不是不想往低成份上靠，只是我知道母亲的工作证上出身一栏也填的是“地主”。
后来到了1977年高考，哥哥要填写志愿，父亲和母亲着实费了一番功夫，生怕报不好碰上了保密专业，政审通不过被刷下来。也就是到这时候，我才知道父亲和母亲的家庭远比我知道的要复杂的多，祖父不仅有地，还是国民党县参议长，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了。外祖父解放后一直被关押到六十年代末，母亲的大舅是1975年最后一批被特赦释放的国民党战犯，我这才知道什么叫“反动家庭”。也就是到这时我才明白，当年部队到中学招小兵，父母虽是在省军区有许多老朋友老关系，我提过，父母却没支持，原来是政审这一关就肯定过不去。
父亲和母亲虽是革命夫妻，可是他们的这桩“革命”婚姻却是由上一辈的两个“反革命”（我的祖父和外祖父）订下的。祖父和外祖父解放前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也相识，订下了这桩婚事，父亲和母亲虽然上大学时思想激进却也遵守了父辈订下的婚约。 2007年我二姑来美国看我表姐，也在我家住了一个星期，二姑提到在他们兄弟姐妹五个中除了我父亲和我大姑的婚姻是由家庭包办的外，其他三个都是自由恋爱自己做主的，可是这三个自由恋爱的婚姻却都因配偶早逝而不够圆满。
父亲从解放后一直到2011年去世都没有回过老家，当年将祖母安葬在老家也是由叔叔和小姑操办的。我一直试图揣摩父亲的心里，这场革命最终革到了自己父亲的头上，这样一个结局应该不是他所始料的。我从小就知道老家在哪里，也向往着能够去那片经由别人描述过的土地看看。直到2012年春，趁我还在国内工作，这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一年多了，我来到了老家的县城，包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个很热情的小伙子。我隐约记得母亲说过，她们家原来在县城里的房子解放后被征用做了县卫生局，现在的卫生局早已不在原址了，司机就打了几个电话，最终落实了老卫生局的位置。到了地方一看，是一些大概建造于八十年代中期的四层住宅楼，我所希望看到的老宅子是荡然无存了。我们随即驱车前往父亲在乡下的老家，老家距县城很近，很快就到了。我曾经听外祖父讲，我父亲的祖上在清朝是大都是做官的，晚清曾有做到两河总兵的，家里的祖宅十分气派，有三进三出的院落，二姑在美国时也提到她记忆中家里院子里的玉石鱼缸和开着不同颜色花瓣的石榴树， 外祖父又告诉过我，你是看不到了，一把火全烧了，接着又加了一句，这些泥腿子。
村子就在国道边上，进了村子，村子不大， 路上也看不到人，司机一边说着要找一个年纪大的问一问，一边把车停在了路边。这时有一个看起来有七十岁左右的老人迎面走来，我赶忙下车迎上去，向其打听祖母的墓地，我先是提到祖母的名字，他摇了摇头说不知道，我想起来一些亲戚管祖母叫“五婶”，就说大家都管她叫“五婶”，听到“五婶”这老人连连回应道，知道知道，还提到了祖父的名字，说成份很高。于是让这位老人上了车，带着我们去了祖母的墓地，我在坟上放了一束带来的鲜花，站了一会儿，回想着一些祖母在世时的情景，转眼间祖母已经去世二十年了。回到车旁边，我问老人是否知道我祖父的墓地，老人答道，应该是葬在一起了。我又回到坟前站了一会儿，在脑海里勾画着我那从未谋过面的祖父，姑姑说祖父长的高大白胖，母亲说和我沉默寡言的父亲正好相反，祖父喜欢开玩笑讲笑话。
回到车上我问老人是否知道家里的祖宅在哪里，老人答道，知道，我带你们去。我喜出望外，以为真还能看到祖宅。车开回了村子又到了村西边，下车步行向西经过了一汪水塘，又向北进入了一片树林，老人停了下来，我正犹豫着，他开口了，就是这里，还一边说着一边比划着，这树林一直到那水塘都是。我这才意识到，祖宅早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变成了一片树林。我走进了树林深处，四面望去，想寻觅一些过去的踪迹，除了树干，没有看到任何我希望看到的东西，又四下望去，看到不远处有一角裸露的青灰色，像是一块青砖，是一块青砖，地太干，连忙找来一截树枝作为工具，把土刨开了，是四分之一块青砖，擦掉了砖上的泥土，小心捧在手上，这就是祖宅最后的纪念了！
临走时，我塞给了老人五百块钱，老人推让了数个来回，最终还是收下了。我能看得出来，这里的村民并不富裕，这个曾经在河南是相对富饶的地区，却在过去三十年迅速工业化的过程中，抱着粮仓的包袱，落后了。车轮卷起一帘薄薄的尘土，那位不知名的老人渐渐地模糊了，我能看到的仅是树梢上一片春天的嫩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