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眼三十年的光阴岁月，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年呢？那年我在北京读大学二年级，我的性格较为内向，不是那种喜欢站出来振臂一挥带领大家往前冲的主。整个运动过程中，我既是参与者也是旁观者。更多的是旁观者。
第一次看到游行队伍是胡耀邦的追悼会前一天夜里。当时晚上八点多，我路过友谊宾馆和双榆树的十字路口，正巧被从北大出来的游行队伍挡住。队伍向天安门方向前进，队形整齐，同学们各个表情严肃，时而有口号传出，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是“打倒共产党！”，并且多次重复。若不是亲耳所闻，我根本就不相信当时北大的同学有如此激进。这样的口号在之后的运动中再没有听到过，直到六四开枪之后。
罢课期间，我不停地在各大校园转悠，主要是浏览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媒体没有自由，唯一能够公开发表言论的地方就是大字报。校园的食堂进门两侧的墙壁是黄金地段，更新的也最频繁。回想一下当时学生对自由民主的认识确实比较幼稚和单纯，但是基本方向其实很明确，那就是我们要像西方那样的自由和民主，摆脱一党专制。
当年邓小平不惜血腥镇压也要换来二十年的稳定。从他的角度看实际上非常容易理解，作为中共政权的奠基人之一，他清楚地知道这次危机的根源，如果他妥协了，中共的根基就动摇了。他又如何面对同他一同打下江山而先他而去的战友们呢? 他做出了他所能做出的对他来说唯一能够接受的选择。在过去三十年里，他的一个又一个继承者在六四问题上也都没有妥协，因为这关系到中共的存亡问题。之后在东欧和苏联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更加印证了他们的判断。
六四镇压也确实赢得了稳定的发展环境，不是二十年，而是三十年，很可能还有更长。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没能溶进西方的自由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差距，伴随着官僚资本的不断扩张，发展到了今天，终于酿成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川普在对中国发难的开始其实并没有想那么多。就如发难墨西哥，加拿大一样，他只是想要有一个更公平的贸易环境。美国人对意识形态的要求其实比想像的要低很多，否则当年尼克松也不会访华。然而他的这个要求必然触及中共的底线。特别是取消政府的补贴，这就好比要中共放弃国企，触及到了社会制度的根本。如同当年学生们要求摆脱一党专制一样，中共不可能就此妥协。中美的贸易战，其本质是两种制度的之间的战争。是自由贸易和国家资本主义之争。
三十年过去了，中国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加入世贸使中国加速发展，但由于制度始然，使中国无法实现当初入世时许下的诺言。不过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世界的大门对中国敞开了，唯一的条件是中国要遵守自由世界里的游戏规则，可惜这规则是与中国的社会制度相背的。你让中共如何选择呢?
长安街上的血迹早已被洗净，墙上的弹孔也早已抹平。但留在心灵里的创伤却仍然没有愈合。我们还需要再等多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