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全国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这件事叫人百思不得其解：自解放以来多少次清查，抓了多少特务和反革命。那么多次运动还不够，还要这样依靠打“人民战争”的形式来寻找解放前的“叛徒”？这样整错的肯定比抓对了的要多几百倍啊！我猜想，毛主席可能是想先把群众引导到大抓叛徒上面，再从中寻找刘少奇等人是叛徒的证据。把刘邓等人打成“叛徒”、“特务”要比把他们仅仅打成“走资派”要容易搞臭得多。到后来，我下农村后才知道：广大农民对刘少奇的“三自一包”都是双手拥护的，都说就是靠这才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如果仅仅说他们是“走资派”很难被搞臭。于是，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专案组，专门审查原先的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审查他们解放前的所作所为。看他们是不是漏网的“叛徒”或者“特务”。
刚从新疆回来，还没休息两天，革委会主任杨德海就把我找去。要成立“清理阶级队伍专案小组”，他要我参加这个小组，并且和他一起对原校长袁福进行政审。
我们粗粗看了一下袁福的档案，觉得他解放前夕的一段经历很不清楚，似乎隐瞒了什么。那段时间他和地下党脱离了关系，去过湖北下面的某些地方。究竟在那里干了些什么？需要去调查一下才能搞清楚。于是，我们准备了一下，七月十八号就出发了。
首先我们沿江乘船往上，两天后到达沙市。那时的沙市是闻名的“卫生城市”。没有蚊子，晚上睡觉不用蚊帐。休息了一天继续上行，到了枝江县城。找革委会转介绍信后，再步行到董市。那里是袁福当时呆过的地方，也是他的老家，许多亲戚都还住在那里。
我们在那里整整呆了两天。找了好几个人，但都说得吞吞吐吐。有人说他曾经带着他的夫人到外面去了几天，其它时间都在这里没有外出。由于有些当事人到松滋去了，我们又乘船到枝城，再坐车去松滋。那时的公共汽车不像现在，好多就是大卡车，跑起来漫天的灰。就这样还不一定买得到票，所以大家都没有怨言。
外调后，我们在返回途中经过杨德海姐姐的工作单位——松木坪电厂。那里正在搞武斗，两派闹得不可开交。她姐姐当时是在台下的一派，被整得很厉害。所以希望他弟弟能帮忙送些材料给省委，解决这里的问题。杨德海决定先返回武汉，让我一个人继续外调。
我一个人继续乘船到宜昌，找到几个袁福的同事，还到宜昌市档案馆查找了很多解放前的报纸。那里经常登有共产党员声明退党的启事，这些就是当时抓叛徒的“铁证”。其实，里面也是真真假假。有人明明牺牲了，但国民党偏要登个脱党启事，叫你死了还要被自己人恨。也有的是上级为了保存力量，指示被关押的党员在不泄漏机密的前提下，登个启事就放出来再干革命。总之情况多种多样，但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很难讲得清楚，这不是铁证如山吗？不少人就这样挨整，甚至被整死。
最后，我又一次坐上去秭归的轮船，但这次是要去兴山找袁福原先的夫人。到了香溪码头，由于山上塌方，通往兴山的公路不通，只好在码头停下来。第二天早上，开来了半个月来的第一辆汽车。一些胆子大的，有急事的人爬了上去。汽车走走停停，路上到处是巨石，推土机正在开路。山上的大块石头摇摇欲坠，叫人看了胆战心惊。但就是这样，车才走了一大半路就坏了，无法通行。剩下的二十多里地要靠自己双脚走。傍晚才到达兴山县城，住进了招待所。
考虑到交通问题，我连夜调查袁福的前妻。她叫李久英，在县新华书店做售货员。书店的头头也一起参加调查。一直搞到半夜，她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事情的全部过程：原来袁福在外面搞地下党活动期间，她被在枝江的亲戚强奸了，并怀了孩子。正在这时，袁福由于形势突变，和地下党失去了联系，此时就回家了。他看到了这个情况，而强奸她爱人的那个家伙在家族里很有势力，他们两个只好跑到宜昌偷偷地把胎打掉了。袁福后来就和她离了婚，回到武汉和地下党恢复了联系。而李久英不愿回枝江，就从宜昌到兴山找了一份工作。
我看到这些私人之事有些哭笑不得。这些事情本来写进档案里也没有什么，而且事情发生于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很容易搞清楚的。结果留下一堆疑问，何苦呢？
第二天我返回香溪。果然不出所料，从我乘船来后，这两天就没有船来。三峡已经封航！每个人都一筹莫展。这时来了一个机帆船，问有没有人去宜昌。大家都不做声，只有我和另外两个可能有急事的人壮着胆子上了船。船一离岸，立刻就像脱缰的野马在江里狂奔，即便开倒车也停不下来。水里不时有死尸在船帮子附近转来转去，恐怖极了！船开到三斗坪，歇息了一下。打开齿轮箱一看，天呐。里面打坏了两个齿轮！修理了好半天。好在已经出了三峡，水流也不那么急了，所以还敢继续开。
到达宜昌后。我赶快买回武汉的船票。八月十三号赶回武汉，结束了历时二十多天的外调。一回到武汉，我们立即审问袁福，落实外调情况。结果袁福很快承认了那些情况，写出的材料细节和我们调查的几乎一模一样。那时候没有手机等通讯设备，信件也没有那么快。所以外调的情况看来是准确的。袁福应当是没有问题，可以被结合到革委会去。
后来我又到襄樊和随县去过外调，但都没有很多收获。有的人根本就否定一切，叫你毫无办法。
再随后的日子我就天天呆在档案室里看各个人的档案。越看越感到恐惧和不安，觉得世界是那样的虚伪和无情。二附中有一个女教师，十几年来孜孜不倦地追求入党，几乎隔几个月就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档案里塞满了她的申请。但在档案里却写到：“此人不可重用！”。还有个人，里面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他有什么问题，但却被定为“特嫌”。这意味着，在那几十年里，他不仅时时刻刻受到监视，而且子女将被无缘无故地取消上大学的资格，并且找不到任何理由……。看别人的档案越多，越感到一只无形的手在毁灭无数善良人的一生。而这些善良的人们还在满怀信心地“跟党走”，愿意为党献出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文革中揭露出其他单位的情况也是一样。
例如：姚克方是原湖北省卫生厅厅长，曾经住在我们家隔壁。妈妈和姚妈妈关系非常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是南京中央医院院长，是当时国家级医药卫生专家。解放前夕，国民党命令中央医院撤往台湾，姚克方居然在蒋介石眼皮底下稳住不动。直到解放，把整个医院毫发不损地交给了共产党。他当时是冒着生命危险干的。蒋介石震怒之下曾在台湾下了通缉令，要把姚克方捉拿归案。由于他有功劳，解放后任命他为中南卫生部部长，后又任湖北省卫生厅厅长。在政治待遇上也是极高的，任省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他自己则是真心实意地跟着共产党走，把心思扑在卫生事业上，在解放初期培训了许多卫生人员。“文革”开始后，许多内部材料被揭露，其中就指明姚克方原来是共产党的“内控对象”。这位冒着生命危险为共产党干活并遭到国民党通缉的人，解放后尽心尽责地工作，原来还是不可信任的“内控”人物。那些受尊重和荣誉原来只是表象。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不论你在解放后如何忠心，如何拼命干活，始终还只是个“内控”对象，真令人啼笑莫名。
档案袋，是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口袋。档案袋里的秘密对当事人而言是永远不可知的。即便是不实之词，也不会给你任何申辩和解释的机会。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不是在专案组里，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秘密。可能永远对现实充满幻想，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