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大脑的自动筛选，“赭小”的老师，大多数在我的印象中模糊了，但周老师、席老师和吴老师的印象在我的脑海中却始终清晰可见。
周老师那时是市级优秀教师，带我们六年级班主任兼算术老师。他，瘦瘦高高的，留着二八小分头，不到三十岁，对我们非常严厉。上课时，如果谁打瞌睡或低头做沉思状，他的粉笔头就会突然、准确地砸到谁的头顶上。我不太喜欢算术，尤其对时间、距离和速度的计算公式怎么也搞不清楚，自然对周老师敬而远之。可是，在考中学时，还是碰到这样的题目。文革期间，周老师上调到市里的第八中学教数学，直到退休。
席老师教我们六年级语文。他的年纪也不大，秃顶，不拘言笑，可教学严格、认真，特别是在备考中学期间，对我们更加严厉。记得那时，他把每周一次例行的周记发展到每天一篇的日记，还常搞突然袭击让我们板演作文。我偏科语文，不怕他。记得有次，席老师头天布置我们第二天要写“日出”的作文。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和一位同学就爬上了赭山山的顶，可山顶上的杂草树木挡着我们看日出的最佳视角。没办法，我俩便敲开身旁市防火台的铁门，万般恳求警察叔叔让我们登上观火台看日出。观火台可是全市的防火重地啊，他当然不同意，可架不住我俩死皮赖脸的硬磨，最终让我俩上去了。
记得那时每天下午的第一堂课便是写毛笔字。有一天，我接连写了几个有个“讠”字旁的字，可就是歪歪扭扭不好看。席老师走过来，手把手的教我，顿时，“讠”站直了，字就好看了许多。我们班有个男生，毛笔字写的不是一般的好，特受席老师喜欢。可惜，独生儿子的他，家长从来不让他下水游泳，在小升中考试后，跟着会水的同学，站在青弋江大桥的栏杆上往下跳着玩，一下就没了影。
吴老师复员军人出身，教高年级体育兼校乒乓球教练。他，中等个、平头、粗壮、结实，大概也不到三十岁，胸前常年挂只口哨。上起课来，口令、口哨震耳欲聋。不知为什么，同学们，特别是男生不大喜欢他，还给他起外号。记得那年夏天时的体育课，他让男同学们扛着几根粗大的毛竹，领着我们，在学校附近一条名叫“十字沟”的小河理学游泳。我们班那些会水的男生高兴地在里面摸爬滚打”，我们女生都不会水，只能扶着毛竹，扒在两边用腿打水玩，后来不怕水了，才渐渐学学“狗爬”，在水里漂漂。自从学会“狗爬”后，我经常和一些同学们中午去那里玩水。班主任周老师知道这些情况后，每天下午的第一节课前，站在教室门口，用指甲抠一下某位同学的胳膊，发现皮肤上抓痕发白就罚站，后来，我和同学们变了个法子，上岸后用清水仔细冲一下身体，印痕就很难发现了。可能我是女生还是班干部吧，周老师从来没有注意过我，当然也从来没有罚站过。如今，我还没有忘记我的”狗爬“的游泳姿势，时不时的还能在泳池理扑腾两下。
由于“赭小”离“神山”不远，每年的清明节，全校师生都要步行去那里的烈士陵园扫墓。可我天生胆小，每年去“神山”的时候都是壮着胆子，不离开人群。可是，每当祭扫仪式结束，自由活动开始时，那些胆大的男生就开始漫山遍野地玩游戏“打游击”，有些胆大的同学还抛死人骷髅吓唬女生开心。有一次，为了躲避死人骨头，我不小心踩进了烂棺材缝里，吓得尖叫，拔腿就逃。直到如今，一想到这些，心里还是不舒服。
1965年夏天，我小学毕业。中考后的几天是阴历的七月十五。这天是佛教里“地藏王”的生日。赭山公园半山腰上的“广济寺”，号称“小九华”的山门里外，烧香的人群摩肩接踵。那天傍晚，我好奇的和几个同学，跟着人群，从大约三/四十度陡峭的石头台阶上手脚并用地爬进了寺门。平生第一次对着那些牛头马面，凶神恶煞，心里非常害怕的我，也跟着同学，随着那些拜佛的人群颤颤惊惊地对着庙里的地藏王、观音大士、肉身菩萨等菩萨磕头。过后，在返校的班会上，周老师要同学们举手承认谁去过“广济寺”磕了头，我举了手。周老师不但严厉地批评了大家一通，还特地不指名地批评了我，说是班干部带头搞迷信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从此，当时万般羞愧的我再也没跨过“广济寺”的大门。文革时，“广济寺”被砸，寺庙变成了工厂。文革后，寺里面的香火又重新兴旺起来。那年我回家，顺道赭山公园，花了五块钱的门票，又踏进了“广济寺”的门坎。可此时此刻早已不是当年的我和祂了。
时间过的真快！转眼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从当年一个娇小的女娃娃，变成了现在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小时候的很多事情大都模糊不清，然而，“赭小时代”的四年半时光，却永远鲜活地珍藏在我的心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