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夏天，仍然带着红领巾的我，考入了学制五年，师资和教学设备在全省堪称一流的安徽省重点中学---芜湖一中。
这一年的新生分五个班，我分在中一(五)。
中一（五）班的班主任兼生物课的謝老师是个身材矮小，胖瘦适中的中年女教师。她，剪着齐耳的短发，双眼皮、大眼睛，高而挺的鼻梁和小而薄的嘴巴，恰到好处地分布在微黑的圆脸上，说着一口软软的江浙普通话，给人一种亲切、妈妈的感觉。
謝老师是个极爱说话，且很风趣的人。 开学的第一次班会上，她就详细地介绍自己：她,五十年代毕业于某医科大学。因为怕血，怕死人，医大毕业后，分配到我们学校当了生物老师。她姓“謝”，不能简写成“谢”，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是她做人的准则。她还在我们的第一次生物课上，就她的名字中的“雄”字讲了约有大半堂的关于性别的名词解释。她说，要严格区分人类和动物的性别称呼。称呼人类，必须称男人、女人，而动物则要称雌、雄、公、母。她还说，不要因为她是女人，就把她的名字写成“雌”。她就曾拒收过一封称她 为“謝X雌”的学生来信。听謝老师讲课，同学们经常哄堂大笑。
謝老师的专业是医科，所以，她在课堂上除了教我们课本上的知识外，还常常讲一些课本上没有的，如男、女生青春期的生理卫生，以及一些日常生活中关于医学问题的小常识。这些课外知识，同学们都听的津津有味。有时候，直到下课铃响了，本该当堂讲的课本知识还没讲完，只好等到下堂课。很多上过謝老师课的学长们都说，上謝老师的课，往往一个学期下来，还有半本书是新的，但解剖课除外。要上解剖课了，謝老师在课前就准备好诸如蚯蚓、鱼、兔子之类的小动物。从讲解解剖程序到指导同学们解剖完毕，整堂课一气呵成，从不拖堂。謝老师从来不布置家庭作业，也从不考试。在那个注重分数和考试的学校和年代，謝老师的课，无疑地，使饱受各门功课紧张压力的我们，身、心都有了较大的放松。
作为班主任，謝老师还经常有事无事，到班上来转一转，看一看。同学们看见她来了，呼啦一下，全围了过来。大家缠着她，说这说那，非常高兴。同学们有什么高兴和烦恼的事都愿意说给她听。说的高兴了，謝老师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不高兴了，和我们一起皱眉。同学们，尤其是我们女生，都非常喜欢她。
文革开始后，我因为父亲被隔离审查，成了“黑五类”，我自然成了“狗崽子”，不能参加“红卫兵”，只好自觉的和一些同学去郊区农村参加夏收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在乡下听说，謝老师因为出身资产阶级家庭，被红卫兵造了反，剃了阴阳头，每天胸前挂着“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大牌子，站在校门口低头认罪，还时常被拉上街游行批斗。农村劳动回来后，我在校园里见过謝老师一次，因避嫌，没敢和她说话。
那年，回国探亲，我和一些同学去看她，几十年没见，謝老师老了许多，但还能很快地认出我们谁是谁。她对我们大家的工作和家庭都很关心。我们和她愉快地聊了整个下午，一点也不觉得时间的飞快。十几年前回国，听说謝老师得了老年痴呆症，也没敢去看她。前几年回国，想去看她，她却去了天堂。
